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笔下的荆州
引 绪
荆州“楚网”2013年3月7日报道《荆襄河底25米处惊现卵石 印证古《水经注》》（记者罗倩倩 任璐）：“荆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许每走一步，都会于不经意间发现历史留下的某种痕迹。近日，为修建两座连接太岳北路与荆沙大道的相同桥梁，荆襄河古河床开挖，在干涸的河床中，于地下25米的桥墩水泥灌注深井内，竟发现了卵石层。那卵石大者有如拳头，小者好像蚕豆，层出不穷，进而印证出公元六世纪前后为《水经注》而记叙的长江主弘，确系绕荆州城垣南侧而过，再北折至郢城、其后向东南方转了一个大弯，而与南江会合的历史记载！”
《水经注》问世于南北朝时期。对荆州的地貌记叙如下：“又南过江陵县南。县北有洲，号曰枚回洲，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北江有故乡洲。元兴之末，桓玄西奔，毛祐之与参军费恬射玄于此洲。玄子升，年六岁，辄拔去之。王韶之云：玄之初奔也，经日不得食，左右进粗粥，咽不能下。升抱玄胸抚之，玄悲不自胜。至此，益州都护冯迁斩玄于此洲，斩升于江陵矣。下有龙洲，洲东有宠洲，二洲之间，世擅多鱼矣。渔者投罟历网，往往挂绝，有潜客泳而视之，见水下有两石牛，尝为罾害矣。敌渔者莫不击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其下谓之邴里洲，洲有高沙湖，湖东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东径燕尾洲北，合灵溪水，水无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会有灵溪戍，背阿面江，西带灵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东得马牧口，江水断洲通会。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处荆山以供王事，遂迁纪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鄂，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钩势敌，竞进争权，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涂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后汉景帝以为临江王荣国。王坐侵庙壖地为宫，被征，升车，出北门面轴折。父老窃流涕曰：吾王不还矣！自后北门不开，盖由荣非理终也。汉景帝二年，改为江陵县。王莽更名郡曰南顺，县曰江陆。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凯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系狗颈示之，元凯病瘿故也。及城陷，杀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论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矣。城西有栖霞楼，俯临通隍，吐纳江流，城南有马牧城，西侧马径，此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长七十余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旧主度州郡贡于洛阳，因谓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昔陆抗屯此，与羊祜相对，大宏信义，谈者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矣。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语》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故郭景纯云：济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也。江水又东径郢城南，子囊遗言所筑城也。《地理志》曰：楚别邑，故郢矣。王莽以为郢亭。城中有赵台卿冢，歧平生自所营也。冢图宾主之容，用存情好，叙其宿尚矣。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台名，所未详也。”
太岳路桥施工现场，位于《水经注》中所称“江水又东径郢城南”的江流拐弯之处，亦即南北朝史上所称“江津湾”。 这些鹅卵石的发现，于荆州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极为珍贵的实物价值。
換句话说，即如《水经注》所称，时当公元六世纪前，长江过枝江县后曾分为南北二江；其主弘在绕荆州城垣南侧而过时，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笔下的荆州之战，那就真像曹雪芹说的那样：假作真时真亦假！
罗贯中大笔如椽写巨著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公元1328-1398年，此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为元末明初一位胸怀大志、富有韬略的优秀知识分子。在这部书中，罗贯中以其博大精深之才具，经天纬地之气概，叙写出了东汉末年以曹、孙、刘三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争雄逐鹿为情节主干的历史风情。其云诡波谲的谋略博弈，气势壮伟的战场争锋，恩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精微独到的语言刻划，开创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之先河；尤其是书中围绕着荆州争夺战所展开的一幕幕生动画面，更是令古往今来的人们为之击节赞叹。正是从这些脍炙人口的精采故事中，荆州的知名度更是在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口碑相传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荆州争战是《三国演义》核心情节基本架构的依托。
现在，通过对于陈寿、裴松之修撰的史书《三国志》与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作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地说，罗贯中在写作在这部书的过程中，显然是超越了历史的局限，以神齐而丰富的想象，再配以生花妙笔，仅围绕着荆州的归属，以虚构的文学创作手法充分地展开了对于曹、孙、刘三方矛盾冲突的细微刻划和精心描写。比如，在《三国演义》中最为扣人心弦的核心情节赤壁之战，便是从第39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到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整整演绎成12回文字、约为5.6万余字。然而，据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学者王立群先生认定，这一战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所写的总共才9个字“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
当然，王立群教授的观点，稍嫌偏颇，因为史书《三国志》乃是奉曹魏政权为正朔，所以对于魏武帝曹操打的这一场败战，算是竭尽遮掩、简化之能事，是故意轻描淡写了的。事实上，即使是在《三国志》中，陈寿也还是曾多次在其他相关人物的传记中，均提到过曹操的这一次南征败亡之战，其大体情形是：曹军到达赤壁后，遇到刘备与周瑜的夹攻，战船被烧掉，不得不退守南郡（今荆州）。曹军多系北方人，在南方水土不服，刚好又遭遇“时疫”（指群体性流行性感冒大爆发），以致非战斗减员严重，所以曹操不得不留下曹仁留守荆州，自己率部北归……原先已经投降的刘表旧部，都被刘备以刘倚的名义收服而去。这一仗的大致经过，虽然也为《三国志》中相关人物的传记多有涉猎，不过皆相对简略，可见没什么“彩头”；唯一可断定确凿无误的，便是绝对没有罗贯中笔下的那般曲折、复杂，动人心魄！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的七月初四，是个赤日炎炎的日子，在这酷暑盛夏之中，已是年近八旬的清高宗弘历也还在坚持批阅奏章。这天，由荆州八旗将军图桑阿以六百里加急飞骑奏报的一件公文，令他读后血脉贲张，龙颜震怒。
图桑阿的奏章称：“六月二十日，荆江夏汛泛涨，酉刻堤塍溃决，江水直逼城下，冲开西、北两门。满、汉两城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以及仓库、监狱俱被淹没。兵民多赴城上及屋顶、树上逃生，其奔走不及者多被淹毙……”灾情重大，令人悬心。从这一天起，乾隆皇帝仅在七月间便接连发出11道谕旨，分别向地方督抚询问荆江灾情，核实伤亡人数，部署调拔救灾粮款，忙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指派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阿桂作为钦差大臣，授以全权，让他到荆州主持当地一切救灾事宜，包括赈济受灾难民，裁决官员处分等，并着即传旨：“令户部拨库银二百万两管往备用。”
乾隆皇帝不愧为清朝兴盛时期的一位有道明君，他身居内苑，决策千里，为加固荆江堤防，做出了特别贡献——如今，依然雄峙于荆江大堤沙市段的观音矶，就是他当年详细审视荆州江防全图之后，特传御旨，由湖广总督毕沅亲自督修，以挑杀水势，涮攻江心沙洲，而用来保卫古城荆州的重要防汛设施。
荆江大堤沙市段正位于“Ｖ”形河道拐弯的肘尖部分，洪汛期间，江水顶冲堤岸，使这一处江堤为全线的险中之险。构筑稳固的观音矶呈等腰三角形向江心逼近，它顶高102米，边长180米，整座矶头用条石垒砌；像一只伸入江心的象鼻，逼使激流洪峰急速折身回返，冲涮南岸沙洲，北岸沿江岸线再以抛石压脚护坡，由此而令水势骤然减弱，从而大大地增强了荆江大堤的抗洪能力。
在观音矶筑成之后的两百多年间，此处全长16．8公里的大堤始终稳固如山，而大江主泓一直保持不变，足以使这座被誉之为“万里长江第一矶”的伟岸矶头，名垂千古。
在处置这场震动朝野的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在七月十一日这天发出的一道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较为引人注目。此中以十分关切的口吻特地说道：
至荆州为关圣帝君镇守之地，该处必有庙宇崇奉。今城内水深丈余，恐庙貌亦不免浸损，如将来城垣应须移建，自将旧有栋宇在新址建盖。若城垣实难移建，务须将原有庙宇重行修整，俾轮奂一新，以壮观瞻而崇虔祀。
看得出来，乾隆皇帝之所以会对荆州如此熟悉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因为他知道“荆州为关圣帝君镇守之地”；又由于他断定“该处必有庙宇崇奉”，所以在抢险救灾的工作刚刚全面铺开之际，在尚未明确已被洪水摧毁的荆州城垣是否移址重建的前提下，当先便未雨绸缪，着手部署对荆州关庙到底是“将旧有栋宇在新址建盖”，或者是“将原有庙宇重行修整”等后续工程。
纵观历朝帝王的御批，像乾隆皇帝这样专为一个地方的关羽庙建置而详作交待的上谕，实可谓绝无仅有——无庸置疑，在他的心目中，在“关圣帝君镇守之地”荆州建造好崇奉这位伟大神祗的庙宇，跟煞费苦心地加固荆江大堤之事足以相提并论：因为，乾隆皇帝深深懂得，整治好荆江堤防，是抗御长江洪汛的重要基础；而建造好荆州关庙，则是巩固本朝赖以长治久安思想防线的基本前提。
荆州关庙真有如此重大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以致于连乾隆皇帝这样一位有道明君也不敢稍有懈怠吗？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那部震烁古今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给清朝鸿运开基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说起。
努尔哈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从少数民族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明朝末年，朝政腐败，纲纪废弛，中原大地哀鸿遍野，民变蜂起。当此之时，由努尔哈赤统率的女真族建州部在东北大地黑山白水间骤然崛起。他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30多年的征抚，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
终观努尔哈赤的成长史，不难发现，在他由明朝建州卫一名祖死父亡的孤弱少年，成长为满族共同体“天命汗”这长达44年的奋斗历程中，其智谋和韬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评书与说部，即在社会上已经通过评书与说书人全面普及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从而令他由一个粗知文墨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成为统霸一方的大军主帅。在刊行于世的《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努尔哈赤“对于汉人之情形，多自抚顺市上得之，……因是而闻见益广，交结四方。幼时爱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其开创的基业。整顿八旗，加强汗权，为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削弱八和硕贝勒旗权，扩编八旗，加强大汗集权。皇太极称汗伊始，就着手削减诸王旗权，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与谋略水平。而皇太极也是跟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一样，特别爱读《三国演义》。据《清太宗全传》引《天聪朝臣工奏议》记载：“皇上深明三国志传。”，“汗尝喜阅三国志传。”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已经建立了“大清”政权四年的皇太极就发布敕命，令大学士巴克什达海主持弘文院，将《三国演义》与《孟子》，以及《资治通鉴》一起译成满文，以便于那些不识汉字的文臣武将通过把此书作为识字教材，来普友历史文化知识。
早在后金时期，已为皇太极特别看重的弘文院，就是内三院（另两个分别为国史院和秘书院）之一，其主要职能是给汗及汗子、亲王讲解经史，拟立制度。清太宗皇太极在建国称皇帝之初，便将《三国演义》与儒家经典《孟子》和历史专著《资治通鉴》相提并论，足以得见做为一个宏图大略的开国君王所具备的深谋远识。
皇太极如此重视仅为民间流传的说部话本《三国演义》，当然不会只是从闲读这部长篇小说当中来打发时光。除了书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魄、高度艺术化的战争描写叩人心弦之外，他更看重的还应当是它那竭诚奉行儒家文化，大力宣扬仁、义、道、德、礼、信、忠、孝、廉、真、善、美等社会规范的道德准则。
清朝立国之后，在朝廷大力弘扬的主导之下，《三国演义》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伴随着关公的知名度愈高，荆州的影响也就会愈大。荆州南门关帝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据历史上记载，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这座据说以关羽衙署原址为地基的关帝庙就曾重建过一次。雍正皇帝因崇敬关公，也还钦赐御题匾额一方，其匾曰：“乾坤正气。”（转录自浦士培《荆州钩沉》，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其实，早在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朝廷就拨专款重建过这一座位于“关圣帝君镇守之地”荆州南门关帝庙的三义阁。如今，庙内庭院东侧还供奉有一方古碑，记载的便是此事。由于年深日久，碑面经风雨剥蚀，字迹已漫漶不清。1999年12月31日，笔者曾偕朋友数人重返关庙游览，曾仔细辨读，依稀可辨当时三义阁重建竣工典礼的盛况。从碑文落款的文字当中判断，朝廷还曾有一位大学土曾莅荆参加了这一盛典。这一年，康熙帝年仅12岁，尚未亲政；而清廷刚因浙江富户庄廷珑私修《明史》案大兴文字狱，将已死的事主开棺戮尸，并大搞“瓜蔓抄”，广作牵连，杀70余人，株连近200人。这次为荆州南门关帝庙重建三义阁，充分证实，满洲贵族集团之所以如此珍视荆州、珍视南门关帝庙，主要还是以崇奉“武圣”正源来巩固自己在汉族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荆州因《三国演义》而名播天下、因“武圣”关公而受到历朝清朝皇帝的特别看重。这在我国古代，实可谓声名卓著，震铄古今。
当乾隆五十三年大水过后，各地方大员秉承乾隆皇帝关于“务须将原有庙宇重行修整，俾轮奂一新，以壮观瞻而崇虔祀”的旨意，大兴土木，从水毁建筑的旧址上重新修葺荆州南门关庙，除去官绅商民白愿捐助供奉的钱物之外，仅用掉的库银便有一万六千两。工程结束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不单特示嘉勉，而且还钦赐一匾一联给荆州南门关庙，以彰赡观。其匾曰：“泽安南纪”；联曰：“军府旧开牙，授命成仁心徼日；神牌新表额，御灾捍患水恬波。”（同上）
显而易见，乾隆皇帝因崇敬关公而偏爱古城荆州，相信“授命成仁”的关圣帝也能像当年庇佑荆州一样，在这里“御灾捍患”，护卫江防；而事实上，荆州的老百姓却也是真托了关圣帝的福，让乾隆皇帝好好地在这里投下大宗的国库银子，用以整修城池、加固堤坊、赈济灾民、重建家园——据浦士培先生考证除了上述的那钦定的二百万两库银之外，还直接从湖北藩库拨出白银二万两、铜钱四千串直接用于救灾。
做为一部社会影响无可比拟的英雄传奇，《三国演义》因清朝历代皇帝的偏爱与看重而在中国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可以说，以世界文学领域中某一部文学作品传播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没有其它任何一部小说可望其项背。更何况，由这部书的广为传播而产生的关羽崇拜，至今仍波及到全球任何一个有华人、华侨履迹所至的国家，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种竒观！应当留意的是，这种生发于民间的信仰习俗，对于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在有清一朝的日益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底层读书人沉沦中的共同创造
若是从创作心理驱动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来破解这部古典长篇小说成书之秘，我们便可发现：身为元末社会大动乱时期的著书人罗贯中，实际上是借助于对这部作品的创造，才展示自己的胸襟、抱负、才情与见识；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依仗于手中的这一支笔，来彰显中国历史上无数沉沦于社会底层知识分子对于英雄崇拜的执著情结。
以客观因素而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中关于三国历史的载述，可谓不绝如缕。罗贯中抓住这个为历朝历代人们所共同关注的传统题材，通盘构思，生发想象，从而有效掌握了在这个历史空间抒发个人情致、展示自身才华的话语权。
据史料记载，继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陈寿的《三国志》作注之外，早在晋代便有许多有关曹、孙、刘三家为逐鹿中原而搏击杀伐的佚事传闻在民间流传。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宗室、荆州刺史刘义庆便在其《世说新语》中，采集到了许多关于三国名人的佚事传闻。事实上，后世有不少史学家均以各种方式，保存下了许多有关三国人物的史料。比如，自晋以后，三国战场上的盖世英雄关羽及张飞在战斗中勇冠三军的丰采，便在许多史籍中为史学家所提及。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史》记载：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朝征北大将军吴明彻率大军北伐，在秦郡一带与北齐大将尉破胡的10万大军遭遇，两军当即展开鏖战。当时，北齐部队中招募来一批西域人。这些来自南亚次大陆和中亚波斯湾一带的武士，“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从而导致陈朝的军队士气低落，兵无斗志。都督吴明彻以关羽斩颜良的事迹，激励帐下勇士萧摩诃说：“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萧摩诃受到鼓舞，激战中一马冲到阵前，瞄准敌方统帅尉破胡，“遥掷铣钢正中其额，应手而仆。”接着，萧摩诃乘胜掩杀，终于大破齐军，赢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当此南北朝时期的陈、齐“秦郡之战”发生时，距三国纷争历时三四百年之久，而吴明彻对部将萧摩诃乃以关羽及张飞为榜样，采用的“激将法”，可见在这数百年间，人们对三国故事与人物一直传诵不衰。
与官修正史相对应的是，民间艺人对三国故事与人物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据《大业拾遗录》中记载，当隋炀帝时，便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作水上杂戏表演，那节目的内容，即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传奇佳话。到了唐朝时，采撷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以作谈资而消遣助兴，便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重要生活内容。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由此可见，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时值宋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广泛普及，京都汴梁已经成为全国的中心，其文艺活动所出演主要场所“瓦舍”， 已经遍布汴梁的东西南北四域。规模大的瓦舍，一座就可容纳大小勾栏五十余棚，容纳上千人。瓦舍里所表演的游艺种类，便有说史书、讲故事、谈经、学乡谈、谈诨话等多种语言类节目，足以与杂剧、傀儡戏、影戏、杂伎等传统演出相媲美，由此也促成了职业说书艺人的出现。此间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雅俗共赏的三国故事便是得到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北宋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当时，连文化资质较差的孩子（涂巷中小儿薄劣）都能分辨出刘备、曹操是两个对立的人物，可以想见当时三国故事流行的状况该是何等的普及！
在我国历史上，有无数沉沦于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一旦求仕无望，即别无生计，他们不商不工、无所依傍，故只能被农耕社会的主流生活迅速边缘化。在这种情势下，除了授馆课徒，便只有在民间靠着以说史书、讲故事等演出活动，来养家糊口，而这种说书、评话等节目的演出，也极大地促成了古代语言类艺术的发展。
应当确认，“说三分”由于传承久远、且又为人们喜闻乐见，它无疑又是评书艺人据以谋生糊口的传统保留节目。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期，就有个叫霍四究的评书艺人专门“说三国”，只要他出面开讲，那间瓦舍就必定客满为患，座无虚席。
在我国北方即使是在金国统治时期，关于三国故事的流传也不稍有沉寂。由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记载的“金院本三国戏演出剧目”当中，便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和《骂吕布》等。如今，保存下来的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新安虞氏刊印的绘像本《全相三国志平话》，便是当年评书艺人的说话底本（又称话本），全书分成上中下三卷装订，篇幅约八万余字。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华景况，据钟嗣成《录鬼簿》和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其戏目就约有40多种，像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大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在这时即都已具备完整了；而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吕布等等三国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成为戏剧中的主角。这一出出戏，一段段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魅力，无不展示出当时三国故事广为流传的社会风情。
由此即可得见，三国故事的流传之所以历时千年而传承不衰，是因为它自有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在发挥其主导作用，那就是从这“说史书”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有着两个方面的民间力量始终是居间参与：一是在长期的传播中，民间艺人通过“加油添醋”似的艺术虚构，不断地丰富了人物性格与故事细节；二是广大听众通过“听书”所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反应，又强化和推动了民间艺人集纳和熔铸进具有不同时代精神的人文追求，进而为罗贯中最终将其修撰成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主观因素而论，罗贯中秉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于安身立命的传统道德准则，即所谓“太上立其德，其次立其功，再次立其言”的儒学规范，当立德有成，立功无望之际，于是便刻意于对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创作，从而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一腔才华，全都倾注进了这“立言”的伟业之中。
罗贯中（约公元1328—1398年，为郑振铎推定）是山西清徐（一说浙江钱塘、一说山东东平）人。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兵戈遍地。约在元朝至正14年（公元1354年）左右，正当盛年的罗贯中“有志图王”，怀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闯荡江湖，投奔了正在吴中平江（今江苏苏州）开基立业的抗元义军首领张士诚，在私盐贩子出身的盗枭张士诚的帐下，当了一个入幕之宾。但是，由于张士诚并不怎么看重这些读书人，也不认真听取他与幕宾们的意见和建议。于是，他只有铄羽而归。
当时，正值社会大动乱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以致使社会极度动荡不安，所以关于罗贯中的生平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时至今日，仅可看到的是一位山东淄川人贾仲明曾以被当作“无名氏”的匿名方式，编著过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书中写道：“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从这仅有五六十字的文字记载中似可看出，罗贯中本人的个性品质和行为特征，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他浪迹江湖，可算是个在南奔北走的漂泊生涯中行走于黑白两道的自由知识分子（或称无业游民中的落魄士人）；第二，他狷介狂傲，特立独行，并不轻易与他人交往；第三，他极富才情，不单作诗会文时能倚马可待，甚至连歌伎唱的乐府小曲与江湖中人暗通信息的密码式书信，也能写得“极为清新”。《录鬼簿续编》中的至正甲辰，为元顺帝二十四年，即公元1364年。贾仲明称罗贯中“为忘年交”，年龄上的差异至少有十多岁；而这次“复会”距上一次分别，为“又六十余年”，那么在罗贯中的年龄而论，少说也就有七十多岁了。这时，朱元璋已经平定了陈友谅，取得了长江中流的广袤大地；下一步，其兵锋直接指向了张士诚。此间，当年那个曾经跟张士诚一度拉拉扯扯、有过一段交往的罗贯中，当然也就只能杜门谢客，“不知其所终”了。贾仲明说得没错：七十多岁的罗贯中即使没有因衰老辞世，肯定也定会是在埋头著书喽。
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考证，由罗贯中编著的《三国志演义》流传于世的最初刻本，为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这些肯切中綮的评议，事实上都是这部作品在民间传承过税中之所以能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生动注脚。
事实上，罗贯中为了写好荆州这个地方，还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比如，书中第61回《赵云截江夺阿斗、孙权遗书退老瞒》写有这样一段情节：孙权为索还荆州，听取张昭关于扣押人质之计，派周善以吴国太重病为由，来荆州骗孙夫人携阿斗去东吴。孙夫人不知是计，已经上路。当此紧要关头，书中特作交待：“府中人欲报时，孙夫人已到沙头镇，下在船中了。”
让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沙头镇”的地名出现于《三国演义》当中，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其作者罗贯中在关注荆州地理知识上面所下过的功夫，当然也包括他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局限：
首先，是自元朝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始，因文宗皇帝图帖睦尔曾由江陵出发，北上京城入继大统，故朝廷颁布政令，改此地“上路总管府”称之为“中兴路”，路治设于沙市，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荆湖北道宣慰司管辖。《元史?地理志》即称：“中兴路，唐复为江陵府，宋为荆南府。元至元十三年改上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天历二年，以文宗潜藩，改为中兴路。”在罗贯中生活的年代，所谓荆州、江陵和沙市等地名，均已消失于现实生活中，而在《三国演义》中竟有“沙头镇”之说，证实罗贯中确实考察过关于荆州一带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知识。
其次，做为荆州的外港市镇，罗贯中确凿无误地知道，孙夫人受其兄孙权的骗欺，要携阿斗经水路回东吴，注定要到沙头镇“下船”，所以在情节推演中，他设计出孙夫人行动的准确地点，就是这个“沙头镇”，故为其后赵云截江夺阿斗创造了条件。
诚然，尽管罗贯中做过一些案头工作，但由于种种历史局限，使他疏忽了“沙头镇”只是唐宋之后才出现的地名，如唐朝诗人元稹即有“阗咽沙头市，玲珑竹岸窗”的诗句传世；而早在三国时期，本地的名称则应当叫“江津”。由此，到清光绪二年(1876年)，当地方上续修《江陵县志》时，编撰者即在书后所附《沙市图》上曾题辞略释这一地名的由来及沿革：“唐称沙市，古曰江津，县治斯在，犹辨城闉，九省冲要，万舫比鳞……”
第三，《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虽然要尊重历史，但又不能为史实所拘，所以完全不应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来苛求罗贯中。无论是沙头镇，还是江津，它都是荆州的外港，而孙夫人要携阿斗回东吴，不仅一定会走水路，并且一定会从这处外港市镇的码头处“下在船中”。这样说来，罗贯中在进行艺术创作大胆虚构的同时，还是在认认真真地尊重着历史的真实，而对文艺创作来说，虚构是基础，想象是灵魂，其着力于“虚构”的部分，往往正是作品当中艺术性较强的部分。
由此可见，出自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即是作者既利用了史籍所提供的资料，又融合进了民间艺人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也溶进了作者罗贯中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中国古代兵学理论悉加揣摩而积累的知识，从而成功地描写了“赤壁之战”这一大战役——它围绕着荆州争夺战的展开，逐次虚构出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连环计、借东风等精采故事。正是从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情节广泛传播之中，荆州的知名度更是在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口碑相传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
陵陆变迁带来的地理知识严重缺位
尽管《三国演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若是从其事涉荆州、南郡和江陵空间叙事的地理因素上细加推敲，人们也都发现，罗贯中在这方面所实际存在着的严重知识缺位，因而不能不给这部作品带来了某些缺憾。
为了具体弄清楚罗贯中在荆州地理方面知识失误的程度和范围，笔者曾于2009年特意逐章细读全书，发现在《三国演义》的全部120回书中，应当有不少于53回笔涉荆州（含南郡和江陵），其统计范围，包括官职称谓、行政区划、地理方位和古代地名等。总之，但凡是发现有这三个名词的地方，均用橙色记号笔点出，包括首次在第三回中出现的“荆州刺史丁原”这样纯虚构的小说人物。实可谓是无所不包了。但是，本次所标记的对象，则仅限于这“一地三名”的荆州、南郡和江陵（此前，曾有专家将东汉末年荆州所属八郡如南阳、襄阳、江夏、南郡、武陵、桂阳、零陵、长沙等均包括在内，连续记数；对此，笔者因本文主题所系，未敢苟同，故既未敢予以附合，也勿须对其妄加评议）。通过这次阅读，笔者发现为罗贯中所特別看重三国名城荆州，虽然曾于书中刻意地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细笔刻划，但作者本人竟对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郡县辖地、地理方位等重要问题，均与东汉末年的史实深相违悖。而尤其令人深感惊诧的是，其在书中表述得夹缠不清，含混模糊，甚至莫辨东西、颠倒是非的错误之多，已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归纳起来，《三国演义》对于三国名城荆州在东汉末年地理知识方面所存在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荆州一地所辖区域的州郡不分，以及对地名的夹缠含混，使其归属莫辨。
三国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由州、郡、县所构成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众所周知，所谓行政区划，就是指在特定时期，由中央政权机关为了有效地控制各个地域，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口进行有效行政管理而设定的不同级次行政区。具体到荆州这一片区域，其行政领属关系并不复杂，概言之，即是在荆州的领辖下有南郡，南郡的领辖下有江陵县；由于荆州自两汉延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治所（官员办公衙署所在地）多半设在江陵，南郡也同样在这里设衙办公，因而形成在此地形成“一地三名”的独有区位特征。
荆州是一个古地名，首次见载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它跨有大江南北，幅员辽阔，几乎据有中华古国南部疆域的半壁河山。西汉立国后，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州部，荆州为其中之一。东汉王朝逐步将刺史州部实体化，使之成为郡上面一级的行政区划。具体地说，东汉时期的荆州辖有八郡，即江夏郡、襄阳郡、南阳郡、南郡、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后因一度从南阳郡中分出章陵郡，故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亦有“荆襄九郡”之说。南郡则为秦所置，是当时全国的36郡之一。东汉时期，南郡辖十县（江陵县、巫县、秭归县、编县、当阳县、襄阳县、夷道县、夷陵县、州陵县及很山县）、七国（中卢国、华容国、邔国、宜城国、鄀国、临沮国及枝江国），基本相当于今天的鄂、豫、陕、渝之间的大片地区。所以，在三国时期南郡只是荆州下级行政区中的一个，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提并论的关系。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荆州、南郡到了罗贯中的笔下，却都混成为一锅粥。比如书中第49回说道：赤壁之战期间，诸葛亮派赵云去乌林设伏；赵云心细，说那里有两条路。该书写道：“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孔明曰：‘南郡势迫，曹操不敢往；必来荆州，然后大军投许昌而去。’云领计去了。”如此一来，荆州与南郡这两个不同级次的行政区，竟分别成为以乌林为岔路口的、两条道路不同去向之间的关系。
与之相印证的，是到了赤壁之战后，赵云趁周瑜与曹仁激战于南郡城外之机，夺了南郡城，该书又写道：“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取荆州……”（第51回）这一类错误，在书中可谓一错再错，不胜枚举。显而易见，罗贯中对荆州与南郡的关系，在这里实可谓州郡不分。
其次，是对荆州一地所辖区域的方位不明，以及对郡县的位置颠倒，使其地名混淆。
《三国演义》以写战争见长。毫无疑问，但凡两军相遇发生交战，必定是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区域内。在文学作品中，由于事涉行军布阵，出兵讨伐，攻城掠地，野战掩杀等情节，皆离不开作者对于兵要地志的掌握。所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战区地理条件和实施军事行动等地形要素，如河流走向、道路分布、津渡桥梁等内容，均应尽可能准确地作出反映。然而，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特别是在以荆州为主战场的赤壁之战中，罗贯中几乎是对其所涉及到的所有郡县，无论是在区域分布，还是在地理方位上，几乎都存在着东西颠倒，南北混淆的种种错失。比如，《三国演义》所涉及到的长江中游地区诸多郡县中，其自西向东沿江分布的次序，应当为：彝陵、宜都、江陵、乌林、江夏等；若是以长江为界，其由北往南方向的排列次序，则应当为南阳、新野、襄阳、江陵、武陵、长沙、零陵等。可是，出现于该书赤壁大战期间的相关描写中，前述郡县皆几乎都表述为东西颠倒，南北混淆，根本就像是一笔绕缠密结、撕掳不开的糊涂帐。
比如，在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中，曹操率残兵败将刚刚脱离赤壁战场，闯过了乌林，他见合肥方向已有孙权挡住去路，于是“只得望彝陵而走”。在路上，曹操一行“纵马加鞭，走至五更”，为了觅得一条生路，他问部下到了什么地方？书中写道，左右日：“此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此说乃大谬不然。因为，宜都（今枝江境内）虽在“乌林（今洪湖境内）之西”的地面上，但二者之间，毫无疑义地隔着一座江陵城。再说，此地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属楚、秦朝时亦属南郡，但至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始，才置为夷道县；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由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而“宜都”之名亦始于此。它位于长江南岸，正当清江连通长江的入水口，曹操刚离开赤壁，如何便遽然能够抵达宜都之北？可见罗贯中对于宜都、江陵、乌林等地自西向东的沿江分布次序，实在是心中无数。
再比如，在这同一回书中，接下来便是“操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从地形地貌上看，所谓“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地界，均属今天湖北省中部、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地区。这里的大地景观，只会是像李白诗中写的那样，为“江入大荒流”，自古即为一望无垠、莽莽苍苍的平坦大地，哪里会有什么“山川险峻”！这也就足以令人看出，罗贯中对战场周边的地形地貌，同样也不甚明了。
在南北方向上，《三国演义》对于荆州所属郡县的方位标识，同样也存在着混淆错误的种种阙失。比如，当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取得南郡。为了南征荆州所属的江南四郡，他向谋士马良问计：“四郡当先取何郡？”书中写道，马良回答说：“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第52回）事实上，在东汉时期，只要从江陵的外港江津渡过长江，最近者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此后才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则因已经靠近岭南，路途较远，倒是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还显得更近便一些……书中已作介绍，这个马良乃荆襄马氏中最为贤良之人，他为刘备出这种馊主意，实际上反映的即是罗贯中地理知识的严重缺位。
又比如，当庞统去东吴受到冷遇后，转而来荆州投靠荆州刘备。书中写道：“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如后有缺，却当重用。’”（第57回）事实是，古耒阳地处衡阳盆地南缘向五岭山脉地过渡地段，东汉时属桂阳郡，此地在今湖南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位于江陵（荆州城）的东南方约好几百公里。《三国演义》把它由东南搬到东北，明显的是南辕北辙!
第三，是对荆州一地所辖区域的城址不辨，以及对地名的错落配置，使其属地含混。
在《三国演义》中，往往是一再出现“荆州城”这个地名，此举当然反映了罗贯中对古城荆州的特别看重。事实上，当三国故事发生之时，荆州本是属于一级行政区划的州名，而绝非只是某一座城池的名字，但是，罗贯中在创作中竟屡屡将其演绎为一座“荆州城”，这就令人读来觉得一头雾水了。
比如：在第39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里，书中便明明白白地写道，因东吴攻杀黄祖，刘表请刘备来荆州议事。刘表的长子刘琦因后母蔡氏的构陷中伤，不自安卧，乃亲自来到刘备所住的馆驿，豋门求诸葛亮赐给一条救生之计。如此看来，在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营造出的这座“荆州城”中，不仅有刘表的刺史行辕，而且还有可供往来属官客寓的馆驿……众所周知，当刘表为荆州牧时，所谓“荆州城”，实则是指当时的州牧治所（即办公署衙的所在地）襄阳城。然而，到了第40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时，书中则又将荆州与襄阳的城址差异分得清清楚楚。比如，刘表死后，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啇议，不通知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和刘备，立刻奉其亲生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权位。书中写道：“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就葬刘表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竟不讣告刘琦与刘备”
紧接着，到了第42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时，书中写道，在刘备兵败长坂坡之后，曹操遭遇到关羽，疑有伏兵，于是放弃追杀，并随即作出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曹操）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于此似可看出，在罗贯中的心目中，他还将荆州、江陵与襄阳三个地名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分辨得较为清楚明白。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罗贯中所受到的历史局限：虽然他以间接方式，或读前人著述、或听他人传言知道了荆州；然而，由于他本人生活的年代，跟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期相隔已逾千年，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陵陆变迁，山川易位所产生的地貌改变，不可避免地令他因地理知识缺位而给作品带来种种不可思议的“硬伤”。
如此说来，为罗贯中所知道的荆州，的确为他似是而非、且又如雾里看花般的神奇大地。于是，对他而讲，重点也就只能放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至于东边如何、西边怎样方面的地理特征，便只好随口道来了。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即使罗贯中毕生没到过荆州，却并不妨碍他在《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中，将并非大战的赤壁之战，硬是围绕着荆州的归属问题，叙写得如此出神入化！同时，也可从理解，即使罗贯中生活的时间与三国历史发生期有着相隔千年的差距，他仅凭一介书生，便能够将曹、孙、刘三方在政治、军事、外交等三边关系上的矛盾纠葛与冲突，乃至斗智的谋略、打仗的部署、作战的经过等，写得这般动人心魄，且又细致入微！
要说明这个话题，还得从荆州这个地方的历史沿革谈起。
起初，荆州的确是个大范围的区域概念，而不是一处地名。自两汉迄至两晋，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荆州，其治所亦曾有所迁转，即如唐朝余知古《渚宫旧事》所说的那样：“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时至东汉末年，由于“江南宗贼”（地方宗族豪强势力）势力强盛，足以与地方官府相抗衡，故一度迁移至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西北）。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因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原长沙太守孙坚挟私怨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朝廷乃任命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刘表到任时，得到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遂以诈谋平定“江南宗贼”， 为安全计，乃将州治移到襄阳。直到东晋永嘉五年（311）陶侃出任最终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才基本确立在江陵城设定荆州治所的格局。后来到了穆帝永和五年（349年），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温便将其定址于江陵、乃至于一直延续到后世。肇自南朝宋武帝刘裕等一再分割荆州，其后荆州作为一个大区域范围的概念渐渐削弱，其以一处地名的说法便开始让人们普遍接受。此后，南北朝时西魏在此地置江陵总管，至隋初废而复置，再入唐之后又更置荆州总管、荆州都督……由此荆州、江陵这两个地名，便与这一处城垣建置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便可得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本人生活阅历所囿，没能对荆州的河川走向、山脉布局、城池分布，以及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了解。所以，由于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三国历史，与作者本人生活的时间相距太远，以致使得这部书在叙写中所涉及到的有关地理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便不能不受到他自身游历履迹的制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出现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的荆州，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真正的荆州。
在这里，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三国演义》是小说，它既不是历史，更不是教科书。所以，作者罗贯中在书中避实就虚，以大量的虚构情节描叙“赤壁之战”也好，在地理知识方面东西颠倒，南北混淆，州郡不分，属地含混也好，全都无碍于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与辉煌的业绩。这里，我们之所以提出辨析罗贯中与荆州关系的课题，提出它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实际上就是试图说明一个道理：出现于《三国演义》中的荆州，是美学范畴中的荆州，它既不等同于历史上的荆州，更不宜与今天现实中荆州的划等号。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既然罗贯中是在以艺术的虚构来叙写荆州，那么做为后世读者，就应该懂得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荆州已经升华到了美学的范畴之中，而成为罗贯中据以“导演”这部威武雄壮历史活剧的文学舞台。
血雨腥风裹挟半年的荆州攻防战
前面，我们以大量篇幅谈到《三国演义》的“赤壁大战”，基本上是作者罗贯中是在以艺术的虚构，所精心描绘出来的雄浑奇幻的战争画卷，但是，这并不排斥这样一个要件：在，魏、吴、蜀三国逐鹿华夏的关健时刻，其争夺的焦点，依然是是荆州！
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九月，魏文帝曹丕见吴、蜀夷陵之战后，东吴大将陆逊以一招火烧连营，将蜀主刘备统率的军队杀得焦头烂额、尸横遍野，于是他打算趁孙、刘联盟破裂之机，御驾亲征，，以实现乃父曹操生前立下的南下踏平东吴、统一中原的宏图大志。
曹丕部署以三路大军，齐头并进，讨伐东吴：东路大军由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等率领出洞口；中路大军由大将军曹仁率领出濡须，直扑建康（今南京）；西路大军则由大将军曹真率领出襄阳，准备夺取东吴刚刚从关羽手中抢得的荆州；他本人则在南阳扎下大营，重点指挥南征的第一仗——一举拿下荆州。
一时间，东吴处处告急。正值不惑之年的吴主孙权忙得首尾难顾：一面派两路兵马，抗拒各自当面所应对曹休和曹仁的征南大军，同时以左将军诸葛瑾等人火速领军西上，往救南郡。
为了缓解危局，孙权甚至不惜忍气吞声地捎信给魏文帝曹丕，说是打算与曹魏结盟交好，并且还会让老臣张昭等随儿子孙登一起到邺城来向曹丕的女儿求婚。曹丕可不相信这一套鬼话，他知道关羽之所以会丢失荆州，全是中了孙权的诡计，于是当即把信撕的粉碎，气哼哼地说：“这个孙权当我是个什么人？想当初你与刘备为盟，怎么不提投降我的事？如今我军既已出动，岂可空手而归？”但他嘴里这样说，心中还是打算将计就计，麻痹孙权。他在回信中写道：“朕与你的君臣大义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我又何须派大军远征江、汉呢？那么这样好了，如果你的儿子孙登早晨到，那么我到了下午就一定把兵招回来。”这一招其实就是非逼孙权献上儿子孙登做人质、彻底地认输投降不可。
孙权见曹丕既然不肯上钩，当下也只有翻了脸，把曹丕颁赐的吴王印信打得粉碎，正式在当年、即公元222年移镇于鄂，建国定都，改元黄武，自称起东吴大帝来。
孙权一面将新都改名武昌，传令各军临江拒守；一面也咬紧牙关，排兵布阵，拉开了与曹军决一死战的架式。
这时，坐镇荆州的东吴大将吕蒙已因病重去世，继任者为朱然。此前，孙权曾对此征求过吕蒙的意见，问他：“你如果不能再起来理事，谁可以代替你的职位？”吕蒙回答说：“昭武将军朱然是一个优秀的将才。他胆识过人，而兼有操守，可以托付大任。”
朱然本来姓施，是当时的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市）郡守朱治的外甥；后来为舅父朱治收养为儿子，故改为朱姓。此人从基层官吏一步步爬到高级将领的地位，靠的也确实是战功和才干。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之战，他就与东吴大将潘璋是前锋主力；后来因和潘璋共同擒获了关羽父子，而由临川太守、偏将军升迁为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在夷陵之战中，朱然又立有战功，以破蜀先主刘备之功而晋封为征北将军、封永安侯。所以，朱然作为孙权所倚仗的左膀右臂，一直率军留驻屏障武昌、建康的上游重镇——荆州南郡(江陵)。
从整个战争态势、兵力分布，以及双方攻防所投入的装备来看，荆州的归属无疑是这一仗成败的关键所在。显而易见，曹丕之所以驻跸南阳，策动三军攻打荆州，乃是将这一仗作为战胜东吴的主战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地拿下荆州，那么曹休、曹仁的两路兵马才会在保障侧翼安全的情况下有可能攻占武昌、建康，进而一举席卷江东。
如此说来，荆州之战无疑是孙权从父、兄手中接管东吴政权以来，所面临仅次于赤壁大战的一次严峻挑战。
这一场荆州之战的激烈程度，几乎超过了人们的一般想象。
史书上这样记载道： “江陵中外断绝，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魏两屯。”此前，书中早有交待，当曹真、夏侯尚大军临近之际，东吴老战孙盛率领的外围部队，早已被曹魏大军所歼灭，而派来援救的诸葛瑾，又被挡在了江的另一边。荆州作为单悬敌后的一座孤城，朱然眼见得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有勉力支撑。城中守军因为断了粮，浑身浮肿的占了大多数，能够投入战斗的不过五千人。曹魏大军将整座城池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垒起高高的土山，再用砍伐的大树架起敌楼，居高临下的朝城内射箭；同时还开凿地道，试图从地下穿过城墙，突破防线……尽管这样，朱然依然毫无怯意，而是督率军士，趁机会一次次地出城反击，还攻破魏军的两座堡垒。
战斗打得如此残酷，是因为在曹魏一方的西路大军中，受魏文帝曹丕委派为前故总指挥的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夏侯尚，是一个亟欲在这场大战中建功立业、树立威望的当朝新贵。
夏侯尚自幼即为曹丕的少年侍从，多年间与他相伴左右，一向没有立功的机会。所以，直到曹操临死之前，夏侯尚都还只是一个黄门侍郎。史书上记载说：“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这就意味着，夏侯尚只是在曹操死后，仅负责把他的棺木送回到老家去；就为此，曹丕称帝居然在这样短时间内，便将其的官衔连升两次。
曹丕对夏侯尚预先授以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的实衔，实际上也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以夏侯尚这样的当朝亲贵，能够在曹丕御驾亲征的背景下统率诸军与百战老将，前来主持荆州之战，注定会在攻打荆州之战中无所不用其极：所谓“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等作战手法的采用，显然是曹丕的过分倚重所致——正是有鉴于曹丕将会把战胜东吴后所夺取的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全部交给夏侯尚来掌管，因而他才会这样拚起命来围攻荆州。
那时，荆州城已经陷入重围，内外交通完全切断。江陵县县令姚泰负责率军守卫北门，他看魏军人多势重，守军人少力薄，眼见得城怕是守不住了，暗中打算勾结敌人，叛吴投魏。姚泰偷偷地派人出城与魏军联系，阴谋作为内应，幸而事机不密，被朱然发觉。于是他便将姚泰处以极刑，以惩效尤。
这一场攻防战打得空前激烈，前后历时六个月。魏军师老兵疲，渐渐显露出了颓势，而荆州城却仍在东吴的手上。东吴能够抵抗魏军的强攻，固然与朱然的死守有关，但从另一方面讲，也显示出这座城池在修建中配置合理、构筑坚固、墙体巍峨、敌楼高矗的固有特征。朱然当然知道，正是在三年之前，东吴趁关羽在荆州北边横扫千军、兵锋直逼樊城之机，采用吕蒙“白衣渡江”的锦囊妙计，派兵偷袭了关羽的后方，因而这才兵不血刃地抢占了这一座“铁打的荆州”……这一场历时六个月的荆州攻防战，在血雨风腥中落下了帷幕。其间，另一场发生在荆州城南侧江心洲上的战争，也因长江洪峰的介入，而终于被迫中止。
云诡波谲的江心洲紧急撤兵
三国时期的荆州城南侧，濒临长江这一地貌特征，在史书《三国志》中即屡有记载：如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鲁肃即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江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痪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同年，东吴大将甘宁也曾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见《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其具体的地貌特征，也就是如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说的那样：当时，因长江尚未最终落槽，只是呈漫流状由枝江进入荆州境内，分为南江、北江流过荆州城南垣，而其主泓北江从枚回洲进入城西，流过城南后，再折向东北方向的郢城，随后绕一个大弯，在江津口（今荆州市沙市区）与南江会合。直至时间过了150年之后，南北朝初期有个叫盛宏之的南朝学者写过一部《荆州记》，也在坚持说由枝江到荆州的江心洲居然有近百个之多！可见，当长江流过荆州时，那南、北两江之间的江心洲，便是从西、南、东三面环护荆州城的重要屏障。
江心洲以洪水从长江上游冲涮下来的泥沙淤积而成，它土质松散，易于移动，夏天洪潦暴涨，沙洲四周被水分割为离城孤岛；冬天水位回落，洲上细流蜿曲，从作战的角度上，它绝对是任何一方部队采取军事行动的一大障碍。
当夏侯尚与朱然的荆州攻防战打得正热火朝天之际，荆州城南侧的江心洲同时也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先是东吴派老将军孙盛 “入据江中渚”，以万余人建立“屯坞”，驻军防守。夏侯尚作为诸军统帅，亲自派大将张郃率主力从北江横渡，经过一场激战，张郃最终将孙盛部击破，进而占领了江心洲。
吴主孙权派来增援的诸葛瑾一进入战区，也赶紧派兵从南江抢渡，登陆江心洲。他见夏侯尚的曹魏大军既是得占先机，占领了屯坞，就只好固守外围的防线，并派兵船在游弋，以待时机。《三国志?夏侯尚传》对此曾有简略记载：“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 曹魏军在夏侯尚的指挥下，先从下流潜渡，由陆路在江心洲上攻击诸葛瑾，以达到牵制东吴陆军的效果，然后魏军再运用火燃油船的战法，烧毁了东吴兵船，不久便有效地遏制住了这支增援部队。
对于这一场水陆大战，《三国志?诸葛瑾传》的后注引述《吴录》，也有相应记载：“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看来，吴主孙权可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作为一国之主，他知道诸葛瑾是个“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凡事都力求周全的稳重之人。更何况，此时他身居大将之重任，“全师保境”是其首要职责。
孙权在南方生活多年，熟知长江的脾气：他深知一旦长江洪峰的介入，必定会给贸然入驻江心洲的曹魏大军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尽管诸葛瑾率大军紧急赴援而荆州却“兵久不解”，但孙权并不特别焦急，而是以不变而应万变。因为，他等的就是“春水生”——让长江的“桃花汛”来介入这场荆州攻防战！
这个位于荆州城南侧的江心洲，能够成为两军厮杀的主要战场，可见其地域真是有足够的大。结合当时的地理环境予以考察，它应当包括今天荆州市的整个城南开发区及沙市区靠近长江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场荆州攻防战中，它的归属具有相当重要军事意义——对曹魏而言，占领这里可以阻断对江吴军的救援；对东吴而言，如果能重新夺回，就可以随时进击荆州城下。这也就是说，谁占据了江心洲，谁便把握了支配整个战局的主动权。
几个月的拉锯战，一直打到翌年的三月。此前，夏侯尚见两军对峙在江心洲上，谁也一时吃不掉谁，而这时正值长江处于浅水期，于是打算建立一道由岸上跨越北江，抵达江心洲的浮桥，使之作为水上通道，跟江北大营相连，进而陆续调军进入江心洲，以水陆两路夹攻荆州城。
谁知这时孙权已经调整了作战部署，准备发动战役反攻。对此，《三国志?潘璋传》中曾有简略记载：“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潘璋）渡百里洲上。” 孙权派平北将军潘璋在荆州上流百里洲处做好埋伏，打算只待大水一下来，便顺流直下，直毁曹魏军的浮桥。
不料魏文帝曹丕驾前的老臣、官拜大鸿胪董昭这时已经看出了曹魏军的潜在危险，他急得饮食俱废，紧急上书给曹丕，言辞犀利地批评了夏侯尚的军事方略。董昭说：“平地无险，犹尚艰难，就当深入，还道宜利，兵有进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贼频攻桥，误有漏失，渚中精锐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这话的意思是说，如今我军进入长江中的沙洲之上，完全只是依靠浮桥来维持敌前交通，此举即犯了兵家大忌。一旦大水突至，敌方来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曹丕看了董昭的上书，一想此言不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于是立即下诏，命夏侯尚迅速撤出江心洲。然而，正在夏侯尚部署退军之际，长江水位即开始暴涨，浮桥岌岌可危，官兵争先恐后地挤成一团，迅速过桥向北撤去。
这时，真是一仗胜负系于一念之间。史书上说：“吴将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烧浮桥，会尚退而止。”东吴平北将军潘璋已经用芦苇扎成排筏，准备从上游引火烧毁魏军浮桥，于是赶紧派船舰从东西两面从百里洲杀出，准备夹击魏军。因见对方已全部撤军渡完，烧桥之计难以付诸实施，这才停止了行动。
魏军撤出时，正逢传染病开始在军中流行，曹丕见仗是再也打不下去了，不得不下令停止所有南征行动，班师北返中原。此战尽管未能获胜，但为了勉励夏侯尚，曹丕还是加封给他六百户的采邑，并极力嘉许董昭的深谋远虑。
纵览历史，不难发现像这样一场历时六个月的荆州攻防战，似乎惟此为甚，绝无仅有。由此，正是东吴大将朱然凭藉关羽所筑的城池，为这座古城挣得了“铁打的荆州”之千古美誉。
从此，朱然的威名，声震敌国，战后孙权当即晋封他为当阳侯。朱然去世时，还特地为他“素服举哀”。
引人注目的是，自这一仗之后，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直至民国，千百年间，荆州城下虽然是各路人马来来往往，争战不息，但再也没有发生过如此惨烈、如此残酷、如此血腥的生死鏖战了——一场铁与血严峻考验的大战，将荆州城的军事历史，永远定格在了“攻不破的要塞”的千秋美名之上。
荆州城因关羽增筑成为一座军事要塞
通过以《三国志》来考校《三国演义》事涉荆州的关键牲情节，人们不难明白罗贯中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对历史上这两场战事的处理方式手法，存在着绝然不同的差异。概括地说，叫做实者虚之，虚者实之。
诚然，从本质上讲，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乃是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进而又汲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又发挥出了自身那卓绝的艺术才能而独立完成的这部经典名著。
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罗贯中所表现出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这场以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荆州争夺为中心，而将那场相对平淡的赤壁之战，虚幻为一场云诡波谲的谋略博弈，气势壮伟的战场争锋、包括有人物之间恩怨交织情感纠葛在内的空前大仗。然而，反过来说，作家却又将东吴荆州守将朱然居然以不过五千人的疲惫之师，抗御住了曹魏大军长达半年之久的血腥攻防战，给“虚化”到了几近为无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乃于第85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之内，将其作了这样一番敷衍模糊之描述：
曹丕遣三路大兵伐吴，军队开进后，有哨马回来报告，说是东吴已有准备：吴将吕范引兵拒住曹休，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当住濡须以拒曹仁云云。书中只说曹仁的先锋常雕领兵攻打濡须城，被吴将朱桓打败；曹仁领兵随后到来援救，却被吴兵从羡溪杀出，只有大败而退。当曹仁回见曹丕细奏战败之事时，忽有探马来报：“曹真、夏侯尚围了南郡，被陆逊伏兵于内，诸葛瑾伏兵于外，内外夹攻，因此大败”……由此，荆州城下一场历时半年的大战，就这样被罗贯中以交待式的口吻，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
殊不知，这一场实打实规模浩大的荆州攻防战，在陈寿修撰的史书《三国志》，与裴松之所作的注当中，不仅曾见于《文帝纪》、《吴主传》等帝王本纪，亦屡见于夏侯尚、曹真、董昭、张郃、辛毗、朱然、诸葛瑾、潘璋等魏、吴两国的各领兵大将个人传记之中，其累计篇幅，总共不下于三千余字。
肯定地说，罗贯中当年着意于避实就虚，牢牢抓住赤壁之战为中心情节，以便于围绕着荆州的归属，穷形尽相地刻划出曹、孙、刘三方的矛盾纠葛与冲突，正好是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的匠心独运之处：唯其虚，他才能充分展示文学想象的魅力，以出神入化的精湛功底，纵横辟阖地跨越了时间或空间的种种禁忌，把这场事涉三方的“大战”渲染得扣人心弦，高潮迭起；正是在这环环相扣、动人心魄，且又风云变幻，奇瑰万千的故事情节逐次演绎与推衍中，这部经典之作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如今，回过头去看，为罗贯中据此而生发开、而用浓墨重彩所描绘的诸如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赵子龙单骑救阿斗、张飞大闹长坂桥、诸葛亮舌战群儒、孔明智激周瑜、黄盖自设苦肉计、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等一幕幕生动画面，皆是无懈可击的神来之笔。正从这些脍炙人口的精采故事中，不仅令古往今来的人们为之击节赞叹，开创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之先河；更是经过后人的归纳、总结、概括，提炼出了许多足以启迪后人的原理、规则和范式，其学理涉及到军事学、智谋学、人才学、心理学、公关学等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
可是，像曹魏大军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所发动的荆州争夺战这样一场大战，实实在在地的是打到血流成河，尸积成山的地步、且历时半年，可到了罗贯中笔下，充其量也就是个“探子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客观地说，罗贯中对这一战之所以会采用“实者虚之”的手法，予以虚化处理，还是因为他对荆州城的防御功能，缺乏实际的初步了解。
《水经注》称，荆州城肇基于春秋时期楚成王修建的渚宫、亦即此前之“船官地”。 而所谓船官地，按有关专家的考证，其实就是用来造船的官办工场；而为造船建造的船坞，则必定是临水构筑。
正是由于古荆州（江陵）城濒临长江，所以到了秦朝末年，项羽部将共敖领兵进击南郡，屡立战功，项羽封他为监江王，建王都于此地（《史记?项羽奉纪》）。其后，汉景帝封废刘荣也称之为临江王。据此可见，对于古荆州（江陵）城濒临大江之滨的事实，历史上从来都是毫无疑义的。
可是，直到东汉时期，当年临江王刘荣临离去时所过往的城垣，仍不具备防御功能。据《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四记载：桓帝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蛮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奔走。”这就是说，那时长江对岸的武陵山区（今湖南常德），有一伙蛮族流民渡过长江要来打荆州城，驻节于此堂堂的南郡太守李肃居然弃城而逃，当他回到京城，马上就受到了“弃市”的无情处置。这李肃有城不守，显然是因为这城垣太差、不足以一守罢了。
事实上，直到赤壁之战期间，曹魏荆州守将曹仁面对着周瑜的围攻，也没怎么打，便离城而去。唯独是在关羽镇守荆州前后共计十年之后，这座城才成为攻不破、打不进的铜墙铁壁，其间缘由，也真如关羽本人也曾叹息的那样：“此城吾所筑，不可入也！”
所以，从这种“实”与“虚”的比照中，人们即可看出，荆州城在关羽镇守十年期间，其战争防御功能已经得到极大地增强，乃至到了本人也不愿以血战夺取的程度。照此看来，曹魏大军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九月血战荆州，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部队的军事素质差，也不是将帅未尽本份，而是以实战证实了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这座城自经关羽精心增筑之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易守难攻的防御功能，确实达到当时以冷兵器交锋所无法克服的地步。
换句话说，荆州城在两汉时期，即使也曾有过城垣，却经不住攻打；而只是当关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筑过后，才变得坚不可摧。
罗贯中未能真正弄明白这一点，故不得不为之束手，乃至将一场历史上实实在在地发生过血流成河，尸积成山的大战，写得虚若幻影。
那么，关羽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来精心增筑荆州城的呢？
刘备苦心经营妙计“借荆州”
关于关羽增筑荆州城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事发于赤壁之战后的刘备妙计“借荆州”。
此间，东汉王朝所确定的荆州八郡，这时即为三家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换句话说，即三足鼎立的局面已在孙、刘、曹在“三分天下”的大背景下，于荆州一地也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独特格局：曹操所占据的是原荆州的北部，孙权则留有东南部，而剩给刘备的便仅有原荆州八郡中西南部的四个了。
鉴于此前在赤壁之战时荆州城便为南郡争夺战的重心，而一当孙、刘两家共同驱逐曹仁之后，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据守襄阳；对于这一战役所获得的共有成果，他们便从联盟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
荆州城是南郡的治所，他的归属问题，即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否可以维持、且保存下去的焦点所在。
当初，在曹操率大军北归后，曹魏一方留在南郡的部属计有三支人马，即分别为守江陵的行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屯当阳的行奋威将军满宠，屯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其地方政权的职能。
刘备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便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荆州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这样一来，刘备占了大便宜，他有东吴二千兵马助威，一路南下，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
先是，“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蜀书》）这就是说，刘备借助于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的方式，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为其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前往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南征”，继面接收原先归荆州所辖四郡属地的合法领有权。
事实上，刘备的这一做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有枪就是草头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显而易见，刘备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他将要据此而获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
期间，刘备让张飞（益德）带千人随同周瑜，也带有趁火打劫之意。后来，张飞占据益都，成为战后周瑜的肘腋之患。
就这样，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荆州城）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呀！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呢。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则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
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怎么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攻不下荆州城呢？
为了打破荆州城下交战双方相互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东吴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也是曹操帐前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将，他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荆州城，抢在面前去拦载甘宁。
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淩统在荆州城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于是不得不仓皇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由此，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
这也就是说，正是有了周瑜在荆州城下与曹仁相峙的这个空档，才给刘备留下了坐收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的可乘之机。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换句话说，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政治暴发户，这可真是叫他喜出望外！
刘备占有了江南四郡，也就拥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他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荆州牧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
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一方与东吴南郡太守周瑜的荆州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在公安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东吴大将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的刘备，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
建安十四年，刘备亲自到东吴的都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求见几乎小他一辈的东吴掌权人孙权。对于刘备这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说的是：“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可是，在《鲁肃传》中说的却是：“（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由此可见，刘备的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来是维护两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却是要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联系到后文“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的语意来看，可见刘备所求“借”的，即为据南郡治所江陵而统领其荆州辖区的行政权力——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三国历史上的所谓“刘备借荆州”。
江陵县置于秦朝，初为秦置南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发布诏令，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荆州刺史部作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监察机构的一个分支。到了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将刺史改为牧民之官，即开始拥有了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行政权力，而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据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宫旧事》记载：“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汉末，刘表作牧，惧江南宗贼，遂镇襄阳。”到了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下，以诈谋诛除了荆州“江南宗贼”（ 湘沅一带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长沙等郡，为避开仇家行剌，便将州治移襄阳，但江陵城也就是荆州城的概念，便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锁定在这一片上地上了。此间，无沦是东吴南郡太守周瑜屯据也好，还是刘备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据这座城池为标志进而全面控制对荆州的领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