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 | 吕不二

那些神秘的戏子，尽管每次都被我们所期待和痴迷，可我们都明白，我们谁也不会成为他们，这是不被允许的。

少年时

文/吕不二

戏子

坑坑洼洼的街道，一夜之间被白石灰画成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四方形，留下的空隙小之又小。我恍然大悟，哦——，要赶集了，要唱大戏了，戏子要来了。

我赶紧跑去老戏院，里面果然被收拾过了，一坨坨风干的大便不见了，墙角的尿渍被人垫上了土，疯长的荒草被齐根割得干干净净，砖块、石头、瓦片之类的也不见了踪影。高高的戏台子上有扫帚扫过的痕迹，还洒过水。后面的耳房里也是如此。我又跑到中学，每年戏子来了，都要住在中学的那几间瓦房里。那几间房挂着锁，里面除了床板什么也没有，不过也是收拾过了的。

我回到奶奶家，气喘吁吁地说，奶奶，要过大集了，戏子要来唱戏了。奶奶正在灶膛里烧火，烟呛得她一个劲儿地咳嗽，眼泪似乎都快被呛出来了。她揉抹着眼睛，头也不抬地说，这还用你告诉我？奶奶说话向来让人扫兴，我撇了撇嘴，跑出去找别人了。

过集的前一天，一大早，不断有车子拉着满满一车的人和货从东边塬上驶下来，来到他们事先用白石灰画好的四边形里，麻溜地把摊摆起来，把帐篷支起来，把炉灶搭起来，把火升起来。然后，便开始卖力地叫喊。

戏子们是坐着大班车来的，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拉着许多大箱子，箱子里不是财宝，而是唱戏用的各种家当。戏子们径直来到了中学里，其他人则径直去戏院里布置舞台。那几间房门早已打开，早上又被人打扫擦拭了一番。许多人围在房子周围，把房子围成一个舞台，睁大眼等着看戏子走进去表演。戏子们分配好房间，麻利地铺好床铺，放好自己的东西，便旁若无人地开始下腰吊嗓，咦——，呀——，啊——，一遍又一遍，表情丰富而夸张，围观的人也看得认真而满足。

这些还没有上妆的戏子，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本地的，他们好像都来自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当我们说出“戏子”这个词的时候，就好像说出了陌生，说出了远方。那是某一个地方，还是许多个地方，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怀疑，这些远道而来的戏子，根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其实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戏院外的墙上贴出了今晚要上演的剧目，少有新戏，人们都是热爱听老戏的。那些流传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折子戏，被他们的祖先听过，听过一辈又一辈，可能还要被后来人听下去。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人们乐于过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即使那些最细微的变化，都会让他们不安，甚至恐惧。

戏开演前，我们涌到耳房两侧的门前，探着脑袋看戏子们化妆。此时的他们已经素装变戏服，坐在凳子上，对镜描眉画眼。本来他们对我们而言，就是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现在又浓妆艳抹，凤冠霞帔，离我们就更远更陌生了。

戏子们或急或缓地走上戏台，从帷幕后面走到舞台中央，开始忘记自己，进入他们的角色。这个时候，我们跑到戏台前，踮起脚尖，看着他们在戏台上唱念做打，唱腔时而凄惨悲凉，时而高亢激昂。那些坐得端端正正的老人们，跟着剧情失声大笑，或者泪流满面。

三天大集很快就过去了，戏子们很快就走了。带走了他们的道具，也带走了他们的角色。他们究竟去了哪儿？没有人知道。就如同他们是谁，也没有人问过。他们像是被一阵风刮来的，又被一阵风刮走了。也许，只有风知道他们的秘密。

那些神秘的戏子，尽管每次都被我们所期待和痴迷，可我们都明白，我们谁也不会成为他们，这是不被允许的。在乡人眼里，戏子是无根之人，他们像云一样东飘西荡，无情无义，不食人间烟火，根本不会过上安稳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们只需看看就好，他们一走，我们就马上忘了他们，继续过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而那个戏院，也马上显出熟悉的荒芜破落的样子，再次被人们所遗忘。

我认得的第一个戏子，是“酒鬼”伯家的二女儿。她长得瘦而高，瓜子脸，大眼睛，从小不像别的小孩子整天想着吃和玩，却喜欢一个人在家里跟着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学唱戏，惹得她那个酒鬼爸骂声连连。十四岁那年，她毅然决然地跟着唱戏的人走了。这让她的酒鬼爸火冒三丈，骂得地动山摇，把自己喝得更醉了。他拿着酒瓶，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边往嘴里灌酒边歇斯底里地骂道，羞了先人了，啥当不成竟然去当戏子了，让我给老先人咋交代啊，啊？他骂着骂着，却把自己骂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简直伤心欲绝。他决定不认这个执意去做戏子的二女儿。过了几年，心又软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快把自己喝死了，只是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黄种人”

这个“黄种人”自然是要加引号的，这是我们给他取的外号。我们“黄种人、黄种人”地叫着，叫得心安理得。叫的时候，我们笑，他也笑。他也不恼，算是个好脾气。其实也没啥恼的，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这些外号都与风雅无关，多与“丑怪”有关。起初，人们面对它们，竭力抵抗一会儿，不久便放弃了，像是面对自己的命运。他的“黄种人”也是一样。

他的本名叫叫——宝全，我差点忘了。想必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有一份祝福和寓意在里头的。其实，我们不但叫他“黄种人”，甚至把他们全家都叫做“黄种人”。老远瞅见了他爸，或者他妈，或者他那个小弟弟，我们都笑着指着说，看啊，“黄种人”来了。他父母看见了，不明所以，一脸和善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碎娃，在这儿又干啥坏事呢？于是，我们笑得更疯了。我们叫他“黄种人”没关系，可这样叫他的家人时，平时极少生气的他就生气了。他生气的时候并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他既骂不过我们，也打不过我们，只能黑着脸表示他的愤怒。我们笑着笑着，便笑不出来了，觉得没意思了，开始玩别的。

每个外号都有自己的出处，不是取自于身体，就是出自于习惯，他（们家）的外号也是一样。如果你见过他或者他们家人，你就知道了。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他们家的人怎么那么黄啊，而且还那么瘦，又黄又瘦。大风天里走路，肯定要被刮倒的呀！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病吧，正常人肯定不是那个样子的。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一家都那么黄那么瘦，一见就让人心里禁不住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听说，他们一家确实是有病的，好像是肝上的什么病。至于传不传染就不知道了，反正大人都不让我们吃他们家的东西。玩倒是可以的。他知道“黄种人”的所指，可他只接受属于他的那部分，而不愿意自己的家人背起它，至少当着他的面不行。

也有一些人私下里说，他们一家人肯定都是活不长的，那种病治不好，只能一天一天地挨下去，不知道哪天就挨不住了。这种话也不知道谁先说起来的，慢慢地，很多人都在说了。或许，大家心底里就是这么想的，现在只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样的话一旦说出来，似乎便带有某种诅咒的意味，让人联想到人心的恶毒——无聊里生出来的恶毒。

我们从来没有把他们一家和“死”这个字联系起来。他们一家除了比我们黄点瘦点，干活时力气小点而已。提到“死”这个词，我们想到是那些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口齿不清的老人，他们都站在死亡边上的人，这是无疑的。或许，还有那些意外。可意外属于每一个人，谁又说得上来。总之，在我们看来，“死”里不包括他，也不包括他的家人，至少现在不包括。那是多久以后的事，我们尚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还很遥远。

其实，他们家在村里是让许多人羡慕的一家人。听说他爸在县上是个什么科长，管的什么人事，许多人提着礼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可他爸那个人哪儿像个什么官啊，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厉害威风，长得文文弱弱的，见了谁都和和气气的，跟我们想象中的官完全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他爸是在县城里上班的，是挣工资吃商品粮的人。他的玩具都是他爸从县城里买回来的，什么弹簧青蛙啊变形金刚啊会跳舞的公鸡啊之类的。我们每次去他家，他都把自己的玩具一股脑儿拿出来，让我们随便玩。他妈也一点不嫌我们，见我们来了，总是笑嘻嘻地对他叮嘱道，你们好好耍啊，别闹矛盾啊！有时，我们不小心把他的玩具弄坏了，他也不会生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没事。然后，把那坏了的玩具随手扔到一边，看也不看一眼。这倒让我们惭愧起来。他那么大方，对我们那么友好，可我们为什么老是捉弄他呢？可我们还是会捉弄他，把他惹得脸一直黑着愤怒着，然后我们又心软了，又和好了。我们就是这样的。

他病倒了的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好几次，我都在想，自己要不要去看看他呢？去之后，我又该说些什么呢？最终，我还是没去。妈妈去过一次，我问妈妈他怎么样了。妈妈只是唉声叹气，却不愿和我多说什么。

埋他的时候，我也没有去。之后不久，他们一家都搬到县城去住了。他们家的大门从此便一直紧锁着，多少年了，很少被打开过。

涛子说，宝全走的前一天，他还去他们家看过他。他刚进门，看见宝全站在他们家台阶下面，微微仰着脖，看着天，脸色黑得厉害。涛子问他，你感觉咋样？宝全低下头，看了一他一眼，很慢地眨了一下眼睛，没有说话。涛子想和保全说点别的，可突然莫名地有些害怕，就又走了。

宝全就那样走了。我们不敢说“死”，尽管它已经让我们不知所措，觉得一个本来很遥远的事情突然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似乎再也不能忽视它了。我们也才明白，死亡不只是白色，或者黑色的，也有可能是黄色的。

捕蛇者说

那个夏天，几乎所有的同伴都被父母看牢在家里，不能来找我玩精彩的游戏。我在那些大人眼里，成了众所周知的危险分子，一个没人管教的野孩子。他们明令禁止自己的孩子来找我玩。他们不但怕我把他们的孩子引入歧途，还怕我脑子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危险游戏会让他们的孩子跟着遭殃。所以，那些可怜的同伴像被剪断翅膀的鸟儿，被自以为是的家长们囚禁了起来。

那应该是最热的一天了吧！除了蝉声，村子里再也没有别的声响，大街小巷空无一人，所有的狗都在阴凉处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所有的人都坐卧不宁，翻来覆去，在汗水中做着清凉的美梦。

我在奶奶家吃完饭，回到空荡荡的家，坐在屋檐下，对着满院子的树发呆。我在想，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不能让时间就这么白白蒸发掉。我想起沟底凉爽的溪水，忍不住浮想联翩。我想着自己脱光了衣服，在清澈的溪水里欢腾，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蜻蜓的翅膀，黄色的蒲公英在岸边摇曳。

我来到一个个同伴的门前屋后，学着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这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秘密暗号。不一会儿，布——谷，布——谷，里面也传来熟悉的回应。我暗喜着离开，走向另一家。我就这样像头鸟一样召唤着他们，在警戒线被太阳融化的午后，将他们带离囚笼，带向属于我们的天空。

很快，我的屁股后面就跟了七八个人，我们像一条蛇一样，悄悄地游出了村子。在烈日的炙烤下，在蝉声的纠缠下，步履坚决而轻快地朝沟边走去。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找了根大拇指粗的棍子，高可及腰。我们可以用它来打水花，也可以用它来打杏子。

准备下沟的时候，我们唱起了歌。我们觉得自己像一支要去执行秘密任务的队伍。我们踏着正步，唱着在学校里学来的那几首军歌，把厚厚的尘土踩得肆意飞扬，犹如腾云驾雾。我们终于自由了。我们太快乐了。我们还会更自由更快乐的。

我们的歌声很快就戛然而止了。

还没走多远，最前面的伙伴一声尖叫，紧接着，一个趔趄，迅速后退，后面的人险些被他犹如一溜带倒。等定下神来，我们才看见，原来是一条蛇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蛇脑袋下面那块鼓鼓的，像是塞了一大块东西。我们很快明白了，这条蛇在吃东西。蛇在吃东西的时候是它最脆弱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便围着这条蛇，饶有兴致地看着它费劲地吞咽着属于它的食物，表情痛苦地消化着。我们一时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又不想这么轻易丢下它。最后，我们决定处决它。我们很快就送它上了西天，把它穿在了其中一个伙伴的棍子上。我们以前就这么干过。我们骄傲地举着它，像举着一面鲜艳地旗帜。

我们继续前进，只是不再唱歌了。我们比出发时还要兴奋。我们猫着腰，走得小心翼翼，像是一个扫雷小分队，手里的棍子成了扫雷仪。我们渴望遇见蛇，而不惊动蛇，然后把它们一一挂在我们的棍子上。我们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的棍子上挂着“旗帜”，这显然不公平。我们临时放弃了玩水的愿望，决定当起了捕蛇人。

下到沟底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三面“旗帜”了。刚走到溪边，又发现了一条蛇。那条隐藏在河边草丛里的蛇，差点把一位伙伴吓得跌进溪水里，好在他射手敏捷，跳到了另一边。而那条看起了很可怕的蛇，也一样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我们决定用这条蛇来安慰刚才那位被吓到的伙伴。他把它穿在棍子上，心满意足地笑着，挥舞着，像是一个被犒赏了的士兵。紧接着，我们又在一块背阴处的石头旁发现了一条蛇，接着又发现了一条水蛇……等到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面“旗帜”。它们五光十色，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让我们骄傲无比。

这真是一个奇幻的下午。我们原本是要玩水来着，结果却玩起了蛇。这似乎充满了注定的意味。别人都被太阳赶回了屋里，而我们，还有蛇，则被太阳从家里赶了出来，狭路相逢，注定要发生点什么。我们从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蛇，也没想到蛇会如此不堪一击，让我们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能做的事情更多了，世界也更辽阔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忍不住走起了正步，唱起了军歌。我们挥舞着“旗帜”，它们是我们耀眼的“军功章”。我们就那样上了沟，穿过别人的村子，走进了我们的村子。每个见了我们的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在我们身后指指点点，叽叽喳喳。我们根本无视他们，他们做不到我们能做到的这些，即使他们是大人。

进了村，走着走着，我们似乎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骄傲和招摇，以及由此带来的尴尬和危险。果然，那些伙伴们的父母闻声而至，恶狠狠地把他们一个个拽回了家，响亮的谩骂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声马上在村子上空回荡了起来。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它让我愧疚的同时，也让我痛恨。有时，也会让我隐隐地生出一丝羡慕。我是没有人惩罚的，换句话说，也是没有人关心的。我惹了祸，奶奶只会说，看把你咋办啊！看你以后长大了咋娶得下媳妇呀！她似乎再也说不出别的了。这次也是一样。我一样视若罔闻。

那些被丢弃的蛇，被我埋在了我们家麦场旁的槐树林里，还给上面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堆，土堆上放了一些我自认为很漂亮的石头。我在土堆前，嘴里念念有词，甚至跪下来，祈求它们原谅我的年少无知。我希望那晚不要有月亮，爷爷曾说过，被月光一照，死去的蛇就会立即复活。我怕它们活过来会找我报仇。以前我就这样做过。那些土堆，第二天被我打开后，死蛇已经不见了踪影。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不是复活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我只知道，蛇不见了。随后，它们出现在了我的梦中，多少年了，一直盘桓在那里，扭动着冰凉的身子，晃动着脑袋，吐着芯子，面目模糊，挥之不去。

小红

妈妈终于把那只羊卖了，具体卖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比普通的山羊价钱更高，说不定还不如绵羊值钱。

那是一只布尔山羊，耳朵耷拉着，身上有浅棕色的斑块。前几年，乡里把这种羊引进来，劝大家买，说是能快速致富，没钱还可以低息甚至无息贷款。这种外面来的羊，和外面来的一切一样，身份高贵，价格不菲，一只羊羔子就要一千好几，是普通羊的六七倍还多。可他们说了，别怕贵啊，好东西还怕贵？买回去一只羊，羊再生羊，第二年就赚了，第三年就发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说得信誓旦旦，说得许多人都动了心。那些第一批买羊的人，第二年羊下了羔，果然卖了个好价钱，于是大家都放心大胆地买了这种羊。

妈妈也买了，只买了一只。妈妈本来想买两三只的，可她没钱，也借不到那么多钱，贷款不是谁都能贷出来的。妈妈说，这羊可是及时雨啊，我不出去打工，回来照看你们两个上学，就必须想个挣钱的辙啊。妈妈不是对着我说的，是对着那只刚买回来的外国羊说的。那只羊懵懂地看着她，它肯定还不能听懂渭北话。我觉得妈妈眼里看到的肯定不止一只羊，肯定是一群羊，数不清的羊。拥有那么多羊的妈妈，再也不用为我们的生活发愁了。

有了羊，每天就得去放羊，每天下午都得去。我上学的时候，妈妈去放羊。到了周末，那只羊就交到了我手上，我就成了放羊娃。我一点都不喜欢那只羊，任何羊我都不喜欢。有了羊，我的自由就没了，自由像草一样，被羊一口一口嚼得粉碎。原本平静的生活里，突然闯入一只羊，把一切都搞砸了，到处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羊膻味。当我放羊的时候，根本无法把那只羊和我们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枯燥，无法逃离的囚牢，以及渐渐远去的自由。

其实，一起放羊的人很多，可除了年迈沉默的老汉，就是比我小得多的毛孩子。他们放的羊大都比我多得多，一群一群的，普通的羊里夹杂着布尔山羊，就像麦粒里藏着星星点点的碎金子。他们都是好几家合伙放，或者雇人放。我们家的布尔山羊形单影只地站在我身旁，看着周围那么多羊，那么多难得的热闹，不停地咩咩叫，叫得我心慌意乱。它的脖子上拴着长长的缰绳，缰绳的一头被钉在地上的铁橛子上，它只能围着橛子转圈圈，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自然不会一直待在原地，过上一段时间，这边的草吃得差不多了，我就会给它换到那边去。可我只会照顾它的胃，管不了它的精神世界。我的精神世界还一片荒芜呢！再说，倘若把它放开了，它跑丢了怎么办？啃了人家的庄稼怎么办？万一钻到别人家的羊群里我认不出来怎么办？这些布尔山羊，在我看来都长得一个模样，我可认不出谁是谁来。

终于有一天，小红姐也来放羊了，她也赶着一只羊。

小红姐家住在胡同里，日子比我们家过得还要难怅许多。她的父母都是再老实不过的可怜人，在任何人面前总是怯怯的，眼神闪闪躲躲，像是对整个世界充满了恐惧似的。她还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只是从来没进过学校。她比我大三岁，在村小念书时只比我高一级，四年级念完就不再念了。

小红姐把她的那只羊赶到我的那只羊身边，我的那只羊朝着刚来的伙伴咩咩叫了几声，那是喜悦的叫声。它终于有伴了。我也有伴了。小红姐躺倒在我身边的草地上，折了根草咬在了嘴里，眼睛眨巴着望着天空。天空蓝得像我们的少年时光。

小红姐问起我学校的事，也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村里的事。说着说着，小红姐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烟，抖出一根来，潇洒地给自己点上，眯着一只眼睛熟练地抽了起来。她问我抽吗？我摇了摇头，她又把烟盒装了回去。其实，我想抽来着，我怕被她瞧不起。我不知道小红姐是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村里抽烟的女孩子肯定凤毛麟角，说不定只有小红姐一个。可小红姐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她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她几乎长着男孩的样子，声音也阳气十足，理的也是男孩发型。见了相熟的男孩，上来就勾肩搭背，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女孩，像极了一个“哥们”。村里人在背后都对小红姐指指点点，说她不成体统，对她的未来摇头叹息。我倒是喜欢小红姐的直爽，其他女孩整天畏畏缩缩的，这不能说，那不能做，简直乏味透了。

回去的路上，小红姐像搂着别人那样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她也把我当哥们了吗？我很高兴。以前我是她眼里的小孩子，而现在，我几乎和她一般高了。我无意中瞥见小红姐隆起的胸部，突然心里一阵慌乱，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小红姐的胳膊从我肩膀上滑落了下来。小红姐追上我，又用胳膊圈住了我的脖子，疑惑地问，怎么了？走那么快干啥？我没说话，一直低着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烫得发红的脸。

小红姐和我放了一年羊，就不再放了，他们家的羊交给她弟弟来放。他弟弟长得又小又黑，像个小老头似的，也像老头一样无趣寡言。他把他们家那只羊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沉默寡言地和那只羊守在一起，那只羊咩咩的惨叫声他完全听不见。我家的羊也咩咩叫着，叫声凄惨，我也只能充耳不闻。

第二年，小红姐就嫁人了。小红姐才十七岁啊！听说小红姐嫁到了山里边，嫁给了一个三十好几、死了女人的老男人。那个老男人给了小红姐父母一笔不菲的彩礼。他们说，就这还是好不容易才说成的亲事，像小红这样的，搞不好就成了老姑娘，要砸在父母手里的。我不知道小红姐这样的又怎么了，不嫁人又怎么了，不嫁人父母就不要了吗？就无家可归了吗？我想不通。我觉得小红姐像极了一只羊。

小红姐嫁过去的第二年就死了，被那个老男人打死了。听说刚嫁过去，那个男人就整天打她，嫌她不男不女，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是听妈妈说起这事的。妈妈说这事的时候，还流了几滴眼泪，一个劲地说小红姐可怜。我没有流一滴眼泪，甚至一点都不悲伤。我觉得这事一点都不像是真的，只觉得小红姐肯定是去了远方。

也是在小红姐嫁人的那一年，我们家的布尔山羊好不容易下了一只羊羔，好生伺候了一个月，最后还是夭折了，妈妈为此心痛不已，从而对那只布尔山羊更是照顾有加。到了下一年，怀上的羔没等生下来，就流产了。到了第三年，没等我们家的羊怀上羔，所有关于布尔山羊的梦突然就倒塌破碎了。当初承诺高价回收羊的那家公司毫无征兆地破产了，所有高价买来的羊全都砸在了自己手里，所有致富发财的美梦全都血本无归。

妈妈终于卖完羊回来了，那只羊像是带走了她的魄，使得回到家里的她恍惚而沮丧。我问她卖了多少钱？她也不回答我，径直走到房间里，躺在炕上，连午饭都没有做。

本文一二节原刊于《黄河文学》2020年2/3期

吕不二，本名吕荣波，陕西永寿人，八三年生，长于渭北乡野，现居塞北乌兰木伦河畔，自由职业者。在《长江文艺》《美文》《青年作家》《黄河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