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泉路故地重游一中国科技大学下迁五十周年纪念

玉泉路故地重游一中国科技大学下迁五十周年纪念

李世愚
201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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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出埃及记,美国电影《出埃及记》主题曲(完整版),中国交响乐团演奏。

中国科大旧址南正门,玉泉路19号甲(近地铁一号线西北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建校。据百度《互动百科》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国家急需大批尖端科技人才,特别是新兴边缘科学技术领域(如核物理 、空间科技等)。1958年初,北京地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包括钱学森、华罗庚等人)提出以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力量为基础,采取全院(中国科学院)办校,所(研究所)系结合'的方针,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当年5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向中央提出申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赞成。随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以及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 、杜润生、郁文、赵守攻 、于光远等人组成大学筹备委员会,开始创办学校的筹备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确立为学校名称,设置十三个系(見注)。1958年9月20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了成立暨开学典礼;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并称之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的一项重大事件”。

1958年-1969年被称为科大的北京时期。

创建之初的校址在北京市玉泉路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首任校长为郭沫若,郁文任党委书记,第二任是刘达。赵忠尧、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赵九章等当时的学科带头人分别担任系主任并亲自授课。在建校第二年,即1959年,被列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全国重点大学。1959年8月,中国科学情报大学并入学校,成立科学情报系。1963年7月14日,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时任副总理的陈毅、聂荣臻以及校长郭沫若等参加了毕业典礼。从1963年开始,中科大曾短暂地招收过一些研究生,并有成立研究生院的计划,但由于文革的原因,没有能够实施。1966年,本科学制统一为5年。1964年,学校进行了学科调整,将原有的十三个系简并为数学系、物理系、近代化学系、近代物理系、近代力学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六个系。当年,学校学生总数超过3000人,教师有800多人。史上称这段时期为一次创业期。(以上内容摘自《百度一互动百科》)

科大校微(来自百度)。

注:中国科大成立时的系科专业与系主任(摘自历史迷雾:缘何创办中国科大? 丁兆君,丁毅信 ,科学春秋, 2019/2/14)

系别,主任(专业)

1.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原子能所副所长赵忠尧(原子核物理、原子核工程)

2.技术物理系,物理所所长施汝为(半导体物理、铁氧体、低温物理、固体物理)

3.化学物理系,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高速化学反应动力学、物理力学)

4.物理热工系,动力室研究员吴仲华(燃气轮机及喷气发动机、原子能动力、工程热物理)

5.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所所长顾德欢(无线电技术、声学、电子学、电波天线)

6.自动化系,自动化所所长武汝扬(自动学、远动学、自动化技术工具、自动化计算技术)

7.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力学所所长钱学森(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土及岩石力学、化学、流体力学)

8.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原子能所研究员杨承宗(放射化学、同位素化学、辐射化学)

9.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地质所所长侯德封(稀有分散元素地球化学、放射性元素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地球化学、稀有元素)

10.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化学所副所长华寿俊(高分子合成、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化学、重有机合成)

11.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应用数学、电子计算机、工程逻辑)

12.生物物理系,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生物物理)

13.应用地球物理系,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高空大气物理、天气控制)

中国科大首届毕业典礼,前排右一为聂荣臻,右二为陈毅,右三为郭沫若(来自百度,图说郭沫若)。

郭老和科大学生在食堂(科大同学程富华?提供,摄影者不详)。

中国科大革筹会成立时,校长郭沫若在家亲笔赋诗庆祝。摄影:636黄建成(626陈思轩提供)。

科大校庆校史展板(百度)。

钱学森,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届系主任,力学所所长(来自百度)。

华罗庚在中科大讲台上(来自百度,科大供稿)。

1961年9月,郭永怀(首届化学物理系系主任)在中国科大作学术报告(来自百度)。

郭永怀,李佩伉俪在美国康乃尔(来自百度,科大供稿,吴兰摄)。

郭永怀和科大学生在一起(来自百度,科大供稿)。

李佩自1960年随郭永怀来科大任教,教授英文。从此再没有离开科大。1980年,在科大研究生院临时校舍(林学院院内,1981年归还给林学院,并迁至玉泉路科大旧址),与外语教研室李佩老師(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前排左起第四)等及地学部80级同学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为本文作者)。

科大玉泉路校园北部(626陈思轩同学与636黄建成同学合作摄于1968年夏,6321佟海龄同学提供)。中间为教学主楼,坐北朝南,西为物理楼,东为化学楼。主楼前的凹处为游泳池。

另外,科大在中关村还有块飞地,称为一分部。

科大礼堂,正对着科大南校门,是科大58年建校的见证者。礼堂前的几棵高大的雪松,据有的同学说在当时北京市还很少见。

1969年,随着xxxx一号令的下达,中国科技大学被迫开始了下迁。

科大下迁的最早号令是1969年末下达的。1970年初,在这个科大礼堂里,当时科大的进驻执政者召开了全校广播大会,赵副科长作了搬迁的进展报告,并进一步做总动员,对执行不力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不主张论资排辈,但科大最高级别刘达书记乃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在知识分子和大众面前如此盛气凌人)。据会后由校宣传机制发行的赵副科长讲话全文,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考察搬迁目的地时,先选中了河南南阳,回来报告说那里隆中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居住所在。此地风景不错,就选此地吧。赵副科长批判这是对抗中央,遊山玩水。南阳设想,就此完结。

此时我们才明白,科大師生已无发言权,科大的命运不在我们自已手里。早先关心、筹建科大的那些上层领导人,如今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是啊,他们现在自身尚且难保,谁还能来过问科大的事?

近几年来,在玉泉路国科大给研究生上课,经常看到有科大老校友结伴来玉泉路科大校址故地参观,寻根问迹。2008年,也就是科大校庆50年时来的最多。我们642的同学也特意来过。然而几十年过去,校园变化好大,盖了不少新楼,原来那些旧楼快认不出来了,我曾戏称为“在世考古'。见此状遂生心愿,把旧校址拍一下。我从91年以来就住在附近鲁谷东街,2005年底退休了没事就去附近散步,正好是个便利条件。几年来无意中积累了一些照片,无奈水平有限,入眼的照片不多。2019年春,趁着北京难得的极品兰天,补拍了几张科大旧址的照片。2019年未应是科大文革中下迁50年整,愿以此拙文献给母校作为纪念。

礼堂东侧

礼堂西侧

礼堂西侧

教一楼,在校园西南角,为原校长和校党委及校务部办公所在地。

教一楼东侧,盛开着海棠花。

从南围栏外复兴路北人行道上,可看见花丛掩映下的教一楼南侧。

教一楼北侧

教二楼南门,在教一楼北,记得教二楼是教务部及数学教研室,政治教研室,五系(近代力学系)教研室所在地。

教二楼西段

教二楼东段

教二楼东段头上的平房。楼窗前有一棵高出房顶的老杏树。

教二楼东段平房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郭沫若塑像。该塑像原位于礼堂西侧,后移于此。

教二楼北侧,黄色花丛为连翘。

注:最新说法是,原教三楼似乎已不在了。

严济慈教授,原科大副校长,1978年任中国科大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1980继郭沫若之后任中国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1985年任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

清明时节,严济慈校长塑像前无名氏敬献的鲜花。

教学主楼,位于科大校园北部。

物理楼(及物理教研室),在教学主楼西边

化学楼(及近代化学教研室),在教字主楼东边

原图书馆楼,在教学主楼正南,和教学主楼中间隔着大操场,记得有一个不小的足球场,今已有一些新建筑。

校医务所西小楼,位于校园西边,座西朝东。

校医务所北小楼,与西小楼紧邻,座北朝南。

校游泳池,位于主教学楼西侧物理楼南,1966年文革前建成即投入使用。文革中也一直使用。约在2014年关闭,停止使用至今。

男生宿舍楼。楼号还是8号。这些宿舍楼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用圈梁加固了。

男生宿舍9号楼

女生宿舍11号楼,新楼号牌未变,仍为11号。

原12号楼,当年似乎是教師公寓。

原15号楼,为教工宿舍。

食堂,记得是四系(近代物理系)和六系(无线电系)的,原二系(物理系)和一系(数学系)食堂已不见。

往事并不如烟。

文革之前,科大師生于1964年在南口劳动时在长城合影。其中第三排左三为年级指导员贾志斌老師,第五为系总支书记杨少增老師(程富华同学提供)。

看看那时候,我们还年轻,那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而又稚嫩的笑脸!

文革之前1964年,6421班部分同学在南口农场劳动时的合影(本人收藏)。前排左起:冯秀述、范成高、赵天鹏、董国平; 后排左起:舒学君、陈克勤、王振坤、李世愚、陈乐民。

文革之前1964年,6421班同学在南口农场劳动(郑立维同学提供)。

文革之前1964年,6421班同学在香山鬼见愁欣赏红叶时部分同学合影(郑立维同学提供)。

文革之前1964年,6421班同学在南口劳动时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起:王万文、朱海青,后排左起:赵天鹏、徐彭寿、程富华(程富华同学提供)。

1966年文革期间,二系部分師生合影。前排左二为生物物理教研室陈惠然老師,左四为642年级指导员贾志斌老師(刘渝珍提供)。

下迁之前1969年,6421班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前排左4为物教刘文汉老師(前年去世),后排左5为物教胡宏亮老師。

下迁之前1969年,6421班部分同学在人大会堂前合影。第二排左起第3为物教刘文汉老師(前年去世),第三排左起第6为物教胡宏亮老師。

下迁之前1969年,6421班几位同学在校内教学主楼前的合影。前排左起:徐彭寿、黄传宗、舒学君。后排左起:李世愚、张文彬、范成高。

下迁之前,6421班几位家在北京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左起:郑立维、陈泽涵、李世愚、韩东武、陈克勤、张文彬。

下迁之前,二系(物理系)部分師生在校园内合影(刘渝珍提供)。

下迁之前,6422班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前合影(吴强同学提供)。

下迁之前,6422班部分同学合影(吴强同学提供)。

下迁之前,6422班部分同学在校园内合影。前排左一为刘文汉老师(吴强同学提供)。

科大下迁过程中,先遣部分(其中有我和642部分同学),在1970年初坐火车到达武汉,再坐船途经九江到达安徽安庆(安庆位于长江边上,当年不通火车,只能乘小船),在安庆党校落脚。记得当时是冬天,我们在党校屋里打地铺,没有暖气,只好买些木炭烧火盆取暖。安庆空间狭小,党校在一个小山包上,四周丘陵,无法容纳一个大学。我亲眼见到军训团孙处长向北京电话报告,说是“后边的不要来了,没地方啦!'。搬迁暂停。南迁安庆计划就此泡汤。全校師生又坐着卡车漂移,经几次辗转才到合肥。

这是1969年下迁时,642先遣队的同学路经武汉转船在长江大桥下的合影,前排两位是65级的,右为小广东叫不出名字了。(6421班王振珅同学提供,同班同组)

后排左起:王万文,闫宝根,李国华,王振坤。

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

鸿雁南飞,何日春来归?

莘莘学子,带着心头的遍体鳞伤,毕业后散布国内外。只期待雪山融化时,孤雁归来。

改革开放以后,在落实中央拨乱反正精神的过程中,从领导干部的解放,到为師生们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基层干部冒着风险,克服阻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科大師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复课,经多年努力,不断创新,例如为文革中途未完成学业的毕业生举办回炉班,举办科大少年班,加强与中科院各研究所及欧美学术和研究生教育交流等,终使科大浴火重生,在国内外再现辉煌。史上称这段时期为二次创业。

1973年,在科大恢复工作的刘达书记的指令下,在校的麦汝奇老师率先把当年强加在師生档案中的黑材料,逐一追回并加以彻底销毁。这些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1993年在刘达家中,左起:刘达、张腊狗、贾志斌、黎懋光(刘渝珍提供)。

这是矗立在东北农业大学的刘达雕像(来自百度)。

刘达书记在他从事过工作的几个大学中得到的好评和爱戴处处可见。

麦汝奇老師和夫人(刘渝珍提供)。

  改革开放改变了母校的面貌,也改变了学子们的命运。经多年拼搏,已事业有成。在此期间,母校没有忘记他们。母校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学子,使他们再次感受到了温暖。

五十年来,学子们母校之情初心不改,拳拳赤子心,梦魂萦绕着五十年前的故园。如今遊子归来,叙说同窗之情。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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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强:《在银色的月光下》。

寻找往事的踪影,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幻梦一样。

2008年11月11日,642部分同学在玉泉路科大原校址聚会,在原科大礼堂前合影。

前排左起:陈乐民、盛雅筠、黎懋光、范成高、李世愚; 后排左起:陈克勤、张文彬、黄传宗、赵恒昌、康俊忠、徐彭寿。

2014年3月26日,二系(物理系)642部分同学聚会,在科大第一任校长郭沫若塑像前合影。

左起:赵家麟、马采宜、蒋秀琴、刘渝珍、高新意、桑家荣、商结实、李世愚、史剑英、张孝华。

2014年3月26日,科大642部分同学在科大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塑像前合影。

2014年3月26日,642部分同学在科大玉泉路留守处前合影。

2014年10月17日,642几位女生在原女生宿舍11号楼前留影。新楼号仍是11号。左起:刘渝珍、赵家麟、马采宜。

2014年10月17日,642几位男生在原男生宿舍7楼前留影。当年的旧楼号7字还在。左起:张乐山、史剑英、王连成、张达仁、李文普、高顺盈。

2009年5月13日,在合肥新校址和6421班的几位老同学合影。左起:范成高、许骑州、冯秀述、徐彭寿、王振坤、赵天鹏。

2009年12月17日,在合肥中国科大新校址和几位6421老同学合影。左起:范成高、李世愚、徐彭寿、赵天鹏。

科大有它独特的校风,就是求知,求真,独立思考,不怕吃苦。这种由老一辈科学家传承给我们的校风,使得科大在基础科学方面总是处于各高校的前沿。有人认为,中国科大是国内少有的具有浓厚的科学探讨精神的大学之一。据媒体最近的报道,科技部副部长报告,在“外籍人才眼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排行榜中,合肥排行仅在上海、北京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并认为,1970年合肥接收中国科技大学,是合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媒体所报道的一系列骄人的成果,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大自已打下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之上的。这是科大能在下迁后虽肉体遭催残而灵魂不死,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

浪淘沙  同学聚会 

薛晋堂,3/31/2015

斟酒借春风,谈笑儒鸿,古稀同学情谊浓。总忆玉泉同窗处,青春帅萌。人生苦匆匆,多少秋冬?故地相识又重逢。祝愿明年君更好,康健如松!

阮郎归 思乡一  

薛晋堂,3/31/2015

天高云淡露结霜,归雁人字长。绿叶红花待春阳,深情念故乡。丁香紫,金菊黄,痴心归梦茫。欲将麦城换洛阳,斗酒洗断肠!

生查子  思乡二  

薛晋堂,3/31/2015

游子美梦长,亲友书信少。两鬓霜丝盈,只因思乡老。闲坐依楼窗,独自默唠叨:“为何远飘离,不如还乡好!”

注:谈笑儒鸿:儒雅,博学,高谈阔论。 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痴心归梦茫:渺茫,不可能。欲将麦城换洛阳:麦城,指麦迪逊;洛阳,泛指中国城市。

纪念中科大南迁合肥50年

薛晋堂

逆境锻真金,地远硕果新。

强弱非天命,拼搏为国民。

科大后来办学的路程极为艰辛,但教師们和基层干部、后勤职工的默默付出终得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科大的今日是師生们拼命干出来的,不是得到了哪个救世主的恩赐。文革前就有“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之说。学子们虽垂垂老矣,但终不改母校情结。

1980年在科大研究生院临时校舍(原林学院内)和6424的几位同学合影。左起:刘文龙、李世愚、沈建文、王铁男、王伟。

2008年(?)部分科大老校友在合肥中国科大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合影(程富华同学提供)。

2017年6月10日于北京天和晟聚会。前排左起:赵家麟、刘渝珍、余明琨(生物物理教研室)老師、王炽昌(校团委书记)老師、薛晋堂、周亚、赵恒昌; 后排左起:李世愚、回光曾、张文彬、王铁男、桑家荣、张乐山。

2018年,二系部分同学和教師在原校址西八宝山地铁站附近旺顺阁聚会,并在原校址寻找着当年的回忆。

前排右起,第2为生物物理教研室余明琨老師,第3为物理教研室姚德成老师。

2014年8月5日,原科大礼堂迎来了从合肥来京的科大学生合唱团的专场演出(本文作者拍摄)。

该合唱团已有七年历史,曾在人大会堂举办的国际合唱比赛中获得指挥金奖。这是科大南迁后加强学校人文建设的一项成果(本文作者拍摄)。

2018年9月,是中国科技大字校庆60周年,当年跟随南迁的学子已遍佈国内外,特意赶来在合肥新校址聚会合影(舒学君同学提供)。

科大6423班部分同学于2019年8日9日在北京聚会合影(薛晋堂同学供稿)。

春風桃李花开日。

仲春三月,鲜花开遍故土校园。睹物思情,心潮起,意难平。

白玉兰

紫玉兰

4月7日,教一楼东,海棠花海,落英缤纷,象征着母校的再生和繁荣。盛开的海棠,又像是向下迁后的科大師生们祝福。

校园内的紫丁香

白丁香

图书馆前的榆叶梅

盛开的垂絲海棠

桃花

碧桃

樱花,位于校园西边有四株(4月10日摄,属于日本晚樱,为重瓣品种),位于校园东区有一棵较大的。

顺便说一下。樱花并非舶来品,而是起源于中国,赏樱花也是中国的传统,唐朝时便有赏樱花的习惯,诗人刘禹锡也曾写诗赞道:“樱桃(樱花)千叶枝,照耀如雪天。”后来,樱花传入了日本,观赏樱花也成为日本的重要习俗。

蝟实,忍冬科

月季,位于教一楼窗前

木槿

山楂花

山里红果(2019年9日18日摄)

2018年11月,校园旧址的秋景。图中尽头为校东北门。

秋雨银杏叶落时。

2015年的深秋(刘艳萍摄)

注:刘艳萍为原科大职工刘德元之女,1972年在合肥科大参加工作,1978调到玉泉路国科大,后退休。

2015年的深秋(刘艳萍摄)

2019年11月30日入冬的头场雪。

雪中的金银忍冬

出科大南门向西两百多米路北的两棵古银杏,见证了科大的沧桑。

这是东边那棵的古树在12月初的照片。其主干要四、五个人才能环抱。虽历经七百多年的雨雪风霜,古银杏却仍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这两棵古银杏虽年龄愈七百多年,却愈发生机勃勃,和那些树龄只有几十年的年轻银杏相比更有底气,每年叶绿的时间长得多,秋天黄叶掉落也晚得多。古银杏的风范也成了科大精神的象征。

古银杏虽不在科大校园里,但科大同学下午课后黄昏时总爱到散步到古银杏処,对这两棵古树有特殊的记忆。有的同学身居国外,还在回忆着那两棵古树,甚至作词以抒怀。

东边古银杏的东侧地下有一块石碑。这块碑述说着玉泉路古银杏的身世。碑上记载,这两棵古银杏系元代灵福寺遗址遗存树木,距今有七百多年历史,为一级古树。1965年,在修建一号线地铁时,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为保护这两棵古银杏树,特意批准将地铁线路从玉泉路到八宝山地铁站的距离延长,成为国家领导人保护古树的佳传。

秋天树下石碑周围落叶黄金满地。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王振坤,2019年4月2日

回看故园已古稀。忆满枝,百味滋,昔日已随黄鹤去,白云相伴寄情思。

文革期间,中国科大在林彪一号令下达后被迫搬迁离京,又逢某些上层官僚趁机甩包状逼迫与中国科学院脱勾,失去了原建校时中央确定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条件,“搬迁”变成了“下迁',科大由“天之骄子'一下子变成了“弃子',在归属问题上被推来推去,到处漂零。学校一度经费无着。下迀时设备大量损毁,下迁后人才大量流失,教師流失50%,仪器设备损坏三分之二,实属我国科技事业的一大浩劫。“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均遭摧残,情节惨烈。这段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

反思

现在回味起来,当初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参加文革那么虔诚,今天跟着喊打倒这个,明天又跟着喊打倒那个。那时还比着谁是革命造反派,生怕没有紧跟。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被利用,把那些思维还算正常的人全整下去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把一些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尚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领袖'《恩格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整倒一大批“对普通事物尚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干部,必然是四人邦一类奸佞当道。世道就是这样,命运风迴路转。现在该轮到自已挨整了。不成想我们的霉运刚刚开始,更坏的噩梦还在后边。

展望

科大玉泉路旧址已成为历史。不过,科大的灵魂已生根。在合肥二次创业中,在科大的历届毕业生中,科大的校风不断发扬光大。事实上,近几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在我看来就是它的孪生兄弟,和身在合肥的中国科大就是两个分校,一个是南分校,一个是北分校。国科大大部分教职工,包括外聘的教師都是原科大的,或者是从原科大毕业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许多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我和两个科大的感情是同样深厚的(見作者简介)。由于北京的高校也在不断外迁,科大本体回迁北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科大所在的安微合肥在起飞。科大在安徽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上二次创业,对于带动当地的科技,教育,文化的进步功不可没。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进一步的机构改革势必涉及中科院及各研究所与南北两个科大的关系,我们将另文在微博中探讨。

声明:本文中的照片除标注提供者外,均为本人拍摄并收藏。

本文史料经多次核对和充实,文字一再修改,仍有不少改进余地。有个别照片时间不确了。望各位老同学不吝赐教。

本文为集体努力的成果。本文的起草过程受益于老同学薛晋堂和陈白良多,他们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修改意见,使文章增色不少。636黄建成同学提供了文革前拍摄的科大全景,刘艳萍提供了科大旧址冬景照片,4系王国政同学提供了若干资料。这些均为珍贵史料,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简介:李世愚,1945年生,1958一1964年于北京八中学习,1964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技术物理专业,6421班学生,1970年毕业。1970~1975年于昭乌达盟宁城县八里罕中学任教,1975~1978年于宁城县地震台工作。1980年考入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并在中国科大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2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86一1991年在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理学博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并担任地球物理所震源物理研究室主任。1997年聘任为研究员。1984年及2000年至今在科大和中科院研究生院任课,讲授“岩石断裂力学',并于201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论文第一作者的有四十余篇,并编著有《岩石断裂力学导论》(科大出版社)和《岩石断裂力学》(科学出版社)。1997年被评为“具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2018年9月获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颁发的“杰出贡献教師'奖。

后记:“南迁'为何改“下迁'。

本文原题目中用的词是“南迀',主要是参照《南渡北归》中抗日战争华北沦陷时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被迫西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的提法。虽有校友主张改用“下迁',但查字典,“下迀'乃降职之意,并非用于地理上的搬迁。科大当时是否与科学院脱勾,被抛弃给地方了?我始终不太相信,故迟迟未改。去年(2019年底)偶然见到校友发来文献[1]和[2],才得知科大文革中搬迁,中科院驻院代表刘西尧力主将中科大归口改为地方省和三机部,改变了科大办学方向和归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大处于下迁(降职)状态。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科大真的成了“弃子'!我和大多数科大師生就这样被蒙在鼓里有五十年!老实讲,我从来不惮以恶意揣摩别人的,尤其是刘西尧当时是以总理联络员身份进驻科学院的,他不至于把事情办得这么绝吧?但事实就是这样摆在那里。据这两份文件提供的史实,科大恢复和科学院的归属关系是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连安徽的军宣队姜智敏也介入了。看来姜和李东林这个人渣不同,他还是有良心的,还有最起码的判断力。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我决定将原文题目中“南迁'一词改为“下迁'。当然从语法修辞角度不符合传统,但在这里用“南迀'的确难以表达当事人所经历的被抛弃,被文革所折磨,颠沛流离,难以恢复教学的困境。这段历史若从长计议应如何表述,我想经数年后改回“南迀'也未尝不可。但实质问题是科大搬迁合肥至今已有五十年,此段搬迀祸兮福兮,值得品味,它在中国教育史,科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与科学院以及今日国科大的关系在中国科学研究体制改革中的意义值得探讨。事实上,今日真正具备科学研究“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的大学已凤毛麟角,科大算是一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是值得探究的。

参考文献

[1] 丁兆君,陈崇斌,丁毅信. 南迁后,谁主科大沉浮?科学春秋,2017.

本文原载于《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3辑,内容有删改。

[2]黄英达:科大下迁及扎根安徽. 阿甘新观察 20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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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39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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