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跟随考察...

1931年，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跟随考察团到内蒙古额尔济纳考察。他的狗在追一只老鼠时掉进鼠洞出不来了，为了救出小狗，他只好扒开鼠洞。顿时，他被洞中的景象惊呆了：弯弯曲曲的通道里，满满的都是带字的竹木简牍，其中竟然还有一支毛笔，简直就是一个“鼠洞图书馆”！

这是一座古代文献宝库，贝格曼(图5)和他的团队在这里出土了1万多枚汉简，史称“居延汉简”，他也因为这一发现而扬名世界。其实，贝格曼到中国考察纯属偶然。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图6)第5次来中国西北考查，得到了北洋政府的同意，双方协议：探险队只允许2名中国人随行接洽（限时1年）；考查采集所得的文物先运送到瑞典研究，以后有机会再送还中国……协议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刘半农、袁复礼、沈兼士、马衡、李四光、李济、徐炳昶等中国学者的愤怒和抗议。

经过6个多月谈判，成立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10人（均为北大师生），外方17人，科考时间为8年。此时贝格曼刚好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瑞典国家文物局便选派他参加了这个科考团。

1930年4月，考察队来到一个汉代的烽燧遗址，在测量风沙侵蚀残存的墙体时，贝格曼的钢笔掉落在地上，他弯下腰去捡拾，却惊喜地发现旁边有一枚汉代的五铢钱。他继续寻找，又找到了一个青铜剑镞、几个五铢钱和一枚墨迹依稀可辨的汉简。贝格曼兴奋不已，他开始进行更为细致的搜索。有如神助，他的狗意外掉进了老鼠洞，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居延是匈奴语“水草丰美”之意，据说得名于在这里游牧的一个叫“驹洐”的匈奴部族。居延汉简分三次共出土了约35000多枚：1930—1931 年，贝格曼，1万多枚，称“居延旧简”；1972—1976 年，甘肃居延考古队，2万多枚，称“居延新简”；1998—2002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500 多枚，称为“额济纳汉简”。

居延汉简多以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制成，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风沙剥蚀，很多依然保存较好，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甚至连穿绳都保存完好，这与西北干燥的气侯条件和地处沙漠，绝少人为破坏有很大关系。这些汉简出土时大多处于散乱状态，经过整理，专家们编写了《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乙编》、《居延新简》、《额济纳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等书进行勘校和释读。

居延地区之所以出土大量汉简，是因为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收复了河西走廊，为巩固边防，在此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居延隶属于张掖。这里边远偏僻，交通不便，与中央政府的信息往来主要依靠文书，这就为研究汉代边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等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档案资料，弥补汉代居延地区史料记载的不足。

居延汉简中提到的农作物有20多种，甚至还用储粮支援内陆灾区，说明汉代居延地区是一片绿洲，农业种植较发达。

在居延汉简中，奴婢和马、牛、田宅一样标有价值，如“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说明汉代虽然进入封建社会已久，但奴隶制度的残余仍在，奴婢与牛马同栏，“僮手指千”和马蹄、牛角、羊足等一起，被视为度量资产的标准。

居延汉简中“鲍鱼百头”、“贠鲍鱼十斤……”的记载，不禁让人们疑惑，在远离海洋的西北大漠，这些鲍鱼是如何运输到居延的，这里的“鲍鱼”真的是海产吗？

居延汉简还为我们保留下了汉代的墨书真迹，这些真迹多为下层吏卒书写急就，率真自然，体现了很高的书写水平，成为研究汉隶和章草的第一手资料。

更为有趣的是，还发现了“居延笔”。贝格曼在鼠洞中发现的这支笔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毛笔，笔竿剖为4份，中间空心，夹上兔、狼、羊毫，用麻丝缠束，笔头可以更换。这支笔被称为“华夏第一笔”。

1931年5月，贝格曼发现的这1万多枚木简由驼队运抵北平。然而，整理和解读木简的工作还没完成，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居延汉简危急！

1937年，徐森玉(图4)为保护汉简，从抗战后方长沙出发，冒着战火，取道天津至北平，从北大国学研究所冒险取出5箱居延汉简运到香港，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后来，沈仲章又设法偷偷取出了剩下的3箱，混在逃难的人群中，辗转运到天津，再经青岛运到香港。

后来，战火蔓延至香港，整理好的书版和照片全部毁于战火。汉简再次陷入危急，1940年10月，在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的帮助下，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直至1965年11月23日运往台湾，保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居延汉简的发现，打开了一座文献宝库，为我们研究汉武帝太初三年至汉灵帝建宁二年约270年间的历史提供了了大量史料，起到了补史、正史的作用，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

正是有刘半农、袁复礼这些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抵制，才使居延汉简避免了被外国人掠夺，流落海外的命运；也正是因为有徐森玉、沈仲章等人的舍生忘死，辗转接力，才使居延汉简免于炮火，保存至今。#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