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记性：筒儿糕 / 开普饭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来这座城市已经30年了。

这座城市原先叫清江市。我从小喜欢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是稀罕货，也买不起，只有自己动手装矿石收音机，装矿石机有一个主要部件“二极管”。当时五交化商店一只挂价8角钱，为了筹足这钱，16岁的我扛了一袋红薯，走了20多里路来小城换钱买“管”，累累巴巴走到红卫桥西，一户青砖黛瓦房里走出一个头发谢顶的男人拦下了我，过秤是8角4分钱，谢顶男人就是要刷去4分零头。不然，4分钱我可以买二只筒儿糕吃了回家，但我最终妥协了。

若干年之后，逐渐知道还价抹零是市井阶层极富艺术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因此，买我红薯的谢顶男人，终于没有让我吃上筒儿糕的往事，深深地烙在了我少年的记忆里。即便是恍惚想起，也极像冬天的一片雨水，重重打湿我的心。

但，小城，我还是来了。距我卖红薯15年后，我从卫生单位调市劳动就业处上班，在市劳动局三楼编纂劳动志。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人事编制的区别还是很明显，全民性质、集体性质、三产性质。就业属性，对一个人一生命运，影响很大。正值知青大量回城之际，劳动部门权柄的举足轻重可想而知。

那时一个人在小城，下班以后，书店、旧书摊常有我的身影。工作单位对面有一个报刊亭是我常去的地方，摊主姓严，长得形似陈佩斯父亲陈强老爷子，只是左腿有点跛，拄着拐，据说是在抗美援朝时炸残的。不论老少都叫他老严；每次路过报刊亭，看到他都在吸溜吸溜地喝茶，也许陌生人中，我见他最多，熟得也有了某种邻居般的温暖。因此，办公耗材都在这个报刊亭买。

又到周末，快要下班的时候，楼下送茶水的李老头走进我的办公室，后边跟着进来的是天天见面的报刊亭摊主老严，李老头向我介绍他的朋友老严与我认识；我与老严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笑了。老严说他有个外甥在清江商场场部开车，听总经理邵文杰说起你，也喜欢看你报纸上的豆腐块文章。明天中午有一场家宴，外甥想请你赏光出席，认识认识；明天开车来接，一定要给他一个面子。没有推辞的理由，我点头答应了老严。

第二天十时不到，老严与外甥的三菱面包车已等在楼下，上得车来，一直往西又沿北京路往南，过了红卫桥下坡，停在一户住宅前，我有点骇然，那是一处似曾相识的青砖黛瓦房屋。

容不得我思绪的盘旋，一行人已经出得门来迎接；我对今天为我摆设的家宴充满懵懂，当老严介绍他妹夫一家人时，我很快认出眼前这个谢顶的妹夫，就是15年前买我红薯的人。现实有点冤家路窄般的残酷；情节发展离奇又出人意外。我知道，他不会记得那一次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买卖，也一定不会想到那个扛20斤红薯的农村小伙子，会是眼前他们举家出迎的座上宾。

寒暄一番，我与老严坐到上席，其他人依次落座。麦收时节，中午的天气显得有些热燥，谢顶妹夫搬来一架老式风扇放在我的脚边；说是吃饭，奇怪的是餐桌上空空荡荡；正当一头雾水时，三菱面包已停在门前，从车上抬下三个印有“玉壶春”的屉笼，揭去屉盖，冷菜、炒菜、烧菜摆放了满满一桌。

谢顶妹夫一边招呼女儿小英子给我斟酒，一边把软兜长鱼殷勤送到面前，看我纳闷，老严外甥说，本来想安排在“玉壶春”饭店，沿河店堂太小且吵，好在餐饮属于我们商业口子，我用车子把菜送到家里了。真是难为他想得出，从闸口到红卫桥足有十华里，这份诚意瞬间让我感动。

小英子为我又斟满酒的时候，这场家宴的谜底终于揭开。原来老严谢顶妹夫女儿小英子插队沭阳刘集，已经回城半年还没有接收单位，现在国家政策允许子女顶职，女儿的妈妈在清江棉纺织厂职工浴室工作。棉纺织厂是地方国营单位，职工属于全民性质，而职工浴室却是属于大集体性质，女儿顶职只能顶替妈妈的浴室工作，不能成为全民性质的纺织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