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上那么多小老板打牌  却有一个做生意不打牌的“怪人”

对于打牌，做生意的人有一种说法，说明了打牌的“必要性”：你不打牌吧，半天都没一个生意，来买东西的人花花儿都没一个。一坐下打牌吧，哼！买东西的人就来了！有时还是接二连三地来，打牌都打不清静。

打牌有了这种理论，那些在街上做生意、开店的，便在上午、中午忙过之后，下午比较清闲，没什么生意的时候，就打牌。老家板桥坝场的农贸市场里，卖肉的屠户，便在肉旁边的水泥案板上玩起了扑克牌，闷鸡或斗地主；不远处店子里的老板，便在门口摆一张小桌子打麻将，来打牌的是旁边几家店子的老板，大家熟人熟识的，信得过，又可照看生意，一举两得。

做生意的也有吃过中午饭，到专门打牌的茶馆里去的。板桥坝街上，有几家资深的“茶馆”，也就是“牌馆”。茶是招牌，直言牌馆就不大好了。在农贸市场背面的正街上，就有一家“李八、张二茶馆”，是板桥坝街上几大茶馆之一，资格老，生意兴隆。男、女老板是李八、张二两口子，很是精明能干。要不是他们的群体性的出色表现，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这个人物，也不会那么鲜活、出众，惹人喜爱。

李八、张二茶馆所在的老街，虽窄，但却是板桥坝场的“春熙路”、“南京路”、“王府井”，十分繁华。茶馆对面，便是板桥坝最大的药房。再往上面三叉路走，有那时兴意格外兴隆的张老幺酒店。此外，还有王猪儿粑店等。这些店主和旁边的退休人员何叔叔、陈孃孃夫妇及他们的女儿何三妹，以及上面小巷子里的孤寡老人“邬公安”，都是李八、张二茶馆牌桌上的常客。

李八、张二茶馆很大。进门是几张桌子，往里很深、很深。乡下来的、打工回来的，便往里面的楼上去。而这些在街上做生意的和街坊邻居，便在茶馆进门的桌子边落座。他们一般都在下午一点左右到场。没来的话，李八、张二便去请他们，或者打他们的电话。这些牌客，都被李八、张二记录在册，记的是联系的电话号码。

“邬公安”那时是享受政府照顾的，相当于现在的“吃低保”。那时街上居委会支部书记的家和她家开的店子，就在茶馆斜对面。偶尔她也来打一回牌。她见到“邬公安”，便会好言相劝，“不要打牌了！你那点钱输了，去喝西北风呀？”后来，镇上对这方面管得严了，吓唬“邬公安”说：“再发现你打牌，就取消每月发给你的那些钱！”后来回家，在李八、张二茶馆里，就真的就没见到过“邬公安”了。傍晚散步时，有时从上面小巷里他家门口经过，发现已易主，听说他已搬到白房方向的马路边一处房子里去住了。我还在念叼“邬公安”，以前他协助派出所做过事，跑过腿，相当于现在的“辅警”，也算是为社会出了一份力量，而他也以此为荣。

而在大家打牌的时候，门口牌桌边，有时就会站着一个看客，一个瘦高的男子，有四五十岁，嘴边留着胡子。大家都对他很熟悉，因为他就是隔壁的店主。茶馆隔壁是一家做秤来卖的店子。墙上挂着不少还未上漆、安上准星的秤杆。有时，买秤的来了，叫他，他就过去了。没事时，他就站在隔壁茶馆门口看人家打牌，这样他也不寂寞了，有生意回店里也十分方便。

我从未见他打过牌。麻将不是难学的，应该不是他不会打，而是不想打。他也不怎么说话，我也不好去问人家：“你怎么不打牌呀？”只好觉得他怪的同时，在心里揣度：“也许这跟他做的生意有关吧？他是做秤的师傅，自然心中有杆秤。而实际上，他的脑子才是一杆真正的"秤"。他用这杆秤称的东西，不是人们买卖的东西，也不是称物品的重量，而是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件地放在这杆"秤"上称一称，过过秤，衡量一下，该不该去做？价值、意义几何，值不值得去做？他学会了去权衡、度量，因而比别的人多了一些思考，有了些独立性、自主性，便不随波逐流，不去媚俗，因而也就成了一些人眼里所谓的做生意却不打牌的'怪人'。”

这些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上半年，因为孩子要在镇上小学上学的缘故，我搬到了板桥坝街上住，因此对板桥坝场镇风貌和那些人也熟悉起来。板桥坝是一个大场，是以前管辖好几个乡镇的区政府所在地。那个时候，街上那些做生意的，也还是同今天一样，忙半天，闲半天，大都早晨、上午、中午忙，下午就没什么事了。那时人们做生意的工具很落后，没有现在先进。茶馆里还没有“机麻"，都是在打牌前将一张垫子在桌上放好，然后将麻将倒在垫子上，牌打完了，再将牌收起来，放进盒子里整齐地码好。人们洗牌时，麻将牌便稀里哗啦地响。店主卖东西时，称重也是靠杆秤。称的时候，秤砣在秤杆上还没放稳，秤杆翘得老高，根本不容买的人看清，老板便眼疾手快，很熟练从容自然地报出重量，收秤，而不是用的如今很方便的电子秤，把东西往上面一放，刻盘上就清晰地显示出重量来。

后来，李八、张二不再开茶馆了，他们的儿子考上大学，两口子改做腌腊生意，茶馆也租给人做别的生意了，不知他们隔壁那个看打牌的邻居大哥，还在做秤来卖没有？他现在也有六十多岁了吧？

王良炬 2020年12月2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