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绣裙易战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将女兵
乱世背景下，一批又一批的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战场，依靠自身在战场中的努力，留下了赫赫威名。
说起中国古代的女将，大家往往会想到《木兰辞》中替父从军的木兰，《说岳》里击鼓杀贼的梁红玉……这些巾帼英豪的形象或虚或实，总归都带些文学作品的夸大。虽然也常常有普通家庭中的主妇被征召入伍，成为支持后勤的民伕的，例如，杜甫名诗《石濠吏》中老妇“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说的就是女性应役参与军食供给的情况。但若将目光转向军队的指挥层或战斗者，就会发现自汉代之后，除了少部分的家兵与族兵，太平年代正规军队中就较少出现女性指挥官或者士兵。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秦汉兵阴阳家的兴起：兵阴阳家在用兵理论上引入医家精气之说，将一支军队视作是人的身体，按照他们的观点，女性在数术中的角色向浊阴，自然不足为军主。
这样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兵阴阳家”显盛于两汉，从汉家开国三杰的张良至一度把控献帝朝廷的李傕皆为其传人，其理论大部分都被后来的兵学家接受，西汉后期成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更是将女性排除在外，这就在理论上扼杀了女性主掌军队的可能，我们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当时的战场上看到矫捷的女性身姿。
重彩连环画《木兰诗》中的木兰形象
两汉之后，伴随着魏晋时代的到来，一系列重大且具破坏性的历史事件相继爆发：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之乱……开启了将近四百年的乱世序幕。乱世不仅给人民带来流离与不幸，同时也使得王纲解纽，秩序不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的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战场，她们习于戎事，精于武道，在乱世之中依靠自身在战场中的努力建立了赫赫威名，最终青史留名。
巾帼将军匹者寡，一木亦能支大厦：
西晋末年变乱中的尚武女性
惠帝末年，西晋帝国的内政与外交都到了极为窘迫的地步：不仅北方匈奴崛起，山东王弥起兵，而且内部宗王纷争不断，中央对地方州郡的控制力显著下降。
正当此时，宁州地方的西南夷乘势而起，开始攻略宁州南部的诸县（今云南南部），大量周边的夷部看到西南夷进兵迅猛，纷纷加入了叛乱的行列，而偏偏此时，宁州刺史、龙骧将军李毅却患上了重疾（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应当是当时北人到南方很常见的瘴疾），不能治军领事，结果夷人愈发猖獗，很快就从属国进攻到宁州州城，而李毅却愈发病重，根本不能抵挡夷兵，宁州形势大为危急。
魏晋南北朝政权变迁图
当时夷部并不为朝廷提供赋税，其之所以起兵叛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要的生活资源如盐与水源被地方豪族垄断，因此其在起兵之后，虽然兵锋直指郡县，但一般不会伤害从外地任职的郡守与刺史，而是针对地方豪族进行大规模的血洗。宁州地方的豪族因为州城防守攸关自身利益，十分担心夷部破城，而李毅却日益病重，最终在任上死亡，地方豪族只好推举其女李秀暂领州事。
李秀果然不负众望，面对夷部的进攻，她采取弹性防御的策略，在州城附近部署游兵，最终通过游兵的不断游击等来了朝廷的援军。
李秀这位出身军事家庭的女性，在面临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情形时，能坚守宁州，并保证军事开拓的姿态，从中可以见到当时将门子女的风采。
在反抗西晋政权的势力中，也有一部分女将出现。西晋后期的流民动乱中，流民集团由于有较高的家族性，其家族中的妇女往往也在被裹挟的情况下参与战争，如著名的李特李雄，在发动流民动乱之后，就与蜀中地区的豪族势力相结合，容纳了相当多的家族势力加入流民动乱，这其中有着为数不少的女性，比如在李特死后，其妻罗氏就继承了他的军事集团，并继续与西晋政权进行作战。
这位罗氏作战表现相当英勇，据《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记载，她在李特死后组织起一支甲兵列阵，并亲自来到战场第一线，将李特部的兵员重新调整主攻方向，最终保证了己方营垒不被攻破。
从后来来看，流民内部具有一定的家族组织的遗存，所以罗氏才能依靠他们取得军事胜利。当然作为流民集团来说，其兵力结构中应当分布有大量的女性，这些流民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反社会的力量，自然也不会在乎“妻子岂应关大计”一类的儒家观念，所以在流民集团中才会出现妇女作为军事将领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成汉政权建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女性充当军事将领的例子，这当然有可能是史籍记载的缺失，但更大的可能，成汉政权建立之后,受到蜀地士族的家学影响，最终废弃了这种以妇女为将的传统，而从此后来看，在西晋末年，不论是朝廷方还是叛乱方，都并未再出现女将的情形，应当也是由于儒家士人的反对。
桃花战马锦征裙，且看闺阁策大勋：
十六国时代的妇女参战
伴随着秩序的愈发崩溃，特别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进入中原，传统的礼教秩序进一步被冲破。所以到了十六国北朝时代，女性为将已经不再是新鲜事。
十六国诸政权中，后赵政权的石虎曾经以女性来补充军事宿卫系统，石虎时代曾将“女骑”两千人列为宿卫，并将这些女兵交给皇后统领，后来的文献记载，这些女兵大多“着紫纶巾、熟锦挎、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由此可以想见那时邺城后宫之中她们巡防时婀娜的身影。
石虎为什么要在后宫大内设置这样一支军队呢？这和当时石虎的处境有关：后赵政权源出于军阀势力，其中央禁卫军系统十分庞大，在后赵政权晚期，近卫军势力亦成为可以左右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个强大政治集团，石虎自己就是依靠禁卫军兵变才得以巩固权位，但就石虎时期的禁卫军官来说，多数都出身于石勒的元从军队，并非石虎的嫡系，他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设置了女兵担任宫中的宿卫。
前后二赵称霸华北都不过二十年而崩溃，中原地带陷入了更加残酷的战乱之中。女将的存在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更加突出，前秦苻登的妻子毛氏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壮勇善骑射”，苻登兵败，她尚且能够组织营垒中的数百将士发动反击，与敌对者姚苌的大军交锋数个回合，直到兵员殆尽才被擒杀。毛氏出身于汉人大族，她的军事素养应当形成在随苻登进行军事作战的过程中，由此可见当时与胡人结婚女性之强悍。
记载了多位胡族女将事迹的《十六国春秋》
自为红颜便骑射，始信英雄亦有雌：
北朝时代的尚武女性与女将
在十六国之后的北朝，妇女受到少数民族传统的影响，对于战争中的不少事务都很熟悉，当时北方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李波小妹歌》就刻画出一位精通骑射的妇女形象：
李波小妹字雍容，
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叠双，
妇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歌辞所透露出的信息颇值得玩味，游牧民族早期的主流骑兵更类似于西方所谓“auxiliary cavalrymen”。以当时的情形而论，骑士在冲击时使用长矛型的武器时，一般有两种战术动作可供选择，一是将长矛越过头顶上，自上而下对敌人进行刺杀，二是平端着长矛进行拼杀，但是问题在于，使用第二种方法进行冲击时，会受到敌人的一个反作用力，由于魏晋南北朝马镫技术尚不发达，骑士很容易会因此跌落马下，并且使用第二种方法的时候，事实上发力的是手臂前端和肩部的肌肉，不能应用战马本身的冲击力，相对来说，力量较小，所造成的伤害自然没有前一种大 ，故而那时的汉地骑兵仍然以骑射为主，只有拥有优良马种和绝佳技艺的游牧族群才有成规模的冲击骑兵。
同样的，在那时的人看来，一个人的骑术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能够在马上做什么样的动作决定的。诸如《魏志.董卓传》提及董卓“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北魏傅叔伟“亦能立马上与人角骋”（《魏书·傅叔伟传》）；北周梁台“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周书.梁台传》），皆如此类。李波小妹“左射右射必叠双”，很类似前面提到的董卓的情形，这种骑马方式在今天南欧地区的马术训练表演中还可以看到，属于相当高难度的动作，李波小妹能够掌握这种高端动作，说明她自身对战争技术的娴熟。
有趣的一点是，北朝时代的人们不仅让一部分女子学习武技，女性和女性之间还经常进行这类武力技术方面的比赛。北齐高祖高欢的侧室是尔朱荣的女儿，她“与蠕蠕公主前后别行，不相见。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
这场有趣的女性比武中出现的“蠕蠕公主” 即当时柔然可汗阿那瑰的女儿。《北史·蠕蠕传》载：“阿那瑰有爱女，号为公主，以齐神武威德日盛，又请致之，静帝闻而诏神武纳之”，即此处提到的蠕蠕公主。公主成长于具有游牧部族军事传统的蠕蠕，尔朱氏则出自浸淫战场、习于弓马的鲜卑部族，她们会有这么一番颇具对抗意味的举动，自然也不足为怪了，值得一提的在于，这位蠕蠕公主的墓志在上个世纪出土，也就是所谓《魏故齐献武高王闾夫人墓志》，在这篇墓志中，蠕蠕公主被塑造为一个具有中原王朝礼教认同的传统女性，她“推信让以和同列，率柔谦以事君子”，俨然一位“妙年有行”的王妃和贤妾，这同我们在史籍中所看到的那位争强斗狠的游牧民族女性相去甚远，我们不难判断出，前者史籍所记，恐怕才是历史的真实，后者则只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而已。
茹茹公主墓志铭拓片
正是因为成长于这样的北方民族军事传统中，北朝妇女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素质，在危急时刻，他们往往能协助当时的男性进行军事活动，甚至可以在一场战争中独当一面，在史籍中留下女性掌兵的蛛丝马迹，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的妻子刘氏就是其中一例。当时南梁政权正在进攻梓潼，大兵压境之下“众甚危惧”，刘氏于是征召城中百姓为兵，由此使得梓潼得以与南梁相抗衡，并坚守了百余天。虽然其后外城被攻陷，但内城却在城民们的坚守之下得以保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萧梁政权早已无力向梁州地带进攻，其之所以向梓潼保持军事上的围攻态势，其实是以攻为守，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对北疆的控制，并无意于控制此郡。不过从结果讲的话，刘氏组织兵员进行防守，保全一城百姓，在后人来看自然也是功莫大焉。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以动乱和不安为主基调的。在这个历史的动荡期中，女性掌兵参战尽管多数都是各为其主，但从身处历史之局的个人来看：她们在军事上的努力仿佛短暂划过中古乱世夜空的流星，燦然而灿烂地在悠悠千古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直到当下我们仍能从古书的断文残篇中体会到这些乱世佳人的英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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