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的教育救国理念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世人尊称“板仓先生”、“板仓杨”，湖南长沙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早年秉受庭训，熟读经史，喜读程朱陆王等宋明理学著作，“尤服膺朱子”，“慨然有必为圣人之志”。1918年，应蔡元培之聘请，往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一面讲学，一面翻译西方伦理学著作数部，为“使东西学术思想冶为一炉”，创立“中国独立之伦理学和教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1919年1月，加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研究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号召青年学子学习“世界之智识”，树立“统一全国之思想”，“通今”、“贵我”、“觉民”、“觉世”，最终达到“转移风气”的目的。
辩证的中西文化观
杨昌济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始于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始的1914年，此时的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而能用世界的眼光来考量中西文化。是年10月，他在湖南《公言》杂志上发表《劝学篇》一文，以“劝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国人“无学”。在科举时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尚能借助科举八股得以传播，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旧学”的传承失去了保障，已陷入“风流歇绝”的境地。与此同时，随着“新学”的传入，讲新学的也日益增多，但新学还远远没有确立。旧学已去，新学未立，学问饥荒，青黄不接，如此“无学”的局面，“岂非其可忧惧之现象耶？”有鉴于此，他提出“救国之道，舍学未由”的观点。
要“学”就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西学，他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科学发达”，而中国人则致力于科举、经学考据之事，“无暇更治实用之学”，因而贫穷落后。因此，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师其长技”，“奖励科学”。他号召国人要用钻研科举和经学考据的精神来“治科学”，而“负有输入文明指导社会之义务”的留学生更应该“坚韧刻苦”，努力研究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当然，西方文化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科学上，在他看来，物质科学固然重要，“文科、法科其影响则更有大焉”，因而，还要“师其政治、法律”，以及体现“时代精神”且能“唤起国民之自觉”的哲学。显然，他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此后新文化运动者提出的从文化上和国民心理上进行革命的核心内容。
在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本国之学问”的学习。因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我们要善于“就吾国之情形加以研究”，看看“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明，因为“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意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其次，要讲究取舍的方法。研究本国固有的学问不应原封不动地继承，而应该“以新时代之眼光”对其进行研究。换言之，就是要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在此基础上“浑融化合”，“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冶之”。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化产生“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的“大放光明”的效果。再次，中国文化应当抓住时机，“对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
杨昌济处理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思路是辩证的。在西学方面，他除了自己亲身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广泛学习“世界智识”之外，还大力引进、评介西方各种学说。他梳理、评介西方禁欲主义、快乐主义、自我实现主义等思想流派；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史上各种不同的哲学主张和哲学理论，重点探讨了其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在国学方面，他也有大量的记载和评述。如《达化斋日记》大量记载了他阅读经史典籍的情况，对儒家思想的阐发情况和运用儒家修身之道进行自我警醒自我鞭策的情况。又如《论语类钞》结合现实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儒家和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宗教思想。杨昌济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而是有所批判的。
以教育救国为主线的社会改造思想
杨昌济从维新变法失败那一刻起，就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宏伟抱负。为了践行教育救国，他出国留学，广求新知；拒绝高官之聘，矢志教育，并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以明志；力劝友人共同从事教育；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将其运用在教育实践中并加以创造性改进；提倡平民教育、“市民教育”，以“养成健全之中等社会”；注重伦理教育和道德感化，在引进和翻译西方哲学伦理学著作的同时，不忘“关于世道人心甚大”的孔子之教；发起成立湖南大学，推进湖南教育事业；主张大学应“先办哲学与本国文学两门”，以造就“社会之理想”和“民族之精神”，传承“斯文”；道德高尚，平易近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平生弟子数以千计，特别是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等经邦济世的“大木”。
虽然杨昌济平生志在教育救国，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现实关怀。早在维新运动时期，他就在《湘报》上发文，表达了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当时，维新派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相应设立商务局，以振兴实业。对此，杨昌济认为，振兴商务固然重要，但“商务之本源”在于“农工之学”，欲振兴商务，必须先振兴农工之学。因为“中国之患在贫”，“生物成物者”（即生产者）少而“食物用物者”（即消费者）多，若能设立农工方面的学堂、学会、学报，通过考察、联络、化导等手段，“即农工之业以为教”，“即农工之业以为学”，久而久之，农业、工业必然兴盛，商业也自然会随之兴盛起来。
1915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治生篇》一文，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经济改良理念。他认为，一国也好，一家也好，要想富足，就必须懂得生财之道。而“生计学之精义”在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他把经济问题最终引向了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实质上也就是教育问题。
杨昌济毕生从事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来改善风俗人心，最终达到救国的目的。为了运用伦理学来改良社会，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一是严格按照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要求自己，写下了大量的修身日记。他治学教学，一丝不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品格，深刻地感染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子，赢得了世人的由衷尊敬。二是引进和评介了多部西方伦理学哲学著作，“以为笃志潜修者之一助”。三是主张加强伦理道德教育，以改造风俗人心。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诚人心风俗之忧也。……君子当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转移其风气，不当随俗苟且，临深为高，而自怠其学行。”四是主张对家族主义进行改良。他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一大特色在于家族主义或者宗族主义。家族主义存在着“宗以族得民，相生相养，相维相制，民情乃不涣散，而有安居乐业之风”的积极作用。此外，他又针对家族主义的消极作用提出了改良措施。
杨昌济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是辩证的，对中国社会弊端的批判是深刻的，其关于社会改良的主张更是细致入微的，而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救国理念，以及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在内的整整一代人，至今仍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