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逃难记:世界文物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远行

1933年2月5日黄昏,紫禁城全城戒严。
那天,从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带接到密令:军警全员出动,保护国宝出宫。天黑后,大批车夫拉着板车匆匆进入故宫神武门。随后,2118口贴着封条的木箱从太和门鱼贯运出,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披着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等他带着国宝抵达。
火车车顶四周架着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车外守护——他们要与日军赛跑。
1933年初,日军仅用3天就占领了山海关,北平已失去最后一道屏障。
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批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秉着“能带走就绝不留给日本人”的原则,整个乾清宫,包括龙椅、牌匾在内,几乎全部被打包。
文物打包装箱
此时的易培基需要对抗的,并不只有日本人。
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曾提出国宝南迁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对。当时全社会基本分为两派——“主迁派”和“反迁派”。
北平顶尖的文化名流几乎全都参与了这场耗时数年的大争论。其中,就包括刚完成《再别康桥》的徐志摩、文学家鲁迅,以及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这些人都站出来,强烈反对文物南迁。
1931年,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当局: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他们不觉得日本人敢抢国宝。他们担心的是,敌人还未打来,国宝就已迁出,民心动摇。
民众多站在他们这一边,年轻人马彦祥就在报纸上振臂高呼:“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北平街上游行队伍也打出了“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的横幅。
主迁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对者,是故宫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
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还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顺便也给“主迁派”代表、北平驻军司令于学忠寄去了一封恐吓信: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
易培基身边的人也劝他多加考虑,因为若出现损坏失窃,责任重大,会“招人闲话”。但易培基反驳:“这全是为私,大敌当前,考虑这些个人问题,就是推卸责任!”
争议中,1932年的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个议程——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
当时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后大惊,马上致电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恳请他阻止。
“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
最终张学良出面斡旋,拍卖国宝的提议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易培基开始秘密带领故宫员工给国宝打包。他反复叮嘱:如果有外人问起,就说是为了修建故宫库房。
故宫里的宝贝浩如烟海,易培基按照书籍、瓷器、字画、珠宝等多个门类,委派多位专家筛选,最终选出书画9000多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2600余件……共13491箱。每件南迁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比如“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文物整理
文物打包的方法也极为讲究,不同品类的打包方式全然不同。
易培基派人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一起研究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甚至还有人反复做摔落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正式打包。
山海关失陷,易培基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商议后,决定马上安排文物南迁。
但出发当天,周肇祥带着众人在太和门高喊“誓与国宝共存亡”,并鼓动装运文物的工人举行罢工。
那天谁也没走成。
准备出宫的文物
易培基不得不求助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宋立刻派人秘密逮捕了周肇祥,关押10天。期间,南迁之日再度定下,为2月5日。这才有了开头黄昏戒严的那一幕。
没想到,周肇祥被捕的消息走漏。抗议的学生们围堵了火车站,甚至还有人卧轨阻拦。混乱中,张学良赶到,并以人格担保:“北平一旦安定,文物就一定原样送回。”
第一趟列车终于驶出北平。故宫文物前后五批运走,一起运走的,还有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6066箱文物。
20位故宫工作者匆匆告别家人,跟车出发。易培基对他们说:“人在文物在。”
他们当时的信念只有一个国家灭亡,终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
没有人料到,他们开启的,将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远行。
国宝南下,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运,通过重要关口时,火车内熄灯。特殊路段,均有武装马队在专列两侧追随守护。
此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已经暗中派特务侦查情况,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派飞机轰炸。
易培基早有预防,设计路线时没有直接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道郑州,再转徐州,最后兜圈上京沪线。保密工作实施得密不透风,日军轰炸计划最终落空。
在徐州一带,文物专列遇到了当地土匪拦截。约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在铁路附近埋伏,地方政府发现后,派出军队开火,才护下国宝。
第一批仓皇运出的国宝,一路有惊无险,终于在2月10日来到上海。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确定文物的安放地点,导致这批文物在火车上存放了二十多天。
卫队、宪兵一步都不敢离开列车,故宫随行人员担心文物受潮损坏,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在3月3日,运送队接到命令,分批送文物渡过长江。
其中,大部分文物暂存于南京行政院大礼堂,其余的1054箱运往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随后送往法租界一处洋行的地下金库。
此时,易培基坐镇紫禁城。从2月到5月,他督促剩下的4批文物装箱运出。
但他没想到,这是他为国宝南迁做的最后一件事。
5月,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来到故宫查封会计科,有人控告易培基盗卖古物。故宫院长瞬间沦为“大盗”,举国哗然。
控告易培基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他还同时兼任司法院院长。这一身份,预示了易培基凶多吉少。
易培基和张继同为同盟会元老,但进入故宫后,张继一直不满易培基在人事上的安排。后来商议南迁的过程中,张继主张部分文物西迁至西安,由自己负责,以此掌管三分之一的预算。宋子文否决了西迁路线,预算落空,张继把这笔账算在了易培基身上,认为是他在背后使绊。
新仇旧恨积累,张继终于找到报仇机会。
最后一批国宝安全抵达上海时,易培基面对莫须有的指责,被迫辞职。
但对手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张继先后派人抽查南迁文物,凡发现赝品、损坏,一律记在易培基个人名下。
抽查持续了三年,易培基财产被没收,多次上诉无果,最后他意识到此案背后是“派系斗争”,不得不逃到上海法租界避难。
1937年,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抑郁而终,终年57岁。直至1949年后,这场诬告才被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政权的缔造者平反。
去世前他曾托老友转交国民政府一份陈情书:“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
易培基含恨消失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时,马衡接过了国宝南迁的接力棒。
时间倒退到1924年11月5日。那天上午,末代皇帝溥仪和妃子有说有笑地吃着水果。几小时后,他坐上了冯玉祥派来的汽车,被软硬兼施“请”出皇宫。
末代皇帝溥仪
从此,紫禁城文物全部收归国有,500多年来第一次对民众开放。后来溥仪回宫参观,还被告知:要先买门票才能进。
为了清点故宫物品,十多位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会里的易培基和马衡,一年后分别成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古物馆副馆长。
清室善后委员会合影
马衡之前在北大任教,后来叫了几个北大的学生进宫帮忙,其中一位叫庄尚严。
庄尚严能干负责,每次清点的文物量都数一数二,马衡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不久,其他帮忙的学生都回了学校,马衡对庄尚严说:你留下来吧。
庄尚严感慨:溥仪出宫我进宫,此后就是故宫人。
在易培基的带领下,马衡和庄尚严都成了南迁的一员。
易培基受冤时,因为涉及派系斗争,少有人为他出头。只有马衡写了一篇《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列举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也有赝品的例子,试图为易培基说话。
可最终南京的法院表示: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
当时易培基案轰动全国,大报小报都有新闻。马衡的儿子马文冲才十三四岁,也在家里当故事说。马衡呵斥:“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
1933年7月,国民政府提议马衡出任故宫新任院长。马衡再三推辞后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自己不必对“易案”落井下石。
马衡
文物储存上海期间,马衡带着故宫驻沪办事处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
当时,故宫采用 “对册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品名、年代、尺寸、颜色都写在文物册上,一份册子放在箱子里,一份送主管部门。每运到一处,就两册核对,有一点差错就走不了。
一次,马衡在视察时,在册中随便圈了两个号,工作人员不到五分钟就把两箱文物从几千箱中找了出来。
故宫人在上海
考虑到上海天气潮湿、人员复杂,上任不久,马衡就提出筹建永久性库房,提议很快得到批准。筹建期间,故宫文物还出人意料地出了一趟国。
1935年,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邀请故宫参加。出于安全考虑,反对声不绝于耳。但马衡力排众议:国难当头,对外参展有助于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他带领专家在南迁国宝中精选了80箱参展。
这次出国事关重大,斟酌半天,马衡对庄尚严说:“你也一起去吧。”
1935年6月7日,马衡和庄尚严登上英国的萨福克军舰,护送国宝出国。历经3万里,于7月25日抵达伦敦。三个月的展期,吸引了42万观众,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带着王后一起欣赏这些来自古老东方的文物。
故宫文物在出国途中
故宫的国宝在英国掀起一股“中国热”。
这趟英国之旅,庄尚严西装革履全程跟随,收获极大,他从心底感谢马衡。很多年后,还称马衡为“恩师”。
伦敦展览期间,故宫选址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1936年底,库房建成,为钢骨水泥结构,共三层四库,还安装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钟”。
不久,出国文物和其余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都运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宫,长达4年的国宝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
南京接连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国民政府筹备迁都重庆,刚刚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机。
马衡与多方商议后,再次启动文物迁移计划。
会上马衡目光坚定:文物分三路迁入西南大后方,做最坏打算,即使某路文物遇险,也有其它路线保证中国文脉不断。
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开始打包,他们知道,这是比南迁更困难、更漫长的任务。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迁,就是十年。
在马衡的指挥下,南路文物最先出发。
这批文物包括曾赴伦敦参展的那80箱精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
马衡再次把任务交给了庄尚严。
1937年8月21日,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于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湖南大学图书馆
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应该是得到了国宝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轰炸过后,图书馆被炸出七米深坑,地面上只剩四根石柱。
所幸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已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近10辆公交将文物转运到贵州安顺华严洞。
庄尚严将国宝藏入华严洞后,马衡来视察。师生二人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兴起处,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山灵笑我多事,今夕与君谈诗”。
庄尚严分外怀念那一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马衡华严洞题字
但“老头子”马衡和学生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
相比中路,南路的凶险只是小巫见大巫。
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员终于打包好近万只箱子。但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边,城内一片混乱。
在南京沦陷的最后时刻,负责人之一杭立武通过各种关系找来了一艘英国轮船。
启程时,英商因为害怕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决定上船跟到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说一声。
许多押船的故宫人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因为没时间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折扇就出门,还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张方桌登船离开。
这批文物离开5天后,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许多道别成了永别。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万箱文物历时5个多月,秘密逆长江而上,抵达重庆。
1939年春天,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模式。
重庆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大轰炸后,中路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牲。
剩下的北路,是三路中最为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7000余箱文物走陆路,11月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得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
此后,那志良一行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南迁文物在运输途中
谁都没想到,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鸦片馆着火。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多久,鸦片馆附近一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西门蔓延,西门外就是存放国宝的武庙。
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
负责人那志良立刻找来了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的草房拆掉,以抵挡火势蔓延。村民们都不愿意。最终那志良向大家承诺:“武庙里都是故宫国宝,不能有闪失,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故宫给大家赔偿!”
听到是国宝,村民们没有多说,转头就把自己的房子给拆了。这片倒下的草房形成“防火线”,最终保护了这批文物。
纷飞战火中,三路共计19557箱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一箱都没少,简直就是一个 “奇迹”。
而那些没来得及从南京、北平抢运出来的文物,损失惨重。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朝天门库房被日军征为伤兵医院,其中未能带走的1000多箱文物被日军占有。北平文物总计损失2953箱。
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区侵华日军投降受降典礼,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参加。
抗日战争胜利了。
在故宫主持工作的马衡,开始张罗文物回归。他极力主张按照先前承诺,将文物全部运回北平。在大西南住了几年的北方人庄尚严,也期待回去。
但不久,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1947年故宫职员在重庆合影
1947年11月27日,一万多箱文物经过大半个中国的漂泊,重聚南京。距离上次仓皇一别,刚好十年。
马衡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中暗示过:
“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般复员工作,假使运回北平,回复到‘九一八’之前的状态,那才是完成复原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南京行政院自感平津不保,决定将中国文物精华分三批运往台湾,同时发电报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剩余的国宝装箱,运到南京。
马衡回复照办,但转头就拖延时间,他要把国宝留在故宫。他一边佯将文物编目造册报备南京,一边再三交待手下:
“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 
除了抢运国宝,南京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
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甚至匆匆飞抵北平,游说“抢救”对象尽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诺派飞机前来接运,但马衡拒绝登机。
1948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专电再次催促马衡南下。马衡委托即将南下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代转:“不能南下。”
1949年1月13日晚,马衡的儿媳林裴宇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决不南来!”
在国民党上海卫生局工作的三女儿马晶来电劝他南行,马衡忍不住痛骂“妇女之见!”。
1月14日,马衡又致函杭立武,婉拒南下邀请。他在信中说:
“弟于十一月间患动脉紧缩症……实难从命……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马衡虽能暂时保全北平文物不被运走,但对于南京文物,他完全没有办法。直到他得知,负责第一批文物运台的,是学生庄尚严。
他当即满怀希望给庄尚严致电,告诉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但不想,庄尚严婉言拒绝。马衡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师生关系。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最后,庄尚严选择听从“政府命令”。
文物赴台的消息传到北平,马衡当即宣布二人决裂。
始终,马衡没有离开北平。
从南京运到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因为马衡,北平的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后,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
庄尚严见信,感慨丛生。抵御外侮的年代,师徒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如今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说。
他后来成为了台北故宫副院长。
庄尚严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直至1955年去世,享年74岁。
庄尚严带着文物离开后,马衡再也没有去过南京。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伤心地。
去年,是故宫600岁诞辰。故宫举办大展,其中就包括众多参与过南迁的国宝。
不知将要排着长队观看国宝的观众,是否知道80多年前的那场“远行”,以及背后为之付出的那些人:从易培基到马衡,和无数无名英雄。
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所做的,正如鲁迅在100年前的《新青年》上所写的那样:
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部分参考资料:
[1]、《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
[2]、《战时的故宫人》,中华读书报 ,2019年2月13日
[3]、《天涯共此时-台海记忆:故宫文物南迁路》,2013年10月1日
[4]、《读书-故宫文物避寇记》,2011年8月4日
END
作者 | 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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