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勇，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2014年度中国新锐教师。网名“刘支书助理”，有多篇名文在各大教育论坛流传。著有《用思想点燃课堂》《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教师的力量》等。
就我而言，24年的教学经历，我觉得我一直围绕着的就是这个主题，它可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很多办法。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课堂有一个好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得从原点出发，去思考一些有关教育的基本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才可能把课程上得很顺，让自己舒服，也让学生舒服。事实上，人类和其他的物种相比较而言，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人类能够通过教育来分享生存智慧，使得智慧不断地累积，越来越强大，从直到在万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的主宰。所以，不管你秉持着什么教育理念、什么理论，有一点必须认识到，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够把孩子变得狭隘，而是应该是让他变得更有智慧、更加开放，我觉得这是对教育本质的一个起码的思考。有两本教育书籍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本是《给教师的建议》，那是我刚刚入职的时候读的，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师。第二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本书让我非常地震撼。“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精力和时间，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比如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这个观点，当时在我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觉得这才是我喜欢的教师的角色。但是当时，我所在的学校不允许我去实践这种理念。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做应试教育，已经做到了让今天的我觉得很羞愧的程度。当时我班上有个女同学，是北大的苗子，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希望她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但是这个女生情绪波动很大。而根据我们女老师的调查，发现她的情绪受生理周期的影响比较大。于是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案，让一位女老师去摸底，看看她的周期是否和高考那几天重叠，如果有重叠，要采取医学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我读到了这样的书，觉得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特别渴望这样一种教育理想能够被实践，但是也知道不现实。但是后来，我来到了十一学校。这才发现，自己在原来的学校属于边缘化的思想和另类的观点，在十一学校却被归于主流价值观。我和十一学校“情投意合”，根本不用扭曲地活着。“在学校里，以纪律、努力竞争为基础的学习，往往比不上那些比较轻松活泼而非强制的教育青年与成人的方式。”前不久我看一篇报道，讲上海的中学生数学测试的成绩，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似乎显示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不错。但是，有教育官员却“泼冷水”：“中国中学生的数学优势止步于高中。往后你们就没戏了!”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们这种学习的生态，和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以为是正确的这种教育观有关系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反思。正因为这本书对教育的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它提出的这些观念、观点，才能够切合人的发展。我感觉，这个源头不想清楚，我们的教育就会出问题。语文究竟要教学生什么？历史要教学生什么？每个学科要有每个学科的反省。就我们的历史学科来说，历史上一直强调其借鉴功能和目的——以史为鉴。正因为有了对学科目的的思考，我才对这门学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所有历史教材上的内容，无非都是一个个案例，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和学生一道，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提炼出历史的学科思想、学科思维，令学生养成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习惯。所以，我的每一堂课，都是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素材而已。学生可能最后都会忘掉这些素材，但是他会沉淀、留下一种思维方式。若要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教师还要力争每节课都带给学生惊喜。这是我本人在学生时代的体会。那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老师能够在课程上给我意外的收获，能够让我豁然开朗。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课堂有这样的礼物送给学生，才能体现出对学生最大的尊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要做到这一点，首要因素是教师的个性——他必须总是想着与众不同。我发现，不论是我的教师朋友，还是那些全国名师，包括其他行业的领导者，但凡有成就的人，内心都有这样一种冲动——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对于个人成长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不管一个人的学历起点多高，如果没有这个“突破”的意识，那么十年二十年，他也会归于平庸；反之，一个没什么学历的普通人，只要始终保持这样的冲动，也一定会在行业里有所成就。我确信这一点，这种“与众不同”的冲动至关重要，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如马云、任正非、史玉柱，如果细心听他们在谈话节目里的言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间，散发出这样的价值观——不接受平庸。我有一位教师朋友，他就是“无亮点不上课”——如果这一节课没有备出来什么亮点，绝不上课，只要上课就一定要有亮点。当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去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学生会喜欢什么样的课呢？他们会喜欢有“侵略性”的课。所谓“侵略性”，就是教师讲课的一种震撼和力量，这种震撼和力量有时甚至能让学生“傻”上半天。这既可以体现在讲课的方式上，也可以体现在内容上。若要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教师一定要有好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一下就能够让学生精神起来，从而使课堂成功有了一半的保证。那么，好的问题有什么特点呢？每每讲到辛亥革命，必然要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推翻清政府。如果平铺直叙地提问，学生会觉得很平淡，但如果我们包装一下这个问题，效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经过十四年，动员了几十万军队，遍及中国十四个行省，结果没有推翻清政府；武昌起义三千人，三个月就推翻了清政府，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这个要探讨的问题并没有变，但是提问的形式不一样了，学生就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了，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了，开始也认真读相关的史料了。第二，在提问的时候，最好尽可能自然地把基础知识包含在问题当中。这样一来，为了解决问题或者完成这个任务，学生就不得不去学这个知识。比如，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我们就可以这样设置问题——如果你是盟军统帅，要开辟第二战场，你会选择哪个登陆地点？给出你的答案，并且陈述理由。学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考虑战场的形势，考虑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尤其还要考虑法国北部的地域特点——潮汐、气侯、土壤，等等。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就把政治、历史、地理等一干基础知识一下子都融进去了。如果教师单纯地讲述法国北部的地理概貌知识，学生可能没这么感兴趣；但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而主动查找、学习，那学生的劲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教师去反复锤炼的。我教理科班的历史，主要精力就花在设计问题上，不断地完善、优化这些问题。第三，问题和主体之间，要尽可能地体现关联性。我发现，如果我的课效果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往往就是几个问题相互之间是平行并列的；而效果好的、让学生高度参与的课，往往都是先由教师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个主要的问题再延伸出一些相关的问题。问题之间有关联性。以上所述，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我觉得，在当下中国，一个老师——尤其是教文科的老师，一定要有一种求“道”的精神。就我个人而言，原先我本想做一个有教育情怀的公众知识分子，但是后来发现，我的能力不够，勇气也不够。于是，退而求其次，我想做一个有公众情怀的教师，做一个好的老师。对于公众情怀，我是这样认识的：一个老师只有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将自己对自由民主的思考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只有敢于自然地说出真相，如同小鸟正确地啼叫出黎明；只有让自己的视野突破教育教学的局限，把无限丰富的世界带进课堂，才能摆脱压迫者的教育学，才能点燃青年学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才能培养出未来国家真正的栋梁。这种精神，正像索尔仁尼琴所说：一句真话的分量重于整个世界。
来源：中国教师、师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