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藻（1906-1974）学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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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竺欢平
原标题：干藻先生
想执笔干藻先生生平已是好多年的事了，越是走近先生越感才疏学浅，终有在先贤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之嫌不敢下笔，但心中沉甸甸的总觉得欠着一笔文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小，住在兰田村，跟先生老家下河村相距不远，大概五里路。众多村人不时会说起隔壁两个村庄里的二个名人，一个是“阿毛医生”，另一个是“干先生”。“阿毛医生”是我们那边十里八乡最早的西医，会开刀、缝针、挂盐水.....开的处方大多是西药，见效快，对于当时落后的村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被依赖性的传奇人物。而干先生的名声除了中医医术高明，夹杂着讳莫如深的历史原因，更多的是作为大师级别的著书育人的先生，浑身透着书卷气，有些神秘，村人不敢随意靠近，但得到先生无偿精心医治的人，会感恩戴德，早已被敬仰被圣化了。
干藻先生结婚纪念照
对干先生印象深刻，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听到奶奶念叨，一再感叹一再感恩。原来，奶奶的姐夫（我叫姨公）得病，腹部胀满膨大状如蛙腹，腹内积块痛如针刺，面部赤丝血缕，青筋暴露，下肢浮肿，不得行走，俗称“臌胀病”。家里没钱医治，抱着有钱治病无钱卖命的心态，就一直拖着。痛得实在忍不住了，才接受旁人的建议，到下河找干先生试试。一早，家人抬着他走十里山路去干先生那里，先生看过后先给他针灸，然后配了中药，亲自煎好，让他喝下。几个小时后，疼痛减轻抑或是不太痛了，姨公香香的睡了一觉。陪他去的儿子说，他已经很多天没睡安稳觉了。傍晚时分，肚子和脚上的肿胀明显退下去，居然坚持要自己走回家，先生建议病情原因还是抬回去妥善，姨公才乖乖听话被抬回家。每天早上喝了中药出发，然后到干先生家里针灸，中午回家，连着几天，姨公的病好的差不多了，干先生给了他好多中药，又另外教他自己到山上采些需配伍的草药。如此这般，前前后后大概二个月不到，姨公的病好了，可以下地劳作了。家里实在没有钱，姨公担了满满二箩筐的土豆以示感谢。所有的谢意和感激，深深刻在姨公以后的岁月里。传奇的是姨公还在治病期间，偶尔从干先生那里学到治蛇毒的草药，乡间山上多蛇，村人上山难免会被咬。后来几十年间，姨公为村人无偿采蛇药，只是为了保密，他在给人之前，会把草药捣烂。他把秘方传给了他的儿子。父子两人每次救人后，会郑重告诉伤者：“这个是下河干先生的药方，最灵验的。”口口相传至今。民国时期的北乡以长洋岭为界，岭外的称外八庄，岭内的叫里七庄。梅林下河村属于外八庄，被外八庄人人称道的最著名的是下河村的干藻、干霖和干人俊一门三大学生，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真的是凤毛麟角。其中的干藻先生，字崇甫，号去浮，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先生少年时多次多地辗转上学，1921年就读于宁海西门县立正学高小（指五、六年级的小学，即高年级小学。）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社科院教育学系，获学士学位。国立劳动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7年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校址位于上海江湾。当时上海的大学分为三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类大学的费用相差很大，国立大学由国家专款支撑，半工半读，不收学费，提供食宿，还免费发放制服，总计招收400人。报名参加初试的人数竟有2000人之多，录取率为20％，竞争十分激烈。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则主要靠学生费用支持运营，因此学费高昂，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承受。国立劳动大学的兴办获得了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的鼎力支持，四人具有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在国民党内被尊称为党国四元老。该校以工读主义为思想和理论基础，倡导通过互助的方法，奉行逐步改良的措施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它的创办与运作，体现了中国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心态和革命思想。同时期跟先生在一起的宁海籍同学还有仇君威、干霖（先生同宗族兄弟）、徐玮、吴其盛、任禹甸、应乃宣和徐家瑗。
1930年4月7日下午2时，劳动大学同学6人摄于太湖毕业后，先生在北京工学院图书馆工作。不久南回，历任天台中学、省立锦堂师范学校教导主任。期间，还曾兼任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研究编辑组主任。接着，执教于省立宁波四中，任教导主任。先生常说，每个教师的手里掌握着孩子们的命运，大而广之便是操纵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挑选合格优秀的老师，是先生在考核中从不懈怠的事。
天台中学留别纪念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教育体制逐渐由传统的私塾、书院转变成近代西方的学校制度。在科举废除以后，新的教育体制即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所以一时间到处兴办学校，宁海向来重视教育，从宋代嘉祐六年（1061）的周弁和胡允中应试高中进士，到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卢原质名列探花，再到明代建文年间（1402）方孝孺的“天下读书种子”，光绪三十年（1904）章梫是宁海最后一个进士。843年间，约计175名进士，单单宋代约出140名，元代没有一个进士，不是读书人少了，而是读书人不愿为礼教沦丧的元王朝服务，拒绝应试、应诏，宁可做隐儒，著述教学，保留一份读书人的骨气。民国时期的办学大潮流涌向宁海是1927年，社会各界有识人士捐资捐物创建了11间教学楼（柔石楼），形成最初的宁海中学雏形。接着大湖胡氏族众捐银4500元，刘膺古捐银600元，一步步建起校内各种设施。蒋介石在1935年光临宁海中学时，发现比较破烂，遂捐赠了1000大洋，建造了11间平屋，作教师宿舍及办公室之用，在房子旁边还立过“蒋中正赠建”的石碑。1943年1月，先生应邀回宁海县，担任宁海中学第七任校长。宁海中学最初只有初中部，1942年底才刚刚增设了高中部。先生到任正是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的时候，马上致力于学校基础建设，为了扩建操场，改建教室和劳作工场，需要拆迁征用学校旁边胡氏宗祠和冯氏宗祠的土地和旧屋。在老百姓观念中，一个族群的宗祠是风水宝地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阻力很大，先生不辞辛劳苦口婆心，一次次做胡氏和冯氏族人的思想工作，终于在二年间分批征用了宗祠的土地和旧屋，建起一概设施，有了宁海完全中学（完全中学，指既有初中学段，又有高中学段的学校。）最初的模样。
民国三十二年宁海中学初中毕业学生及全体教师合照
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结束的抗日战争，整整14年。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腔热血的先生支持青年学生开展各种爱国运动，进步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支持鼓励宁海中学师生组建宁海最早的话剧团，排演《日出》《北京人》《十字街头》等话剧，还有许多其他反映抗日的剧目，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入人心。在任职宁海中学校长的二年间，先生还兼任了宁海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先生一边积极参与宁海政府修志工作，一边拥护革命事业，深信教育救国，坚决聘用有才学、思想进步的教师，使学生深受教益；非常时期，始终站在真理人道一边，暗中通知被国民党当局察觉的革命教师外出躲避转移。
1947年，先生的挚友郭履洲(1904--1991)在事业有成之时，他有感于少年时远出读书之苦，萌发了要在自己的家乡办一所中学的意念。首先他想到方正学的苦读成才及其舍生取义精神，同时想到母校正学小学老师对他的启蒙教育，于是就决定在家乡创办一所中学，取校名为正学中学，以法先贤，以励后进。郭履洲的行动得到了他堂叔郭学序（原上海华昌钢精厂老板）的极力称赞与支持。叔侄共举，不约而同想到先生是最佳人选，特别聘邀先生任私立正学中学董事会常务董事，全权负责正学中学筹建工作。先生欣然前往，选址象鼻山下甲子桥畔，殚精竭虑操劳一年多，终于筹建了完整的校舍、教室、办公室、大礼堂、食堂等，在1948年秋顺利建成一所仅次于宁海中学的“私立宁海县正学中学”，先生正式辞去宁海师范校长职务，专任正学中学校长一职。在郭履洲、郭学序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马上组建了优质的教职员队伍，招收第一期新生102人。为正学中学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郭履洲参选国民大会代表介绍人里有干家三兄弟
1950年1月，先生调往象山中学，任教导主任，代理校务。由于中共宁北支部在解放初被错误地打成"假党组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压反革命，1950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历时20余天，共办理登记1547人，其中反动党团骨干635人，国民党军队少校以上军官262人，国民党政府乡保长以上343人，特务和土匪287人，其他20人，先生不在任何一列。其实，郭履洲在赴台前夜，特地赶到下河村，与先生长谈，力邀先生一家同去，先生婉拒了，他说：“我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的。”
1951年派往杭州革大隔离审查，明确说是受牵连，罪名是与“大特务”郭履洲关系不一般，定为“宁北支部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在狱中先生看了大量的书籍，孜孜不倦的学习中药学和针灸，真是难能可贵。（编者注：1.本文所有数据未经平台核实，在此仅供参考；2.省去郭履洲传部分若干字，见1987-2008《宁海县志》P1399页，或点击链接“乡土宁海”民国旧事｜郭履洲先生传略）
1959年先生刑满回家，被剥夺公职，由于历史原因所处地位于平民百姓不堪一比。几十年在外奔波，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下河村，先生虽再不能教书育人，但也不会自怨自艾一蹶不振，很快的还原了他安静的本性，颇有小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地，只是把“圣贤书”换成了《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著作，潜心研究中药，探索针灸。免费为村人及四邻八乡的百姓治病，从不收钱，有时候为了配伍的药，还会自己贴钱，也不告知病人。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先生的善举挽救了老百姓的生命，几十年如一日，百姓们都尊称他干先生，几乎奉若神明。对于疑难杂症，先生像攻克难关一样，去繁化简一次次试验。医治的病人多了，积累的经验丰富了，先生断断续续创作了《针灸治痛穴位》《分类针灸治疗歌赋》等医学书籍若干本。
先生一部分书名被《宁海县志》录入（93版县志921页）先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谦谦君子学者风度，为人朴实，有时候虽不善言辞，但永远充满正义感，学子莘莘桃李满天下，深得师生们的一致爱戴。连续二十余年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教书勤勉，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被省教育局评为“教育劳模”。在繁忙的校务和教学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致力于中国教育理论的研究，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写有《乡村教育的使命》《社会教育》《教育使命》《民众教育实际问题》《学校教育-宁海教育记》等教育类书籍。几乎涵盖了各个阶层的教育大纲，是早期在教育事业探索和实践的带头人，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9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海县教育志》记载了他奉献教育的事迹。
1974年先生含冤去世，下葬那天附近多个村庄的百姓自发送他一程，依依不舍绵延数里默然前行，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也会欣慰。198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宁北支部”案得到平反，干先生亦得昭雪，恢复了政治名誉。□ 作者：竺欢平
□ 照片：家属提供
□ 排版：水东居士
□ 审核：天姥老人
□ 宁海县乡土文化俱乐部出品
题词：林邦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