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文、字关系，是正确理解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重大关口

在现代汉语中，人们已经把“文字”这个词习而不察地当成重叠词，文也是字。而文字不过是语言的表达工具，因此，文不仅与字同义，甚至也与语同义。中文与汉字、汉语无别，英文与英语等同。

实际上，直至战国时期，在中国，人们还将“文、字、言”当成三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不仅字与言别，而且文与字别。

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将文、字混同是发生在汉朝，尤其是东汉，其标志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出现。在《说文解字 序》中，尽管似乎出于历史习惯，许慎还是在文和字之间做了区分，但是，他是明确地将文等同字，文不过是第一批被造出的字，字则是第二批被造出。至于这在时间上不同批次的字有何本质区别，许慎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实际上，在许慎的理解中，文和字都是字，并无本质不同。也就是说，到许慎时，开始明确地文字混同，而且《说文解字》加速和定型了这一点。

但是，可能让大家比较吃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用“字”这个字去指称文字，是非常晚的，为先秦所无，直至西汉才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文字都是只称“文”，而不称字。而“字”这个字在当时压根就没有与文字有关的义项，而都是与孕育子女有关，与婚嫁有关。

清初的顾炎武曾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考据。他的结论是：“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日知录 21卷 字》）

许慎之前，关于“文、字、言”之前的关系，有过两次著名的讨论。一次是在《庄子》中，另一次则是在《周易 系辞》中。

《庄子·外物》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周易 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庄子》所讨论的是“言”与“意”的关系，而《周易》系辞所讨论是，则是“言、书、象”三者与“意”的关系。

但是，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以“意”根本和目的，其他的，只是表达“意”的工具，“尽意”的工具，包括言、书、象。庄子所强调的更是这个大根大本的问题，即以“意”为本的问题，而轻视“意”的表达工具，因此，举言，而代指所有的表达工具。

这里所说的“意”，并非一半意义上的“意”，也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而是圣人之意。何为圣人之意？就是孟子说的义理、理义，这是中国传统经学的核心，也是道、道义。

圣人之意，与一般的意，区别在，圣人之意的普及性、适用性是极致的，可以涵盖所有时间内的所有人。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义理就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共识。圣人之所为圣人，他们的意可以代表这种同然之意，因而成为义理。也就是圣人之圣，就圣在他们的心与所有人的心是相通、相同的。

清朝的戴震为孟子“同然”的范围做了一个补充说明。他说：“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谓之同然。”（《孟子字义疏证》）。戴震为“同然”的范围做了两个界定。一个是横向上地理空间的全部——天下，另一个则是纵向时间空间上的全部——万世。

多说一句。较之中国传统的“义理”、“圣人之意”，现代的“民意”则是一时一地之“私意”、“私见”。义理、圣人之意，则是天下万世之公义。中国的传统的基石就是圣人之意，而现代西方政治的基石则是民意。即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公义政治，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不过是私意政治。而当下中国政治形态，在内核上依然是对传统的继承，依然属于公义政治范畴。

《周易 系辞》把“意”的表达工具，分成三类，也是三个层次，分别是：象、言、书，三者对意的表达能力是渐次递减的。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

这里“象”就是《周易》的卦象，也是文，而书就是字。这意味着在《周易 系辞》看来，对意表达能力最强的是作为卦象的文，其次是言，最后才是字。

但是，无论言、字、还是文，在作为意的表达工具上，则又是相同的。卦象也表达意的工具，也是“文以载道”的。这也意味着，《周易 系辞》认为，易经的核心在意，在义理。研究易经，不得不研究卦象，但是研究卦象的目的，则是研究被卦象所表达和承载的义理。

魏晋时期，中国再次出现一场文、言、意关系的大讨论。其中的卓越代表是王弼，此次讨论也是围绕易经展开的。

在《庄子》和《周易 系辞》的基础上，王弼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注意，王弼讨论是“象、言”与“意”间的关系，较之《周易 系辞》，少了一个“书”。这不是王弼的疏忽，而是从战国到魏晋中国的文、字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

春秋之前，中国的文、字形态主要是甲骨文、金文，这两者尽管已经具备了字的特征，但是文的特征却更强烈。文与字的区别在于，文是象，与易经卦象一样，与语言无关，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而是表达义理的工具，表达“意”的工具。而字的特征则是表达语言，是语言的工具。

甲骨文之前，中国有文而无字，是一个纯粹的“文时代”。而“文时代”的“文系统”，又包括两个子系统，一个是易经的卦象符号系统，另一个则是契约符号系统。这个契约是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原始契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契约。因此，契约符号又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

作为“文时代”的两套“文系统”，八卦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都被完好地传承下来，只不过传承的方式不太一样。

八卦符号系统，作为易经和易学的核心，被直接传承下来，而契约符号系统，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则通过进入甲骨文的字形中，成为甲骨文的基础字形结构，而被间接地传承。

甲骨文是从契约符号直接演化而来，开始用契约符号去指代发音，与语言对应。但是，就甲骨文金文而言，尽管由于开始被用于表示语言，而具备字的特征，但是通过还依然保持着文的特征。所谓字的特征就表达语言，而文的特征是，“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

从甲骨文本身的构型看，其基础就是“借符”，而非“象形”。“借符”就是直接继承和借用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当然，这不是说，甲骨文中没有象形文字，也有，但是很少、很边缘。

甲骨文的字形本身是表达“意”的，但是不是现代一般说的“表意文字”。因为这个“意”是“圣人之意”、“义理”、“公义”，而现代的“表意”，则是一般意义上“意”，是临时的私意。

语言也是表达“意”的，甲骨文与语言的挂钩，就是通过“意”的，而非通过字形的。

也就是说，甲骨文是文，而非字。当然，甲骨文也不是纯粹的文，而是具备字的特征的文，是文和字的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是更偏文。

甲骨文的表达方式是偏文的，并不是通过表达语言来承载信息和意义，而是通过单个字的字形本身来承载信息和意义。金文与甲骨文基本相同。

但是，春秋之后开始发生变化，而且是革命性的变化。文开始加速向字转化，文的特征急剧下降，字的特征急剧增强。这个过程从春秋开始，直至两汉才真正结束。

到王弼时的魏晋时期，字的确是字了，字的特征远大于文的特征，成为表达语言的工具。对于其字形中所包含的文，即所包含的契约符号，完全无法识别了，甚至错误地将汉字的的造字基础说成象形。因此，“书”、“字”基本可以与“言”等同。所以，王弼只讨论“象、言”与“意”，这个“言”其实就是字。

这样以来，按文、字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历史就分为三大阶段，文、字也存在三大形态。

第一个阶段是文阶段，从文明伊始至甲骨文出现之前的商朝，都是这个阶段。文就是八卦符号和契约符号，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

第二阶段是从文到字演变的中间阶段，就是甲骨文金文阶段，从甲骨文出现至春秋。甲骨文、金文尽管具备字的特征，但是文的特征更强烈，因此是文，而非字。

第三个阶段，是字的阶段。成熟形态的字是文言文，从春秋时期开始萌发，直至东汉才真正成熟、成型，标志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推出。

在人类历史中，独有中国文、字兼备，既有文，又有字。在字出现之前，是一直存在文的。而且字是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而且从文到字，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存在着一个从文到字的中间阶段。

也就是说，唯有中国文明具备完整、完备的文、字演变史。

据说，古两河的楔形文字出现的比甲骨文早。但是，与甲骨文不同的是，楔形文字之前，古两河并没有成熟的文系统。楔形文字没有从文到字的渐变过程。这使得，楔形文字的出现，很难说是在古两河原生的。事实上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是外来的。

在现代社会，究竟评判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存在很大争议。城市、农业、字，都被认为是文明的标准，尤其是字。但是，为现代的文明研究者所不知的是，在中国，文比字更核心，更重要，在字出现之前，中国一直是有文的，而且也唯独中国有。

对传统的中国而言，“文明”的标准是毫无争议的，“文明”、“文明”，其标准当然是“文”了，具体来说，就是八卦和契约，最早的契约则是结绳。

现代的中国，依然在使用“文明”这个词语，但是却不知“文”是何物了。居然受西方误导，人云亦云，邯郸学步，在文明的标准上也出现混乱。

事实上，字东汉许慎以来，中国已经不知文为何物了，无法识别汉字字形中的契约符号了，成为真正的“文盲”了。现代所谓的“文盲”，其实只是“字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