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作家成长的,总有一家出版社

写作与生活:进得去,还要出得来

2016年,第一届十月文学月在北京佑圣寺揭幕,刘庆邦作为作家代表发言。五年来,每一届十月文学月他都如约而至,迄今已经是第六年,刘庆邦正好七十岁。
12年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十月文艺”)出版刘庆邦长篇小说《红煤》,这是刘庆邦在十月文艺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很喜欢这部作品。导演谢飞曾想把《红煤》拍成电影,本子都改完了,还是怎么都不满意,事情拖下来,谢飞也年纪渐长。刘庆邦觉得特别遗憾,如果《红煤》能拍出来,一定比之前的中篇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好看。
十多年来,刘庆邦从没放下写作,无论在哪里都把笔杆子紧紧抓在手里。从那个岁月过来的人,被时代拽着走了太久,以前是一步步挪,后来是小跑,现在看着主场上百米冲刺的年轻人,刘庆邦也没落下,时不时上去热热身。
前几天,他去看了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于2020年2月21日在柏林电影节首映。余华在家乡海盐县的海边给贾樟柯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大海是黄色的,余华在海边走着走着,兴致上来,跳下海游泳,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贾樟柯被这个故事深深感染,觉得有愚公移山一般的气质,于是放弃了原片名《一个村庄的文学》。
影片共分18个章节,通过4代作家马烽(已故,由其女儿回忆)、贾平凹、余华、梁鸿,来讲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别的影片一天排好几场,七八场都有,而这部电影一天只有一场,还经常排在0点放映。刘庆邦问为什么排片这么少,工作人员回答“没人看啊”,刘庆邦说“我看看”。检票入场,那么大的电影院,包括刘庆邦自己,只有四个观众,空空荡荡。他记得,电影一开始,镜头对着几个老农民。“作家们讲创作经历,就是讲一个作家的心灵史,通过心灵史映射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变迁。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很好。”
刘庆邦觉得影片热度太低了。但其实今年9月19日电影在国内上映首日,票房突破140万,现在已达近700万,远超出主创团队预期。对结果,大家并不感到沮丧。
一个作家的基本问题,永远离不开写作。刘庆邦在十月文艺出版的第二部长篇是《遍地月光》,记录文革期间父母子女的命运,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第三部长篇是《黄泥地》,写乡村文化消失的故事。第四部长篇是《家长》,描写一个想立足于城市的农村家庭。今年刘庆邦在十月文艺出版了《堂叔堂》,讲述了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除了长篇,还有短篇小说、系列丛书、再版作品等,粗算下来,刘庆邦已经在十月文艺出版了近10本书。
十多年来,市场需求与文化生态一直在变化,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作家如何面对?刘庆邦觉得,干什么都离不开生活,写作尤是。“我们每个人的写作不可能离开地面,我们还是要从生活、从感性出发,从实的地方出发,然后才能上升到理念。这是创作的根本规律。”
去年和十月文艺签约后,范小青开始写长篇小说。压力当然有,不能辜负出版社的信任,还是要认真想想,争取写得好一点。“其实签约不签约,都是写作的命。成为签约作家,对作品更有一种责任和追求。”
范小青创作比较匀速,平均两三年一部长篇小说,但这次好像卡壳了,“我自己也在琢磨是什么原因,肯定不是因为签约,有时写东西确实会碰到瓶颈。”
苏州是范小青的故乡,出于内心情感与创作需要,她尝试用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数字化古城保护的题材,没想到过程相当痛苦。几十年写小说,突然转向非虚构,难免无从下手,重要的是,她发现可挖掘的内容太多了,让她也犯了难。
作家天生敏感,一点点东西都可以启发写作欲望,现在有这么多丰富的素材供选用,“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脑筋不够用了。”
常说生活是文学的富矿,但是掉进这个富矿以后,如果不爬出来,那还不是文学。范小青的写作一直关注现实题材,生活中每天新事物层出不穷,“富矿里的金银财宝,你得把它提上来。你在这个富矿里要判断选择,当富矿都是好东西的时候,一方面觉得丰富,一方面又难以取舍。面对的东西越多越困难,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从哪个方向去写,怎么恰到好处地提炼,都是技术。”
回顾以前的写作,范小青甚至有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时候,有时看评论家的分析,自己也会大吃一惊,原来还有这层潜在的意义。在范小青看来,我们的写作与现在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生活太复杂,太惊奇,太荒诞,你要进入它,又要能出来,和它保持距离,否则富矿就会变成陷阱,捆住你的手脚。
不论什么情况下,一个作家要保持创作的定力,尊重内心的指引,“感觉多了以后,你往这个方向走两步觉得合适,往那个方向走两步觉得也合适,所以现在的写作,要学会遗忘。内心本真的东西很重要,不能想太多。”范小青说,有了困难,才能成长,“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有点难为情,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什么时候都要成长。”
张楚还记得以前《十月》杂志编辑宗永平催稿特别有意思,“我正在买菜,他说张楚,我没有催你小说,你先买菜吧。我就知道他在催我,因为他是特别温和的人,我能够感觉到他的不好意思。”张楚的作品几乎都是中短篇,没接触过长篇小说,听大家说写长篇结构最重要,他就去研究福克纳的结构,研究半天,发现自己写的时候也用不上,“都说富矿,我感觉我没啥矿,挺单薄无力的。”
张楚有时候看网络平台的视频,千姿百态,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能受到百万点击和关注,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种生活形态的变化,让张楚感觉世界很魔幻。
如果以后写长篇,张楚可能会写自己的母亲,把她的少女时期、青年时期、老年生活联系起来,但是要悄悄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收在一本书里,母亲知道后找他谈话,说这个文章把我写成什么人?张楚说我写的不是你,母亲说不管怎么样,以后不准再写我。
母亲是一个让张楚感觉很惊奇的人,“她对世界充满热情与爱,最大的困惑是每天时间都不够用。”76岁的母亲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练书法,一直练到中午一点半,练完以后做帽子,做了一千多顶帽子,有时候张楚在大街上就会观察哪个老太太戴的帽子是不是母亲做的,“因为她的款式永远不会变化”。有时候村里有结婚的,四五点钟母亲要坐上三轮车跑到人家扭秧歌,特别高兴。“她对每个人都很好,有特别多的朋友,每个人对她都特别真诚。以后写长篇的话,可能从最基层的生活写起,从我身边的普通人写起。”

写作与自我:枯竭,也是一种可能

最近,作家邱华栋在十月文艺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哈瓦那波浪》,9个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唯一相同的是,写的都是华人的故事。弋舟看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看了《哈瓦那波浪》,一个是电影作品,一个是文学作品,他认为分别解读了时代不同侧面的“新”。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基本还处在前现代文明的理解状态里,聚焦上一代的精神世界,讨论怎么走出乡土。但是到《哈瓦那波浪》,去太平洋潜水,去澳大利亚抓鳄鱼,去肯尼亚山国家公园寻找一个男人,是这样的态度。以前的心情是要打拼,站稳脚跟,甚至略带有一种侵略性征服性。现在,则能够很平和地用审美的、浪漫的态度面对世界,这可能是新时代文学写作重要的内在变化之一。”
弋舟曾在十月文艺出版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获得当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作品之一。弋舟对这部小说一直不够满意,出版社也和他认真探讨过作品。和十月文艺签约,弋舟觉得“肯定会有压力,也是好事。这样略带甜蜜的压力,至少说明还有人期待你”。
与出版社签约对李洱来说,算不上甜蜜,他有着难言的愧疚。“我其实有些后悔,因为我特别害怕作品完成之前变成商品,你会有那个潜在的意识在,这是要交出去的,要对人家负责,对我形成了巨大压力。”每个作家特质不同,李洱很羡慕创作力旺盛的人,他自己必须把前面的东西放空,才能慢慢开始着手下一步,李洱说,消耗太久,这是非常糟糕的状况。
有两种不同的作家,一种需要不停地写作,不停地累积,在循环往复的创作劳动中凝结起属于他个人世界的经验的内核,像晶体一样,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另一种作家则需要在大量文本基础上不断剔除,不断蒸馏,大量删除的部分形成巨大缺陷,巨大的“无”,这个“无”发出声音,告诉作家最重要的恰恰存在于枯竭的尽头,李洱的写作正像是不断删除的过程,试图让自己寻找的东西水落石出。
不同于李洱,与出版社签约促使付秀莹不断尝试新的可能。2016年她在十月文艺出版长篇小说《陌上》,2019年又出版《他乡》,两部长篇小说让付秀莹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她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乡》之后,付秀莹马上开始了新的创作。前几天一位朋友问她,为什么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还要写乡村?付秀莹回答,虽然已经离开家乡,但是灵感的涌动之地还是在你的故土,关于这个故土也还是会一直写下去。
“我特别想表达,特别有写作的激情,尤其这几年。”付秀莹做了一个试验,两个月时间写十万字的“魔鬼计划”,想压榨一下自己,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这种写作对我来说,过程非常重要,不断地寻找和发现,发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总有一种审美上的意外。有时候你前面写的东西到后面都不太记得,也没关系,还是不断去写。”长篇创作间隙,写一写短篇小说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付秀莹不觉得写作是苦差,她笑称近乎自虐式的快乐能满足内心深处的需要,似乎除了写作,没有别的方式让她觉得此生值得一过。“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生活当中给你安慰和抚慰的东西,好像人到中年已经不是特别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价值、感受到意义、感受到你的存在,写作可能是最让我能满足自己的一件事了。”

写作与时代:内部,暗流涌动

文学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新时代新在何处?这两年宁肯对此的感触渐渐深了起来。2021年7月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在西周时,小康一词即已出现。《诗经》中《大雅·民劳》记载“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这里,小康指生活比较安定。
“过去很多年都在提小康,似乎不知不觉一下子就过渡了,其实这算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的生活变化非常大,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宁肯说。如何理解小康社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对老百姓生活与心理的影响,身为作家,需要多一些思考。
宁肯曾在十月文艺出版《沉默之门》《天藏》《北京:城与年》《中关村笔记》等作品,后两部是非虚构体裁。签约后,写作速度放慢了,最近宁肯在写短篇小说,过去他从来没接触过短篇创作,这之前,他写了几年非虚构作品,由非虚构的思维模式转换到写小说的虚构,并不容易,有困难的摸索,也有过瘾的尝试,为此宁肯还和作家弋舟有过探讨,读他的小说慢慢找感觉。
宁肯将新时代和写作的关系,还原为生活对写作本质的影响。
“非虚构文学和生活之间有本质的关联,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的变化;虚构文学和新时代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两回事。”在宁肯看来,生活显露出来的东西应该由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非虚构文体去完成。在生活的表面下还有更多东西,像冰山被遮蔽的部分,隐藏在海面下看不见的地方,小说面对的就是这些。“它与时代生活是折射的关系。生活是生活,小说是小说,小说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性掩藏在生活下面,小说是写这个的。”
见证一位作家从青葱到成熟,是出版社的幸运,被一家出版社信任扶持,也是作家的幸运。对范稳来说,十月文艺始终伴随着他的文学岁月,“让我一生都感到很温暖,有那么多好编辑,好老师一路陪着你,给予鼓励和期待。”
范稳第一个有分量的中篇小说,于九十年代初刊登在《十月》杂志。当时他还是青年作家,二十出头,现任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都刚刚从学校毕业。那年他来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晚上九点多才到,顾建平穿了一件破棉袄到车站接他,冻得哆哆嗦嗦。两人坐公交车到北三环,过眼之处一片农田,在一个小饭馆随便吃了点后住进简陋的招待所。作品登上《十月》杂志,在当时的云南偏远小城算得上现象级事件,让范稳大受鼓舞。
范稳和韩敬群有个三十年之约,那时韩敬群在杂志文艺编辑部,他对范稳说,你给我们写一个长篇吧。范稳受宠若惊,心想太看得起自己了,怎么敢写长篇?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下来,范稳已经在十月文艺出版《大地雅歌》《吾血吾土》等几部长篇小说。第一届作家签约时,范稳正受重庆出版集团邀约写《重庆之眼》,为了踏踏实实写不赶进度,他没有签约。第二届十月文艺又来相邀,范稳痛快地答应了。
不久前,范稳刚刚完成脱贫攻坚题材的新作《太阳转身》,这是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转型之作。过去范稳专注于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学习和表现对象,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这次他把目光转向当下、转向了壮族。
“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把壮族及其文化当一门新开的课程,确切地说,写作此书,又为自己的人生补了一课。”范稳在南国边地上行走时,重温了上世纪火热纯粹的八十年代,那时这里炮声正隆,他还是一个大学毕业来到边疆的年轻人,常去慰问那些从战场下来的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作为来自云南的作家,范稳一直在建立文学作品的辨识度。过去他写民族题材、历史文化题材,自然而然就有天然的独特性。现在转向现实题材创作,范稳发现依然要坚持这种辨识度和独特性。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过程很有特点,混合着地理、人文、传统风物等很多驳杂元素。“不是我写现代生活就把这个辨识度轻易抹去了”,对此范稳很坦诚,“如果抹去,你会发现自己的优势可能就变成了劣势,在技巧或者其他方面有比你更娴熟的人,我要找到自己的特色,所以还是要立足于这片土地提供给你的文化滋养,这样作品才更有价值。”
在云南,新时代的“新”体现在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开车进去,道路都是柏油路,交通的便捷意味着一个小地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敞开。过去好多县,没有越野车没法去,到乡下不知道要走多久颠簸的路,进村只能骑马。《太阳转身》之后,范稳已经酝酿了新的选题,他打算明年春节前完成所有的田野调查和资料阅读工作,春节以后开始干活,争取在后年初交稿。面对众多素材,范稳也常常难以取舍,尤其深入田野乡间,对历史的发现、文化的发现让他觉着都值得写,唯恐错失什么。“实际上你把这个包袱背得太重,就会化解不了。要发现,同时也要升华,把文化、历史的东西转化成文学的东西。”范稳说。
文化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关仁山认为更能看到内部更为细致之处。2017年,关仁山开始创作三卷本长篇小说《雄安雄安》,四年时间在雄安来回跑,今年终于要交稿了。关仁山说,现在雄安新区办公室都由机器人引领,下一步计划无人驾驶汽车上线。作为创新城市,雄安就像未来试验田,关系国家政策的千年大计,“我们都在寻求变革,中国也在寻求变革。表面的新能看见,内部的变化不容易发现。”
将老百姓的日常升腾为成熟的艺术想象,把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话题,都是关仁山在写作中遇到的难题。“不说给历史留啥,起码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文学能记录一些东西,认知一些东西。”关仁山说。
石一枫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签约作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北京人爱夸人仁义,他觉得十月文艺始终有一股仁义的气息在,与作家交往重感情。关注现实题材的他这两年一直在思考作家身份的问题,包括作家和作品关系的问题,“在今天到了新时代,我们是不是对作家身份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我有一点感触,但是也没想的太清楚。”石一枫说,几乎每个职业的份内之事都是替自己说话,作家这个职业的份内之事是替别人说话,“我们这个职业也有特殊性,我们得认识到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成天替自己说话就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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