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托儿所所长丑子冈：带过主席女儿李敏，去世后周总理写挽联
延安枣园。
卫生部长傅连暲向主席汇报抗战将士孩子问题时说，年轻的将士们在前线作战，他们的孩子得不到照管，有的被送到老乡家，有的被送到亲戚家，但时不时发生孩子丢失或病死的事情。
说完，傅连暲建议建一个保育院集中收养孩子，保护革命后代。
主席陷入了沉思，自己的孩子也都送到了老乡家去喂养，离得近的还可以去看看，离得远的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将心比心，那些不能亲身照料孩子的将士们，心里是多么内疚和痛苦。
这次谈话后，傅连暲立即着手成立中央办公厅托儿所。刚开始，托儿所有6间窑洞，7个孩子。7个孩子中有李维汉的儿子罗小金（即李铁映），谢觉哉的女儿谢定定，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还有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芳和主席的女儿毛娇娇（即李敏）等。
主席称赞这是件大好事，继而问托儿所所长是谁。傅连暲回答是丑子冈。
傅连暲对丑子冈谈话时说，不管困难多大，都要办起托儿所，让孩子们有安稳的家，让孩子们的父母在前线能安心战斗。想起有的将士孩子在老乡家中得不到好的照顾生病而死，身躯瘦小，眼睛不闭，丑子冈毅然接受了这光荣的任务。
傅连暲和丑子冈（右）
1905年出生于当时的湖南长沙县的丑子冈，是个不幸的人。父亲在她出生后去世，本就贫穷的家庭更加窘迫，妈妈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
辛运的是，丑子冈妈妈十分开明，无论生活多艰难，她都把丑子冈兄妹送到学校读书。读完小学的丑子冈报名参加护士培训班，后被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然后，有文化底子又热情大方活泼开朗的丑子冈被挑选到政治部担任宣传员。
在宣传活动中，丑子冈认识了第五师范学校的学生党员和首领余家永。两人相识相爱后，在特派员陈毅的关怀下，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
丑子冈哥哥在江西财政厅任科员，坚决反对妹妹嫁给余家永。丑子冈不但没听哥哥劝阻，且在婚后和余家永一起投身革命运动。
没想到不幸再次降临，余家永遭到南昌警察局逮捕。丑子冈哥哥了解到余家永性命难保，将身怀二胎即将临产的丑子冈强行接走。
丑子冈分娩的前3天，余家永英勇就义。得知噩耗的丑子冈精神失常了。余家永父母及弟弟把丑子冈和孩子接回家中，细心照料安抚，丑子冈慢慢恢复成常人。丑子冈心想，一定要将孩子抚养成人，告慰长眠地下的丈夫。
生活的变化源于余家永弟弟在上海谋到一份工作，并把父母和嫂子、侄子接到上海。丑子冈还不能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余家永堂弟、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余家宏看到丑子冈痛苦不已，便给她讲革命故事，让她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大学生与工人朋友。
丑子冈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她下定决心，和大学生与工人朋友们参加革命活动，共同迎接黎明的到来。她开始利用自己的特长给周围的贫苦老百姓看病打针，到附近的工人夜校义务讲课。
1938年初春，丑子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儿子们惊异地发现，妈妈透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兴奋与快乐。
在延安，丑子冈曾很想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但因组织迫切需要，丑子冈被直接分配了工作。对于这个安排，丑子冈没有任何怨言，她说：“我是党从苦海中救出来的，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丑子冈的工作经历了几次变化，前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干事、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护士、合作社主任。
1940年9月，傅连暲找到她，让她担任所长，创办中央托儿所。傅连暲向主席推荐人选时，对丑子冈是这样评价的：“工作积极，吃苦精神强，对孩子很有爱心。”
办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42年初，因为孩子越来越多，中央托儿所需要扩建。扩建选址在距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文联把原来办公用的窑洞让给了中央托儿所。丑子冈接到任务后，一趟接着一趟地往这里跑。看地形、画图纸、定方案、找民工、筹资金，丑子冈忙得不亦乐乎。
丑子冈带领全体工作人员一起搬砖、筛灰、和泥、上房顶，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新的托儿所，儿童活动室、收发室、会客室、办公室、厨房、洗澡房、厕所、保管室，一应俱全。
丑子冈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时的延安，经济不富裕，生活条件差，托儿所的事务都只能靠自己。喜欢孩子的宋庆龄在洛杉矶号召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开展捐助活动，把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和幼儿生活用品送到了中央托儿所。
这批物资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大大解决了托儿所教学与游戏器械不足的问题，孩子们高兴极了，工作人员也特别兴奋。为感谢国际友人的帮助，延安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为洛杉矶托儿所。
丑子冈自然成了洛杉矶托儿所所长，她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洛杉矶托儿所中，对自己十分苛刻，总想着把最好的都给孩子们。
一天，丑子冈正吃着一碗玉米面和山药蛋熬的粥，一个孩子问道：“丑妈妈，您怎么不吃馒头，吃山药粥啊？”
“丑妈妈”是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对丑子冈的爱称。在这些孩子们都年过半百后，只要提到丑子冈，他们都还会深情地呼唤：“丑妈妈，丑妈妈……”
听见孩子问，丑子冈蹲下身子，充满慈爱地对孩子说：“好孩子，丑妈妈是大人，吃点菜粥没关系，你们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点，好长高长壮啊。”
托儿所的孩子们
托儿所创办初期伙食不好，吃的粮食要到中央供给处领取。领取的粮食不够大家吃饱，工作人员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丑子冈要求工作人员宁可饿着肚子，也绝不吃一点孩子的饭菜。
到中央供给处领粮食是个又累又危险的活，几十里山路中人烟稀少，常有野狼出入。丑子冈总是主动自己去领粮。一次领粮途中，丑子冈被一条一米多长的大灰狼盯上了。从前鸡都不敢杀的丑子冈，竟然壮着胆子拿起大棒子反追打起狼来。狼被吓跑了，丑子冈一拐一拐回到托儿所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无论托儿所的什么事，丑子冈全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她身为所长，也干保育员的事，给孩子做饭喂饭、洗头洗澡，带孩子做游戏、讲故事、唱歌、学知识。
托儿所睡的最晚的人是丑子冈。除开特殊情况，她每天都要到孩子们睡觉的窑洞查寝。
细心的丑子冈有一次发现一个孩子两只脚鞋子穿反了，立刻把带班阿姨叫到办公室，让她把鞋脱下，再反着穿上，问她舒服不舒服，直到她承认错误。丑子冈从没为自己的事发过脾气，但为了孩子，是拿得出态度的。
丑子冈还发明了一项特殊的奖励措施，哪个孩子表现好，晚上就可以和丑妈妈一起睡觉。对于平常很难见到父母或者根本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诱惑。
托儿所的孩子们
丑子冈制订的政策，对所有孩子可是一视同仁的。哪怕丑子冈年幼的女儿丑松亮想和妈妈睡上一晚，也得拼命表现好，才能争取到幸福的一个晚上。
在丑子冈的领导下，洛杉矶托儿所办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好的托儿所”。给出这个评价的是艾乐思博士，美国联总医务科训练组主任。由于在战争期间，艾乐思对洛杉矶幼儿园没抱太大希望。可是当他看到窑洞光线充足、院子干净整洁、小床排列井然有序、孩子们小脸像红苹果时，忍不住激动地竖起了大拇指。
主席到托儿所参观时，赞美丑子冈巧媳妇做出了无米之炊，把破旧窑洞建成了儿童乐园。丑子冈向主席提出了题字的请求，主席想了想，挥笔写下“好好的保育儿童”几个大字。
此后，丑子冈一直将主席的题字带在身边，直到离世。
1946年，受战争形势所迫，为了保护孩子，洛杉矶托儿所要撤离延安。丑子冈给工作人员示范在各种情况下怎样保护孩子，遇到敌机怎么办，遇到驮孩子的马惊了怎么办，遇到河流、山间小道怎么办，遇到孩子拉屎拉尿怎么办，遇到孩子生病怎么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一定要把孩子的生命看做是自己的生命，你们在，孩子就在，即使自己牺牲了，也要保护好孩子。”丑子冈对托儿所的所有工作人员说。
历尽艰险，孩子们安全转移出了延安，暂住在河北平山，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儿童伤亡。
转移途中
1949年4月，中央派人派车接孩子们进北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经朱老总拍板，洛杉矶托儿所选址在万寿寺重建，改名为中央军委保育院。1955年，中央军委保育院改为万寿寺幼儿园。
不管名称如何改变，丑子冈始终在这里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早在进到北京创办中央军委保育院时，丑子冈就患了癌症。为了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尽量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丑子冈争分夺秒，比以前更忙。
朋友、领导、同事、孩子都劝丑子冈好好休息，丑子冈总是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做一点，是一点。”
丑子冈不但抢着做事，而且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大部分花在了需要帮助的同志们身上和孩子们身上。一年四季，丑子冈都穿一套旧军装，她没有便衣可换。
丑子冈（左）
1963年2月底，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一张皮的丑子冈躺到了病床上。党组织要求尽一切可能为丑子冈治疗。
“我的病治不好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我辜负了党的期望。据医师说，我的癌细胞正转移到骨头里去了。我死后不用棺葬，也不用火葬，只求把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让他们解剖、研究。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离别人世后的一点贡献……”丑子冈对到医院看望她的赵书记说道。
赵书记双眼泪水直流。
临终前，丑子冈把大儿子叫到床前，交代说：“我死后你代我把最后一月的全部工资，交给园党委，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办理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我箱底下有一套旧军装，请人翻个面，让我穿上。”
大儿子哭着说“我全依您”。
1963年3月2日，丑子冈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着的孩子们，享年58岁。女儿丑松亮在母亲去世30多年后回忆说，妈妈若不是那样拼命工作，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丑子冈还有多次机会改行、提干，可她哪儿也不去，她离不开孩子，她把一切都给了孩子。
丑子冈把对孩子的爱，更多给了别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她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有一回丑松亮丢了粮票，就去特供点买吃的。丑子冈知道后，把女儿骂了一顿，说：“那是组织上照顾我的，你没权去买。”
面对这样的母亲，19岁的丑松亮在她去世时，流了一辈子最多的一次眼泪。丑松亮记得，追悼会上，很多人来看望送别妈妈，很多中央领导给妈妈送花圈，周总理还题写了挽联。
丑子冈长得不算漂亮，可她的人生，谁能说不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