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0-10-1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930年
在古罗马，自由意味着当事人具有公民身份，不是奴隶，不受主人专断意志的制约，也不屈从于任何人。对古罗马人而言，一部共和宪法并不足以确保自由；还需要公民践行慷慨，也就是在对待其他公民时需秉持高尚而大方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自由的对立面是自私，罗马人称之为“奴隶性”——那是一种只从自己的需要、利益和享乐出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慷慨最宽泛的含义是指合乎伦理并且宽宏的态度，古人认为这对自由社会的团结和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自由与慷慨同义，被视为一种道德和公民理性，特别是对于贵族来说。慷慨这一概念在中世纪被附加了爱、慈悲，特别是慈善心等基督教价值。基督教徒无论贫富都被要求践行慷慨，但人们继续认为慷慨对“社会地位崇高”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男性的教育依旧倡导慷慨，认为“慷慨”的美德是自由和大方的社会所必须的。即使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精英和统治者仍被告诫要行慷慨之道，但同时强调，统治者在给予时不能随意为之，要注意适度花费。这与这一时期君主权力的扩张、宫廷社会和官僚体系的发展有紧密关联。新教仍视慷慨是一种普世的基督教精神，在早期的现代欧洲起到了维护现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的作用。在前往美国等海外殖民地的清教徒群体中，超常的慷慨与生存的困难联系在一起，为了保证群体的生存，他们十分强调公共利益。到17世纪中叶，欧洲人将慷慨作为必备的美德，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说存在什么自由传统，那就是这个传统。今天，许多人将霍布斯和洛克视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在本书作者看来，这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而且两人对慷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霍布斯彻底反对上文描述的自由传统。他宣称人的本性是暴力和自私的。所以需要君主专制。而洛克反对霍布斯，他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有能力了解并且遵从道德法则。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人们有能力慷慨待人，才有了以高度自治为特点的有限的君主立宪制。洛克指出教育儿童习得慷慨的重要性。自由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年轻人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实际上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自由主义，这个词和对应的概念还没偶被发明出来。慷慨倒是借由全新的传播形式继续得到提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启蒙运动时期的慷慨仍旧是一种主要与高贵出身和贵族精英相关的美德。约翰逊字典将“自由”定义为“并非出身卑贱”和成为“绅士”。和以前一样，人们广泛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并学到自由人那种“慷慨而善良的秉性”。这一时期的自由教育正是为了让“出身良好”的男童养成“真正慷慨并带有男子气概的性情”。启蒙运动延续了对慷慨的重视，同时也为这个单词注入了新的用法。慷慨的内涵得到扩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现了民主化。现在不仅可以谈论慷慨的个人，还可以谈论慷慨（自由）的情操、理念和思维方式。更多的人能够展现出这些情操、理念和思维方式。并且，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慷慨促进人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培养宗教宽容，18世纪，宗教宽容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随着宗教宽容的发展，慷慨不但与宗教宽容联系在一起，还与政治和司法改革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这一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变革，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与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不平等、社会道德秩序危机。在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看来，自私正在威胁维系社会的纽带，过分看重商业和财富使人们放弃了公民义务，使得社会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这一时期的一些改革派主张博雅教育应当更注重与公民相关的部分，强调爱国主义、对自由与公共精神的热爱，对宪法的热忱，积极的公民参与以及维护公共利益。自中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随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国王和皇帝会向城镇、公司或个人颁发特许状，赋予他们权利或特权。随着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商人已不再满足于这种特许状的“自由”，要求更多的自由贸易权利。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过度征税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强征便是违背了特许状，违背了自由权利。导致了美国十三个州的独立，十三个州各自通过的成文宪法差不多都基于同一原则：组建政府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观的转变相应地带来了“自由”一词用法上的变化。以前人们用它指代君主对臣民作出的慷慨且热爱自由的让渡，或者贵族经营宽宏和宽容的举止，现在它用来指代人民自主通过立法建立慷慨和自由的政体。获得独立后的美国人常常夸耀自己的宪法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各式充满爱国色彩的布道词也传播了这一理念。美国的布道者将基督教、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以传达这一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自由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18世纪的美国都不民主。“民主”就是无政府和暴民统治的代名词。不过美国亦不承认世袭特权。因此，它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展现出“真正高尚的慷慨情操和友爱”，这是每个人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作出的公民承诺。总结来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夜，“自由主义”这个词虽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劝诫人们践行慷慨（自由）在欧洲已经在数百年历史的传统了。这个词一开始指的是罗马公民的理想品格，包括对自由、慷慨和公民理念的热爱，后来逐渐被基督教化、民主化、政治化，以至于到了18世纪，它已经被用来形容美国宪法了。人们声称自由的宪法需要自由的公民——这些人热爱自由、慷慨大方、充满公民理念，并且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自己对共同利益所要承担的义务。他们只有通过博雅教育才能学到这种价值观。一些人还坚信这需要一种宽容、理性、对科学和自由探究保持开放态度的自由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这个词是1811年前后才创造出来的，拉法耶特和他的朋友斯塔尔夫人、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第一次赋予了它内涵。这一时期的自由派革命者赋予“自由”以美好的理念、情操，甚至是宪法等内涵。而贵族则仍认为自由意味着贵族义务，背后是一整套基于世袭特权的等级化社会政治制度。毫无疑问，许多法国贵族认为自己在这个传统意义上是自由的。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自由”一词形容的依旧是统治阶级宽宏和爱国的理想。在大革命的冲击之下，一大批英国思想家如柏克等人，仍坚守“自由”一词与贵族相联系的旧词义，并以此攻击法国国民议会代表，说这些代表只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肆意破坏的野蛮人和叛国者。在柏克看来，前不久美国人的独立革命争取的是历史上业已存在的权利（英国强行加税破坏了原来的“契约”），而法国人则在发明新的权利。他十分担心法国的人民主权和自然权利的理念会跨越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他指责这些法国立法者根本不是“自由派”，自私又无知。英国另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潘恩则批评柏克，认为他的贵族倾向使他完全没能看到“个人”与“原则”之间的重要区别。潘恩意识到重要的问题不再是某个个体或者群体是否自由，而是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否自由。革命之后，天主教会、波旁王朝与无组织的愤怒的革命者的争斗最终带来了雅各宾派专政。雅各宾专政对“人民公敌”的“恐怖政治”把数千人送上了断头台。在批评者眼中，这一阶段不是革命步入歧途，而是革命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自由原则”带来的只能是混乱。柏克的担心和预测似乎成真了。在这种对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批判声中，贡斯当为了保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免于各种极端主义的侵袭——无论是来自左派、右派还是上层、底层的极端主义，打造了自由主义。“自由原则”意味着捍卫共和国政府、防止反革命，也意味着支持法治与公民平等、宪政和代表制政府，还有支持各种权利，其中首要的是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在这一时期，自由派和民主派在当时不是同义词，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对斯塔尔夫人来说，自由原则意味着展现出善良、慷慨和同情，失去了这些，法国将万劫不复。尽管斯塔尔和贡斯当竭尽所能，但督政府在大革命之后还是没能稳定法国，此后，拿破仑·波拿巴粉墨登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贡斯当认为，在拿破仑的专制统治下，人们“堕入了自私的深渊”，变得更加封闭，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享乐，结果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冷漠，慷慨的理念“从此枯竭”。在欧洲其他许多地区，自由党与自由主义都在诞生并得到快速发展。不过，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是作为一个侮辱性的词语被发明出来的。“自由主义”一次最早的印刷记录出现在1813年自由党诞生后不久的一份西班牙报纸上。这份报纸问道：“自由主义是什么？”接着就解释说自由主义是一套“建立在无知、荒谬、反社会、反君主、反天主教（理念）”之上的体系。其异端原则的核心是倡导公民平等以及对人民而不是对国王、贵族或者教会负责的宪政政府。此后，贡斯当吸取了“恐怖统治”和拿破仑威权主义统治的教训。他已经看到人民主权很容易与独裁结盟。因此，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免基于人民主权的专政政权伪装成自由政权。在他看来，政府的形式并没有政府的“量级”重要，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权威，而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基于普选制的“民主”政府；为保证自由国家的稳定与长远，需要给予人们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需要培养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勇气、慷慨和对公共利益的热忱，需要自我牺牲才能维系自由政权。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路易十八复辟。国王复辟后三个月，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缔结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围剿自由派，天主教势力也卷土重来，与世俗保守派一同攻击自由主义。在这一抗争过程中，自由派进一步提炼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坚称自己是在争取所有人的福祉，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代表制政府。自由派占据道德高地，反复提醒人们自由一词的拉丁词源以及自由主义坚持原则、合乎道德并且关注社群的词义。自由主义为所有人、为公共利益服务，支持慷慨、高尚、爱国的情操而不是虚荣、贪婪和软弱。而保守主义者依然把这时候的自由派视为“雅各宾政党”式的人物，因为他们坚持人民主权的原则。特别是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一系列有政治企图的暗杀袭击给了欧洲保守势力大举反动的借口。反对者把所有的自由派、启蒙思想家、雅各宾派、共济会和烧炭党混同在一起，斥责他们是阴谋煽动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反动分子和无神论者。自由派则否认这些指控，开始与激进自由派和民主派渐行渐远。和今天人们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说法相反，早期的自由派并不把自由放任当作教条。他们不强调财产权或者褒扬无限自利的美德。今天所谓“古典”或者“正统”的自由主义那是根本就不存在。早期的自由派也并不是民主派，他们支持人民主权，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普选权。普选权一方面与暴民统治、暴力和无序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与群众易于受骗、判断力差和被动顺从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问题的浮现，1830-18481830年，七月革命，反动国王查理十世被推翻，菲利普即位。这被视为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不久新建立的王朝就遇到一个新的劲敌——“社会主义”。在反反复复的革命与动荡中，七月革命后建立的自由派政府转趋保守：首相基佐倡导一种“中庸的自由主义”；夏尔·雷米萨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与贵族执政和民主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句名言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时期自由派掌权者的“中庸态度”。针对这些中庸自由派产生了大量的批判。批评者则认为，这些自由派理应促进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个党派或者特权阶级的私利。按照这个标准，在法国掌权的自由派已经不是自由派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由派的这种“自私自利”更加凸显了出来，他们与保守派合作，以寻求政治稳定，并利用统治权力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过，这些当权的自由派仍然宣称他们代表着人民的意志。然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给予人民投票权是两码事。自由的政府和靠全民投票的政府并不是一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等同于普选权。七月王朝这些当权的自由派不再坚持此前的一些自由原则。他们中的许多人自私又懦弱，向保守派妥协，只关心自己阶级的利益，对穷人毫不关心，玩“文字游戏”，夸夸其谈平等权利、自由和改革。这就引发了这一时期对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主义”激烈的批判，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激烈的批判这些当权自由派。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革命的”巴黎成为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聚集的地方，这里出现了欧洲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接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见得相互矛盾，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完全自然和合乎逻辑的。但是，随着当权的自由派的变质与虚伪面目的展现，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越走越近的同时，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离的越来越远。1848年革命前夕，自由主义受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攻击的理由是一样的：那就是自由主义是自私、不道德和追求无政府的学说，它消解了社会结构，目的是少数特权者可以获利。这可能就是自由主义者很少使用“自由主义”一词的原因。这个词带有很强的贬义。例如，恩格斯扩展了冯·施泰因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痛斥自由主义“虚伪的仁爱”和“虚伪的人性”，称其为不折不扣的伪善。不过，如前文所述，如果从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些批评中就得出19世纪中期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家都笃信自由放任或自由派政府严格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欧洲当时并不存在统一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法国，自由贸易派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自由派政客拒绝听从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见。自由放任和自由派贸易经济学被自由派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责为不过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自私自利，它牺牲了国家共同体的福利以使个人获得财富。19世纪英法德的大部分自由派不反对政府干预，也不倡导绝对的财产权。他们当然不相信追求个人私利的人会自发地创造健康的财富分配机制或者促进社会和谐。他们借助于一切机会声讨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少数倡导绝对自由放任的自由派受到了其他自由派的严厉批判。不管对自由派革命的批评如何激烈，总体上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是1789年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之一。不过，在这一时期，“民主”当时不一定指代实行普选的选举体系。它还可以指代某种社会形态——比如承认公民平等并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欧洲自由派可能会接受甚至褒扬民主，但同时又反对普选。基佐认为普选和自由完全不相容，鉴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教训，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普选一定会导致专政。但是，基佐也不提倡将权力交给世袭贵族。他更倾向于“中庸之道”——也就是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通过代表制的体制来进行统治。和法国许多其他自由派一样，他相信选举权只能交给那些具有足够教育水平、判断力和闲暇时间的男性，像选举这么重要的事情，只能信赖这些人。他能接受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但不接受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同样担心群众缺乏能力，担心民主有助长利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倾向。自由派对民主的忧虑与他们对民众暴力的恐惧紧密相关。但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只有一些自由派继续鼓动暴动以推翻欧洲各地压迫人民的政权，大部分自由派谴责这些自由派是“极端自由派”，“过度亢奋”，或者是“极端分子”，并与他们保持了距离。1848年，自由派的反对党领袖没能说服基佐政府扩大选举并进行其他改革，他们转而鼓动民众，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新一轮的革命浪潮开始。革命后成立的新国民议会选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男性拥有普选权的选举。但是，选举使包括王党分子在内的保守派成为多数并上台执政，继而又引发六月起义。起义与革命的发生，使得一些自由派和保守派认为，社会主义正在威胁社会，造成全面混乱。大部分自由派现在成了所谓的“秩序党”的支持者，这个党也被称为“自由联盟”。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参选并赢得选举，他将自己包装成超然于政治之上并能够团结整个国家的人。对右派，他装作是秩序与稳定的捍卫者；对左派，他又将自己打造成工人的捍卫者、向贫穷宣战的神圣斗士和保卫革命价值的领袖。对所有人，他都承诺会带来繁荣与荣耀。自由派选择与路易·波拿巴妥协与合作。并且，革命的恐惧使自由派“秩序党”的重要成员改变了对天主教会的态度。他们现在认为在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需要教会。在这一时期，革命浪潮也席卷了德国，许多德意志自由派感到财产权受到威胁，这使他们恐慌不已，促使他们与保守派站到了一起。密尔对法国资产阶级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只要一想到重大的变革，他们内心就完全被“疯狂的恐惧”占据，以至于他们情愿投入任何政府的怀抱，只要这个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免受社会主义的侵害。路易·波拿巴按照叔叔的前例成立了新的伪民主政权，实现了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邪恶联姻，产生了民主与帝国主义结合的新型独裁。被称为波拿巴主义、拿破仑主义或凯撒主义。庇护九世领导下的天主教会发动了针对自由主义的圣战，声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但是，这一时期自由派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当权的自由派向保守派靠的越来越近，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界限则越来越清晰，乃至于到后来，势同水火。在这一时期，大部分自由派与保守派不认为不正义的社会体系是社会问题与不断的暴动、革命、混乱的症结所在。相反，他们说服自己相信1848年的失败是公共道德大崩溃的结果，也正是如此，一小撮鼓动者才能够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而误导他们。公众缺乏作出负责任的决定所需要的智力能力和道德品质。相反，他们被社会主义这样的自私和物质主义的哲学流派吸引。从某种角度来说，自由派与基督教保守派和极端保皇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深层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公众缺乏教养、自私、贪图享乐，这也是造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理念的原因。但是，和保守派不同的是，大多数自由派不认为长期的解决办法是回归传统的天主教或者新教教会。他们不相信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向人民灌输宗教教义或者教育他们更尊重权威。相反，他们认为人民需要培养品格。1848年之后，品格问题缺失成为令自由派近乎痴迷的问题。
在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陆的同时，英国自由党也在崛起，英国自由派的标志不完全是某个统一的政党平台，而是他们对改善英国国民道德的强调。在他们看来，国家的职责就是向国民灌输宗教和道德，自由党对灌输公民责任、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很重视，培养民族性、自律能力和自治。作为欧洲大陆标杆的英国的存在使得1848年后，欧洲自由派也开始痴迷于教育和教化公众。在这一时期教条的或极端的自由放任原则受到密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对于国家与公民道德的树立有非常大的弊端。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表达了对如何鼓励人类道德教育的忧思，而不是对国家干预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忧虑。这一时期，自由派认为妇女应该教授品格和男子气概，这些是成为负责的公民至关重要的品质。同时，宗教改革继续推进，欧洲各地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开始用“人道宗教”来指代这种宗教。
1848年的革命对自由派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挫折，革命迫使他们明白出现了新的劲敌。君主专制和天主教的反革命分子依然是重大威胁，但是，他们现在还要面对来自左派的新威胁，比如激进民主、共和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等政治倾向。自由派在恢复元气后就对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了长期和努力的思考。他们既没有将其归结于不公正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将其归结于剥削性的经济制度。反而将其归罪于公众的道德——或者说是公共道德的缺失。穷人受到了社会主义的诱惑；他们被哄骗着相信了一种自私的和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威胁了包括他们的生命和生计在内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这一点上，自由派实际上和保守派的观念一致：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道德问题。他们比以往更痴迷于教化和教育公众的必要性。这是他们重新强调家庭和宗教改革的重要性。
[前文我主要是对本书第一至四章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对作者关于“自由”这一概念从古罗马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内涵的历史流变的考察进行了整理。对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诞生与理论的建构，以及伴随着革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争斗给“自由主义”内涵带来的变化与核心原则的确立这一漫长历史进行了梳理。对本书第五至八章以及后记部分，我未继续进行这样的读书笔记整理。在推送最后，我对本书第五至八章以及后记部分的内容进行简要的概括与梳理：
本书第五章“恺撒主义与自由民主：拿破仑三世、林肯、格莱斯顿和俾斯麦”考察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四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对待“自由民主”的不同态度与政治策略对四国“自由主义”内涵与历史发展的影响。第六章“争取教育世俗化的斗争”考察了几个国家特别是德法两国在19世纪末与天主教争夺教育世俗化权利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德法两国的自由主义逐渐趋向于“保守”，追求道德教育。而在美国，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性、爱、家庭”解放的斗争和反种族歧视斗争推动了美式自由主义的发展。
第七章考察了新旧两种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的发展，到19世纪末，谈及政府的角色时，存在两种自由主义者，新型自由主义者和旧自由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自由放任主义者。双方都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者最终越来越占据上风，并对亚当·斯密等众多前人学说进行了“改造”，将这些思想家打造为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自由派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友善与社会主义对他们的日益友善有关。这与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取向紧密关联，伯恩斯坦说，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实现，民主则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了。而老牌自由主义者谴责任何与社会主义的联合。在法国，自称“秩序的信徒”和“真诚的保守派”的人士创建了一个自由共和党联盟，以争取“真正的自由主义”。对这些人以及人民自由行动党的党员来说，自由主义就意味着保守。
第八章“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理念”考察了20世纪初期“自由主义”思潮在没有的流行，最终成为美国主导理念这一历史进程。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共和党进步派这一改革派团体在1912年以及威尔逊民主党人在1916年前后，首度将自由主义纳入了美国的主流话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英美同盟的意识，德国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逐渐被遗忘或丢弃。不久之后，法国的贡献也被尽量弱化了。而美国由于实力的增强被选为其主要捍卫者。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自由主义才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出现在美国的教科书中。现在，自由主义的两个流派都声称他们的版本源于英格兰的历史。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源于英格兰的个人主义，而对杜威来说，它源于英格兰的人道主义。他们都没有提到法国和德国。这只是将法国和德国逐出自由主义历史的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所有贡献都退居幕后，而德国则被视为非自由主义的源头。到1947年，无论是杜威的流派还是哈耶克的流派，无论是好是坏，都成了“美国的信念”。
在本书后记部分，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就算不是更晚近的建构产物，最早也是在20世纪中叶才被建构出来的。自由主义“转向权利”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这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正如本书所述，自由主义被美国化了。其次，自由主义被重新设定为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学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所指出的，自由主义者降低了视野并调整了目标。基督教理论家是最早一批对极权主义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认为极权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将世界祛魅后的产物。自由主义被指责与极权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自由主义的逻辑摧毁了一切精神价值，直接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产生。”
在冷战的学术氛围下，这些重要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强大攻势激起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反击之心，其中有许多人感到有必要澄清并强调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是如何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减少了对社会重建计划的讨论，转而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捍卫。自由主义被重塑为极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他者”，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极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丧失了大部分道德核心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随着自由主义者放低视野、降低目标，这些丧失的内容被个人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再一次被重塑，其目标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降级。
这些战后的自由主义者对以往“伟大思想家”的解读遵从自由主义向权利的转向，他们思想中与这种解读冲突的部分会被尽量弱化。约翰·洛克成了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对财产的辩护得到了强调。贡斯当在国家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他一直以来对道德、宗教和“人的可完善性”的思虑，则被淡忘或者完全忽视。在这种对“自由”内涵的重新构建过程中，法国和德国“自由主义”被视为实际上是“非自由主义”,法国的自由主义被视为具有国家主义倾向，因此是有缺陷的。德国的传统是不自由的，也就是威权主义的传统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
*对前几天的两篇推送《“自由主义”概念的诞生及其含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整合，删掉了我的一些零散的想法，再次推送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