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博士在北京的买房经历
女博士陈盈掰着手指头算，在北京买一个小书房的钱足以在老家广西小城买下三室一厅的宽敞房子。
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同学想读博吗，先买个房吧！”
女博士陈盈想要有一间书房。
寒窗苦读数十载，她对书房的渴望，超过女人对摆满漂亮衣服和鞋子的衣帽间的憧憬。但在均价五六万元的北京，拥有一间哪怕只有10平方米的书房，对陈盈来说都极尽奢侈。
她掰着手指头算，这笔钱足以在老家广西小城买下三室一厅的宽敞房子。
去年夏天，陈盈拿到博士学位，在高校谋得教职，老公在北京工作。结婚后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在北京买房安居。
像很多年轻人的“6＋1”买房模式一样，小两口及双方父母倾尽所有积蓄，凑出首付。
“你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终究没有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陈盈一直笃信“知识改变命运”。从小靠着勤奋和在学习上的天分一次次打败对手，跻身名校。
但当发际线和理想一起衰退时，在埋首还房贷、找工作、相亲生子的繁冗日常里，她和她的一些同学意识到，名校的录取书不再是跨越阶层的通关卡，年少时抱有过闪亮生活的愿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
看房
陈盈相信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那句名言：女性要从事写作，需要每年500英磅的收入和属于自己的房间。
她从初中开始住校，直至今天。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还是要住在宿舍里？
自从进了天津一所985高校教书，单人宿舍的环境好了许多，有一米高的书桌、小衣柜，以及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上面摆着床上书桌，这是住宿生涯的标配。女生喜欢架着它看书、用电脑。她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用上了最贵的那种电脑。
她迫切地需要一间书房，做研究、写论文，以及装下她的300多本书——一个4米宽，2米高的书柜足够了。
步入职场后，买房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同事有的早早买了别墅，升值了几百万；有的在朋友圈晒出买房的协议证明，让陈盈有种紧迫感。
当初从四川大学读完本硕，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时，她看着疯狂的房价曾一脸不屑：“这么贵，谁会买呀。”后来，她一次次被现实打脸。
周围年龄相仿的80后同学要么已经在北京买了房，要么和陈盈一样准备买房。尽管，大家都有良好的学历背景和体面的工作，但在买房这件事情上都必须依靠父母甚至是全家亲戚的大力支持。
这些自幼在家里备受称赞，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到了而立之年却要啃老，陈盈觉得愧疚。“不说我给家里带去多少钱，但至少不能压榨，现在这个底线都没有了。”
老家曾是广西海边的小城，世代安宁，这些年随着港口的建设逐渐崛起，父母房子旁的公路上，多了许多运输车辆。陈盈的妈妈有些神经衰弱，不堪其扰，本来打算换套房子，但最终决定把钱给女儿凑首付，旧家只是装了套双层玻璃。
原房主是一对退休职工，京城“土著”，儿子、儿媳妇也都在北京工作，没有谈价的余地。
最终双方还是签下了购房协议，约定半年后交房。
至此，陈盈人生中最大的一笔交易完成，她却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深深的疲惫和厌倦——这么大笔钱花得如此艰辛、如此令人不悦。
一个师姐告诉她，在北京买房，没有谁的经历是愉悦的。这句话在此后被反复证明。
今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交房日期也快到了。陈盈三次打电话确认，对方都说没问题。于是，在约定的日期，陈盈的丈夫一个人带着相关材料来收房。
原房主一家都在，突然宣布今天交不了房。因为他们买的新房橱柜不能按时上门安装，所以需要多住一个月。当时，陈盈正在家乡陪父母，听到消息立马起身奔回北京。
他们重新翻阅了购房合同，上面清楚地写了逾期不交房，要赔付千分之十五的违约金。而过户和物业交割手续都已办完，从物权角度上说，这个房子已经属于陈盈。
他们跟房主沟通，希望对方看到高昂的违约金后，能早点把房子交出来，但房主的儿子打电话说：“我们自己的房子，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凭我们家在北京的势力，卸你胳膊卸你腿跟玩儿似的。”
陈盈感到奇怪，为什么之前一直说能按时交房，到了交房当天突然反悔呢？
她上网一查，才发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北京的房价不断上涨，每平方米涨几千一套房就能涨几十万，很多房主在交房时感觉自己卖亏了，就会占着房子不搬走。
而她半年前买的这套房子，保守估计也已经涨了50万元。
她在高校的论坛上，看到有人说“老北京”要脸面，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买房人加钱，于是，就拖延交房时间，憋着买房人自己提出多给钱。
陈盈两口子先是动之以情，诉说两个年轻人在北京打拼多么不容易，北京房租多么贵，家里为了这套房子借了多少钱等等。
但对方无动于衷，陈盈的婆婆听说后，十分气愤地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能示弱呢，应该示强啊！”婆婆立马给中介打电话施压，“别以为我们是外地人好欺负，能在北京砸几百万买房的，也不是一般的人家！”
各路亲朋都来支招，装修公司的师傅说“我给你拉一车民工来帮忙”；陈盈老公在北京的媒体工作，朋友建议“扛个摄像机过去，然后打110，有媒体在，很快会给你解决”。
后来，他们找了一位社会经验丰富、满口京片子的“土著”，扮成陈盈丈夫单位的法务人员一起去交涉。
这时原房主家说话最有分量的姑姑出面了，陈盈祭出“大杀器”：“你侄子之前威胁我们'卸胳膊卸腿’的电话已经录音了。”同学在一旁“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姑姑吓了一跳，出面“主持公道”，斥责了侄子，最后恭喜他们乔迁新居，还跟两口子握了握手。
这一场买房风波终于以一种颇为戏剧化的场面收尾，陈盈经过十多天的折腾，已经精疲力尽。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真正碰到要解决的问题，却那么无力。”
她感觉，周围的世界不再是好学生的天下，“小时候因为成绩好，所有人都惯着你，我们得来东西太容易了。”
买完房之后，陈盈希望房价赶紧涨，“跌几万元我心里都受不了，因为我们在付利息。”
没买房之前，每平方米涨1000元，她都心痛得不得了；现在，涨了四五千元，还嫌怎么才涨这么点儿。
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打开手机看看上涨的房价，人会开心很多。
她说，这种快乐像在一场没有认真准备的考试中拿了高分，完全是意外之喜。但从小，她被灌输的教育理念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识改变命运。
小升初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陈盈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件是她变成了近视眼。
当年她在床上支个小桌，在最艰苦的时候告诉自己：你现在努力奋斗将来就会有书房。后来发现，奋斗了这么多年，读了几箩筐的书，却离书房越来越远了。
陈盈的博士同门师兄在犹豫了一年之后，终于决定离开北京。
他原本在北京一家国内顶级刊物工作，平台很好，但月薪只有五六千元，其中一半要用来付房租。
师兄决定南下，去一所普通的高校，虽然平台小了，但新单位给他20多万元的安家费，外加每平方米3000元的购房优惠。
还有不少同学毕业后拿着博士学位去北京的中学工作，原因是中学有希望解决住房。
师兄离开的时候，导师很生气，但仍然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的难处我知道。”
导师在2005年来到北京，一直觉得房价贵没买房，蜗居在单位分配的一间小房子里，他和老婆都喜欢看《梦想改造家》这类节目。
直到去年，导师才在六环外买了一套房，但因为不会开车，一直没人住，“他在北京这么多年，混到了博导，还是没法把父母接来住。”
“有时候失落的不只是我们这群外地人。”
陈盈有个闺蜜，打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院子里种着梧桐，有她无限的儿时回忆。后来因为全家人都想住楼房，就把院子贱卖了。
现在，闺蜜两口子经常夜骑自行车，来看一眼院子。
闺蜜的丈夫学建筑设计，一直想开个民宿，他跟老婆说，“我们努力奋斗，有一天再把这个院子买回来！”
“永远不可能了，吹牛吧。”陈盈也觉得伤感，但还是又加了一句，“永远不可能了。”
陈盈的师兄决定走了，作为一名文学博士，他研究了多年鲁迅。他最后能做的，就是选择在鲁迅离开北京的日子，离开北京。
教书
买房只是社会给陈盈上的第一课，走出校园后，她发现，很多课只有“社会大学”能给予。
她迷恋校园，认为教书是一件“自由而有尊严”的工作。
她在课上给学生放郭川读的诗《海，海和海》，她跟学生讲，“我们有农耕文明的诗歌，曹操那样的枭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站在岸上欣赏海洋的，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风浪搏杀。”
她很希望讲台下二十来岁的学生，那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在有一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后，能像郭川一样，有勇气追求下去。
但现实总是抢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
有女生在课后找陈盈咨询，说自己爱好文学，也想像陈盈一样读博士，要做什么准备。说完学习上的准备后，她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我告诉她，读博士很长时间会没有收入。”
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同学想读博吗，先买个房吧！”
陈盈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怕传染给学生。学生们评价陈盈的课，有趣不无聊。在跟手机抢注意力的争斗中，陈盈总能赢。
但有一次一位学生的话把她说哭了，“陈老师在上课铃声响起前和下课铃声响起后，是忧郁的。”
“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买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诸多不如意，我特别怕影响学生，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陈盈说，我们总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一说是博士，应该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说学文学，应该是风趣的、幽默的。“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并不是。”
能有多少人像郭川一样，有勇敢追求的勇气和毅力
陈盈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艰难重重。
在获得这份教职之前，她和三个女博士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招聘会上投了20来份简历，“凡是符合年龄要求的都投了”，没有一个拿到笔试通知。
“我的成绩很好，本硕博985，各种社会实践实习，怎么就没人要呢？”她的导师也感到奇怪，拿着她的简历说，“除了是个女的，没什么可挑剔的。”
他后来亲自把陈盈引荐给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长。副院长直截了当地回复，“不好意思，我们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学、技校、出版社、学术网站，统统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银行、电力、电网这些“好单位”，“很顺利进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二选一。
“要了硕士，没要我”。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应该看看考纲，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
陈盈的一位同学，是文艺学女博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现在做会务，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看股票新闻的大叔，还有讨论“双11”该淘点啥的同事。
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感觉她过得不开心，朋友圈有时发鸡汤，有时发牢骚”。
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
“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烫着长卷发，叼着烟，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达不到就得离开，而她已经32岁了，“备受歧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压力了。”
女博士毕业后，通常已经30岁，婚姻问题咄咄逼人，买房生子紧随其后。
陈盈的同学，“长得特别像人们心中女博士的样子。”
她35岁，看起来却像45岁，头发白了，脸上很多皱纹。一直未婚，别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恋爱这件事，陈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
一开学术会议，男博士们都在研究课题，女博士则聊多大生小孩，痛诉“血泪史”。
但在科研压力下，陈盈不敢轻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孩子是个宝贝；如果生活都没理顺，那就是个累赘。”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样。有个师兄，从山沟沟里考出来，他当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最终上了大学，通过努力同样能够赶上城里人。
等到师兄有了孩子，才发现，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那个世界跟你隔着，怎么赶都赶不上。”
作为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已经能把希腊神话讲得非常顺溜，接触到的世界决非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能比。
“以前，贫寒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差距，现在再也弥补不上了。”
如今，陈盈的人生进度条在稳步向前推进。她最终幸运地进了一所985高校教书，也早早地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她要因此将生活掰成两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给北京，并且承担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六年内如果评不上副高职称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入了社会的系统，人们注重回报，关心现实利益。
很多学生会下课跟她套近乎，他们看起来聪明、自信、见多识广，高中就开始读海德格尔，读康德，拿着苹果手机在课上咔咔拍PPT，下课后给老师写邮件报姓名和学号，说自己要出国读书，希望老师给个高分数。
“我收到过很多说自己要出国的邮件，却只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数。他想要奖学金，其他成绩都很好，如果这一门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