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王绶青先生讲述卫辉一中的生活

著名诗人王绶青先生于2021年9月24日8点32分因病在河南新乡逝世,享年86岁。王绶青(1936—2021),笔名辛梓,河南卫辉人。他曾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莽原》杂志社主编、河南省诗歌学会顾问等职。其作品以诗为主,同时攻研书法,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并获多种奖项。其高尚的诗品、书品、人品,是留给中原大地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下文是王绶青先生讲述他在卫辉一中的生活。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故乡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度过的。
我的母校——河南省卫辉一中,其前身为淇泉书院,是范文澜同志(著名历史学家)的叔父范寿铭在卫辉任豫北道尹时所创办的,迄今已在九十年的历史。1918年至1921年,范文澜同志曾在这里执教三年。后来便改为河南省第十二中学;平原省时,改为平原省立卫辉中学;平原省撤销后,称河南省汲县一中。

平原省立卫辉中学大门

我是1951年春天考入这所学校的。由于当时教育正逐渐走向正规,春季班改秋季班,我先上了半年实习班,秋季才正式进入初一。当时的卫辉中学,是豫北乃至全省有名的学校之一。它是周围的一些市、县解放后设立公立中学最早的。我记得,北到安阳,南到郑州,西到济源,东到荷泽(当时属平原省),周围的学生都来这里考学,并以考取为荣。学校里,一片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
解放初期,国家对教育相当重视。中学里配备的领导都是级别相当高的干部。我们的第一任校长何高民,原是太行行署的专员,后来调国家卫生部了;第二任校长宋辛夷,曾任我国驻外使馆文化参赞,后来调河南农学院任院长了;第三任校长李范吾,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豫北有名的教育家。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在外地教书回家乡来的,有本地学校调整选拔的尖子,还有教过大学的老师、报馆的记者、出版部门的编辑以及黄绍竑、劭力子来参加国共和谈而起义,留下来的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和武官等,他们不但学识丰博,而且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教学质量很高。在学生幼稚的心灵里,老师就是圣人。我们并不考虑老师的出身和成份、社会关系和思想状况,认为谁教得好,我们就尊敬谁;他们看谁功课好,也就喜欢谁。所以,那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更有趣的是,那时候学校开俄语课,在内陆请不到俄语教师,学校就想方设法先后从齐齐哈尔请来了五个苏联人(两男三女)教我们的俄语,一时间在教育界和人民群众中传为美谈。
那时候的卫辉一中,教育环境良好,教堂秩序井然,师生都有一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劲头儿。我在这里从初中到高中度过整整六年的学生生活,并开始走上了文学道路。
我们的学校,有一个藏书量相当可观的图书馆。据校领导讲,这是北自保定南到郑州的中等学校里藏书量最大的一个。这真是一个宝库,一个丰富的绚丽多彩的世界。课余,我便一头扎进这书本的江河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
一开始,接触的是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如《铜墙铁壁》《李家庄的变迁》《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还有苏联的文学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毁灭》等。稍后,读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老舍的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的升高,逐渐接触到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和古代散文。一接触古典诗词,便对它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呀,我过去爱抄的对联不是好些个都在这里吗?我可找到你们的老窝子了。
那时候,学校图书馆有个规定,学生只能一次借一本,还了这本才许借下一本,我只嫌看书太少,借得快还得快,光跑图书馆,引起了管理员的注意。她问我:“你看完了吗?”当她发现我真的看完了,而且还是用心看了的时候,竟破格允许我多借几本,甚至到里面书架上去挑书,使我受到优厚的待遇,她叫杜月葵,是我难忘的老师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溘然长逝了。
我每次借书的时候,总是兴致很高;但还书的时候总是怏怏不乐。这书,要是我的该多好啊!对书,我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因为我看书,总爱圈圈划划,特别是诗,圈划的更厉害,符号是自己发明的,只有自己懂得它代表的意思。借的书怎么能乱划呢?诗歌、格言可以抄下来,小说、散文哪有那么多时间抄写呢?于是,见了自己心爱的书,眼馋心痒,光想买为已有。但,当时我却没有买书的条件。
那时候,父亲开着个小磨坊,靠给公家加工磨面,养活一家四口(母亲、妹妹和我),还供应我这个中学生念书,生活拮据的很。若不是享受助学金加上亲戚的帮助,连中学我也难以读得起。那时候,我们是住校走读。每天晚饭后,在家带着干粮,第二天一早在学校吃。我家有时连馍也吃不起,就常常到我姥姥家和本家爷爷家去带馍。人大了,心眼多了,再亲再近,老去拿馍总觉得不好意思。怎么办?只有好好学习,取得优异成绩,才心中无愧,才不给父母丢脸。我嘴上不说,暗自下得决心可大啦!因此,可以说,我的初中各门功课在全班都是名列前茅的。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语文。记得学校唯一的一次作文竞赛,我就得了全校第一名。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卫辉一中读书的缅甸归国华侨学生

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正课学习觉得并不费劲,课外,除了看文学书籍,还去阅览室看杂志。当时,文艺杂志可比现在少得多。在学校能看到的,就是《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新观察》《说说唱唱》《长江文艺》和《河南文艺》几本。我觉得看杂志很新鲜,和自己的思想很贴近,受启发很大。由此萌生了想写点什么的念头,不满足于课堂上的作文了。但,写什么,怎么写,一时还摸不着门道。
再就是到书店看新书,那时候的书店都是开架售书。书,放在新砌的斜面水泥台上,读者可以任意选购选看,秩序井然,除了咳嗽声,简直很少有人喧哗。我上学下学都路过新华书店,它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走路,总是快步如飞;吃饭,也是狼吞虎咽。留下的时间就是去书店看书。遇到一本有兴趣的书,这次看不完,在手心里记个页码,下次接着看。就这样,有一次看《朝鲜通讯报告选集》,看了个半截,再去续看的时候,让人家买走了。心里那个味道,就别说了。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关心抗美援朝,很想看作家们寄自战场的血与火交织的报告(那时候还不叫报告文学)。一气之下,下狠心,非自己买书不可。当时,我家西头有一眼非常好吃的甜水井,几条街的人,都吃这眼井的水,为了攒零钱买书,我给两户人家挑水,一角钱三挑,尽管送水中受了不少白眼和窝囊气,但我终于能用自己劳动挣来钱的买书了。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绛色硬皮小本《四角号码字典》。当时,我正上初二,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萧金平,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很有学识,谙熟四角号码查字法,在课堂上曾传授给我们。我第一次到书店去买书,那激动的心情是难民形容的,可书这么多,样样都想买,又都舍不得。挑来捡去,终于决定买了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一件最如意的事。我又把这本词典带到大学里。直到现在,我查四角号码比部首检字还要快当些。
到了中学里,已经不太提倡写毛笔字。但我练字并没有丢下,一是自己养成了习惯,每天总要写它一点,没有时间写,就用手指在空中划;二是刚解放,学校非常讲究办黑板报,特别是每逢“五一”“国庆”节日学校出特刊、专刊。我从初一就是学校壁报组的成员,除了供稿、编稿以外,还要抄写。每逢过节出特刊,那是轰动全县的事,各个学校比的劲头很大。一中主要跟汲县师范比,帖在县委大门口的左右墙上,有时故意紧挨着贴,看谁办得好,谁的吸引人。所以,每到这时候,语文老师和美术老师都亮出了最高手段,为学校争荣誉。这之中,我也忙碌的一个,既要写文章,又要抄文章,毛笔字便有用武之地。有时候,为了版面的需要,还要临时加一首小诗,我就文章、诗歌一起写。记得有一次,在同期特刊上,既用了我的文章又用了我的诗,老师说:“两篇都用真名不好,化个名吧。”就这样,我第一次用了笔名,叫辛梓。要说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哪里,应当说,发表在板报上、壁报上。
我不但爱好语文,而且还喜欢文娱活动,是学校军乐队的成员,敲小鼓的。那时候,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社会活动很多,当乐队成员当然活动就更频繁。几十个人的军乐队,那是相当惹人注目的,一上街,两旁就挤满了观看的群众。我们心中也充满了自豪感。汲县师范有一个技艺很高的腰鼓队,阵容也是几十人,相当可观。每逢我们在街遇到一起,各拿各的高招,都想压倒对方。现在回想起来,还满有意思。我觉得:人,有一种争胜之心好,特别是跟强手争,你追我赶,各不相让,各不示弱,容易很快推上一个新的水平。
另外,我还演过小戏。演《民主建政好》《兄妹开荒》,还扮演过《保尔.柯察金》中的朱赫来。我们办壁报,按群众的评论,超过汲县师范;宣传队,我们是军乐,他们是腰鼓,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戏却演不过人家。他们有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任务,我们是普通中学。他们常常师生合演,演大戏,象《白毛女》《赤叶河》,稍后,演《刘巧儿》《王二嫂过年》等,那真是拿手,博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成了他们的保留节目。在这方面,我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
问题不在于我们参加这些活动,而主要是在这些活动中,接触了城乡群众,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有了书本以外、校园以外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我的创作准备阶段。
1954年夏天,我考上了高中。我们的语文老师冯梦哲,在解放前发表过文艺作品,懂得创作,也很支持我们创作。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班学文的风气很盛,由我们班影响到其他班乃至其他年级。当时,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读书、创作,课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每天熄灯后,还到操场上谈很长时间,真有点着迷的样子。若是现在,肯定要酝酿成立个什么文学或诗社。
冯老师看了我的几篇作文之后,鼓励我向报刊投稿,并教给我信封上剪去左上角,写明“稿件”二字,不用贴邮票。一开始,我不敢投,怕投不上退回来难堪。在他的再三鼓励下,我终于于高一后半学期,投出了我的第一篇习作民间故事《龙爷》,很快就被《民间文学》1955年第七期采用了,还寄来20元稿费。取稿费,须去教务处盖公章,这下可轰动了全校。有的引以为荣说,一中培养出个小“作家”;有的说,这是名利思想甚至是白专道路。总之,鼓励的,批评的,嫉妒的,什么都有,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
但当时我的写作激情已是一发而不可收,诗歌、小说、散文、民间故事,什么都写。接着,第一首诗《汗衫》在《河南文艺》发表了(选入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晨歌》里);第一篇散文《太行山——我的故乡》也在《河南文艺》上发表了……,稿费接二连三寄来,我在学校里冒了尖。有人说这是正当收入;有人说这是“外块”,并扬言要停发我的助学金(每月四元)。教导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了我的名,并给我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校长李范吾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为什么不允许出人才?”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写作品,将来上大学文科,弄得我莫衷一是。
其实当时我在学校里是个很守规矩的学生,既没跟任何一个老师顶过嘴,也没跟任何一个同学打过架,不要说违犯学校纪律,连迟到早退也很少有;就是这一点,因为一心想上大学中文系,高中时对数理化有些放松。这要在今天,高中二年级就文理分科,哪还有受批评、被点名的事呢?今天真是太好了,到处都是青年文学刊物,到处都是“青年文学专号”,“中小学生作文选”等等,你发表的东西再多,也不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建于1913年的卫辉一中教学楼

那么,我所得的稿费怎么用呢?
多亏有这几个稿费,不然我真有辍学的危险!上初三时,我勤劳而刚强的母亲,就患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了。这时,我的父亲开始到搬运公司当工人,妹妹也上小学了。父亲所挣无几,供不得一个病人治病,两个学生上学。这时有了稿费,正好给母亲买药。
妹妹小我十二岁,象母亲一样也是个要强的人,她这时才七八岁,已经负起繁重的家务;给母亲熬药,做汤,有时还要给父亲送饭,自己经常耽误学习,却在班里担任班长,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家里人为了帮助我上学,让我在校起伙。若不是这点稿费收入,加上亲友的资助,我真的险些退学,去峰峰煤矿当工人。
到了高三,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毛季浩,他是滑县上官村人,书香门第出身,古典文学特别拿手,他很严厉,也很器重我。他对我说:“你应当把写作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考学,等考上大学,再写不迟。”我听从他的意见,把写作暂缓下来。结果,在他的指导下,1957年,仅我们一个班考上大学中文系的就有七人之多。我以较好的成绩被内蒙古大学录取。
金秋时节,带着冯梦哲老师为我做的棉被和布鞋,萧金平老师馈赠的路费,毛季浩老师“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作家”的嘱托,我去上了新的学校,也开始真正走向了文学道路。

【附】:王绶青15岁时发表在《河南文艺》上的诗歌处女作

汗衫

山下姑娘洗衣裳

山上俺放羊。

脱下汗衫扔水里,

管它冲到啥地方!

西山太阳落了,

东山羊群回庄。

赶羊到溪边饮饮水,

干净的汗衫挂树上。

来源:卫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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