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徐州这座城市?知乎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高赞回答,说徐州是唯一享受江浙沪包邮,还冬天有暖气的城市。
话说徐州虽然隶属于江苏省,但是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秦岭—淮河线”以北,是个纯种的北方城市。徐州的方言,不是人们印象中江南人的吴侬软语,而是偏向中原地区的北方话,饮食习惯上也更偏向北方,爱面食、口味重,没江南人吃得那么细腻、精致。徐州人的性格,也更偏向北方人的豪爽直率。似乎从各个方面看,徐州对于江南地区而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事实上,从清末开始,到后来的民国时期,四五十年时间里,徐州单独建省的声音就一直没断过。“徐州建省”的倡议者从最开始的张骞,到后来的胡焕庸,都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名人,其身份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地理学家。他们的倡议在当时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不过,后来各种因素导致了“徐州建省”无疾而终,徐州的行政级别一直都是江苏的地级市,延续至今没有变过。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徐州到底有啥特殊的,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为它请命,要求单独建省?或者说,历史上徐州真的有单独建省的必要性吗?以及另一个问题,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州建省”方案,为何最后都无疾而终?
这里先介绍一下,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三次“徐州建省”浪潮,其中有些是把徐州单拎出来建省,有些是将徐州及周边城市合并建省,总之都是以徐州一带为中心建省。第一个提出“徐州建省”的人,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张謇。他的《徐州应建行省议》,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详细论述徐州建省必要性的方案,诞生时间大概是在光绪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左右。那时候中国刚签完《辛丑条约》,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局势,长江流域一带是被英国势力笼罩着,山东一带是德国占着,而徐州呢,刚好处于这二者中间,所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张謇的《徐州应建行省议》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不过,最终这个方案流产了,朝廷没有批准徐州单独建省,而是另辟蹊径设立了一个以淮安为中心的“江淮省”。然而这个的“江淮省”,也只存在了三个月左右,就在各种反对声音的抨击下,被朝廷撤销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江苏省内很快形成了三股势力,一个是上海为核心的沪军势力,一个是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势力,一个是古清江浦(今淮安)为核心的江北势力。当时的上海,虽然形式上隶属于江苏,但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状态,因此江苏省内主要是江北和江南势力对峙着,相互博弈、互不承认。1912年4月,一个叫蒋雁行的人,当时是江北都督,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江北与江南分省而治,这就是著名的“江北分省”运动。在这个方案里,徐州自然是划分在所谓的江北省里。当时这个倡议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谴责他是搞分裂,因此最终被大总统袁世凯给否决了。
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徐州因为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四省交汇,很多土匪聚集在那一带经常闹事,闹得最大的就是发生在1923年5月的临城劫车案,好多外国人被土匪劫持当人质,在国际上都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当时的北洋政府被吓得不轻。因此,为了治理匪患,当时有部分人提出,把徐州一带拎出来建省,单独管理以图能根除匪患,比如一个叫张兆岐的人在1918年提出了《徐州改建行省意见书》,一个叫张世毅的人1923年在《申报》发表了《治匪刍议》,但是当时因为他们影响力有限,最后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后来,北方政府倒台,中华民国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之后又不断有人提出“徐州建省”的倡议,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的方案。1940年4月,包括胡焕庸、蒋廷黻、胡适在内的几个学者专家,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设计书》,核心议题就是改革行省制度。
在当时提出的方案里,胡焕庸等人建议把江苏省“一分为三”,分别是以吴县(今苏州)为省会的江海省,以镇江为省会的淮扬省,以铜山(今徐州)为省会的徐海省。但是由于中国处于战乱时期,最终这个方案并没有付诸实践。第三个“徐州建省”的潮流,是出现在抗战快胜利时候。1944年的时候,汪伪政权在徐州单独建立了“淮海省”,还任命了一个叫郝鹏举的人当省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实践了“徐州建省”方案,真的成立了以徐州为省会的省份。不过,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日本人在操纵,随着1945年抗战胜利,所谓的“淮海省”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就彻底消失了。
从清末到民国,“徐州建省”浪潮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彻底消失过,为何人们如此执拗于徐州建省,其必要性在哪里?第一,徐州这个地方很重要,需要单独建省来凸显其战略价值。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号称“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受到普遍公认的地方没几个,徐州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的中原大战、徐州会战、淮海战役等都是在这爆发的。作为拥有6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徐州因为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煤铁矿资源,一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战乱时期显得更加重要。张謇在他的《徐州应建行省议》里,是这么论述徐州建省必要性的,“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其地为古今主客所必争者,莫如徐州”,一句话把徐州的独特优势说的一清二楚。第二,江苏省区规划不科学,徐州与江南地区文化差异较大,强行划归一省不利于管理和以后经济发展。纵观江苏的地图,以淮河、长江为界,江苏被划分成了典型的三块区域:淮北、江北、江南,现在说法是苏北、苏中、苏南。
但是,明清以来江苏的重心基本在江南,而江北的重心在淮安一带,因此徐州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太好,再加上徐州与江南地区的语言民俗差异较大,造成相互之间的隔阂成见很深。因此,人们以为如果将徐州建立一省,更加有利于徐州以及整个江苏的发展。第三,晚清及民国时期,徐州一带匪患猖獗,民风彪悍,需要单独建省来根治匪患。徐州那一带是四省交汇的地方,集中了“苏之徐州,皖之宿州,鲁之曹州,豫之归德”,这四个地方都距离当时省会很远,行政管辖上不免被忽视,而且土地贫瘠、风俗强悍,因此匪患活动非常猖獗,一度成为当时全国的焦点。“每一个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村庄,或是掳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因此为了彻底根除那一带的匪患,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当地建立一省,统一规划便于发展民生,企图从根本上解决土匪。
倡议“徐州建省”的理由看似都非常有说服力,倡议者也都很有影响力,但是无一例外最终都流产了,为什么?首先,虽然徐州与江南差异很大,隔阂也挺深,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江苏”的概念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因此许多江苏人并不愿意看到家乡分裂的局面。其次,依靠建省来治理徐州一带匪患,属于治标不治本。徐州一带匪患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政权不稳、民不聊生,这并不是仅依靠建省的行政手段能够解决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在徐州一带建省,但是最终匪患也被消除了,这也说明了匪患的症结不在省界限制,而是政治是否稳定。
最后,当时中国处于社会动乱时期,政权不稳,江苏是全中国的赋税重地,实施“徐州建省”相当于对江苏动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徐州建省“这么大的政治改革,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一操作不当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过高的风险也打击了当时执政者的信心。而且民国时期,除了徐州建省,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出了建省,比如“阿尔泰建省”“宁波建省”“川滇康边建省”,假如徐州建省成功,那么其他城市也会纷纷跟风模仿,可能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徐州省”,这对全国而言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洗牌”,所以执政者对此慎之又慎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