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少年时的废话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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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濯港细岭叽中学，要走十几里的路。穿过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许多陌生的村庄，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然后是一段山路。迎面一截岿然大坝堵断涧壑，坝里的水很浅很绿，似乎很久不曾流动。旁边孤立的山坡，山的那尖仿佛被削去了一般。绕过这山，便望得见学校灰黑的屋顶和高出屋顶的树木的枝叶。

　　姐姐送我，只顾跟在她的身后赶路，再抬头，学校又不见了。不知还要走多久，我想停下来休息。姐姐说，马上就到了。白亮亮的阳光烤得头顶发麻，我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生怕被姐姐弄丢。又走了很久，终于在经过一片水塘和水塘边废弃的土窑后，学校后院的门才出现在眼前。

　　姐姐说，初次来还是走大门的好。我们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路。况且，姐姐肩上的扁担，一头是大米一头是木箱。那小木箱很古旧，是外婆的陪嫁，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很丑陋。我的外婆因为我考上了这所重点中学，一时高兴才答应了母亲，仍然有点不舍地送予了我。这个曾经装过我的书本、衣物和咸菜的箱子，后来在我的脚下变成了一块块毫无意义的发黑的木片。我很含糊地告诉外婆，小木箱已经坏了，却也不曾注意过她的表情。

　　毕竟是全区的一所重点中学，比我的想象要大得多。原来这里是一所高中学校，我的大哥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两年，可他还来不及告别他的学校和老师便永远地告别了家人，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想象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个角落都曾留下过大哥的身影，时时会生出无限的亲切与悲哀的情绪来，伤感着父母的心痛和老师的惋惜。

　　当然，作为全区的佼佼者，我们这些首届初中生能进驻这里，更多的是沾沾自喜和惊奇。这里有试验室，有图书馆（尽管对学生并不开放），更惊奇的却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向我们兜售歪歪扭扭的肥皂。那肥皂居然是堆放在院墙角落边的一个个破烂不堪的坛子里装的什么液体制造出来的，制造者居然是已经走出校门的那些学生，也许我的大哥就在其中。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块，很便宜。姐姐说太大，怕我用不完浪费了，便用一根细线分成两块，一块给我留下，一块她带了回家。

　　在校园的另一角有台东方红推土机，早已锈渍斑驳，机器的零部件也残缺不全。不过，那黑黑的排气管仍然高高地耸立着，仿佛曾经擎过革命的红旗，让我联想起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头戴印着镰刀和锤子的草帽，高举铁镐，在烈日下挥汗如雨，荒芜的山粱在他们的手底下变成一亩亩良田。以至后来的三年里，我们常常要从十几里的家里带上铁锹锄头，还有规定的几把秧苗或别的什么种子，来填充那些良田的空白。只是，秋后我们却很少体验到丰收的喜悦。

　　最后的一届高中毕业生还留在这里，他们在拼搏却也似乎很寂寞。我老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不能专心看老师的体操或武术的动作，而是拿眼睛从敞开的门里偷偷注视他们。他们委屈了高大的身躯，坐在那里，低着头或沉思或急书，从来不像我们伸长脖子摆齐双手作认真听讲状。班里的一位音乐老师的儿子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流传着一本黄色的手抄本，叫什么《少女之春》。不过他也只是听说，并没看到，他说他很想看却没有机会。而我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文学，更不知道黄色指的是什么。

　　县里有位姓周的作家下来体验生活，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房子里。晚自习前的黄昏时分，他的门前便围满了那些高中毕业生的身影，他们在听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也听了一回，好象写的是一个和尚调戏一个乡姑的故事。我觉得并没有评书说的好听。有一回，我曾站在作家的门前，伸着脖子向里好奇地张望过，看到他的桌子上有本厚厚的《洪秀全全集》。现在想来，我那时一定很傻相，只怕是平添了别人的惊奇。

七斤大米两罐咸菜，背上这一周必须精打细算的口粮和书包，还有口袋里的两毛八分钱的柴火费，走十多里的路，于十三四岁的少年常常有些后怕，总是催着母亲的午饭，担心天黑前到不了学校。

　　走这条漫漫的路，起先倒有两名同村的伴。他们不过大我一两岁的光景，模样却五大三粗。在匆匆的无聊的途中，我们好象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仅仅相互做个伴而已。我们就这样的走着，坚信学校的大门一定要从我们的脚下跨过。突然，有一位似乎没什么理由，不走了，没多久便听说当了兵。另一位因为每顿要吃六两米饭还不定填饱肚皮，常常招来同学的嘲笑，而他的父亲更害怕被儿子吃穷，于是也不走了，跟着爸爸学种田了。

　　在那个午后，我看见路两旁的水稻正在扬花，那些白色粉末状的花，清风吹过，有的跌落，有的飞起，更多的留在穗头。一望无际的田野，弥漫着这花的清香。我问自己，这条路走或者不走，和那些稻花的跌落是不是一样的结果？我不知道。头顶的飞雁也回答不了，我听到的全是一片哀鸣。遥远的天边，白云如丝，风儿却在用力把那丝拽断。白云下面，老牛在长长的田埂上啃食两旁的野草，细长的尾巴不停的摆动，稻株淹没了它的四肢。那牛也是悠闲的，头不时抬起，暂停了叽嚼，发一两声浑浊的哞声，然后甩甩两只大耳，又低下头去。午后的阳光淌过它的身躯，影儿把一片稻禾涂得更绿。那一刻，无限的惆怅和懈意漫过我的心头。我更羡慕那牛的牧童，何以如我这般，要忍受揪心而又莫名的思念，以及四两馊饭无以塞牙的折磨。

　　可是，我的脚依然在作无意识的机械运动，因为我害怕，怕天黑。

清晨，五点半的铃声没被吵醒，老师一定会站在你的床前。夏季，蹲在校内的池塘边刷牙，可以看得见雪白的泡沫掉到水里，迅速分解。偶尔发呆，我会紧盯水面，惊奇地发现，那些被分解为极细极细的颗粒竟然在做着不规则的运动。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小鱼儿在争食。可是在一次次的惊异中，分明不见鱼儿的踪影。在这所学校里，我花了三年的时光，终是没有弄懂，这便是所谓的布朗运动。或许，还有更多的疑惑只怕早已沉入了生命的湖底。

　　有线广播在字正腔圆地领着早操，若是冬季，头顶的星星有时居然还在闪烁。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我常常袖着手，靠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上打盹。等到见识了两头见星星的包身工的遭遇时，我们也开始懂得了抱怨。

　　下自习后，最难熬的是辘辘饥肠。饭堂里有只大水缸，把碗从窗棂的间隙中伸进去，可以舀到水，不过要赶早。晚了，便得爬上窗台，尽可能伸长手臂，于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后，拿到有亮光的地方看，碗里说不定会有几颗长了毛的饭粒。

　　学校的围墙很高，依然挡不住，有人翻过去偷扒庄稼地里的红薯。我的个头要翻越那样高的围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或者我也许根本不够胆量。很快，四周的农民便把状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声色具厉，而嘴特别谗的，在哪个人群里总有那么一两个。

　　我的一位堂叔，曾经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教过我的语文和数学，还有做人的道理。那日，他路遇我周末回家，和我回忆起他上这所学校的情景。他说，在那废弃的土窑旁住着一户人家，门前有三棵梨树，梨子熟的季节，他们常常三两个先反扣了人家的门，然后爬上树去偷吃。言语中，那梨的甘甜仿佛还在流淌。不过讲这话的时候，他已不再当老师了。或许只有老师才有必要戴上崇高的面具，为人师表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东西，背后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

　　当然，我也不例外。堂叔塞给我的高尚品操还留在那间教室里，我的确不曾随身带过。经过土窑的时候，我一样也会贼眉鼠眼地去探察。只是，那梨树早已不知何处去，人家也不见了，心里不免空空荡荡的难过，就像再见到我的堂叔一样。

学校的门卫室里开起了小卖部，在那里，五两饭票可以换两个烧饼或四根麻花，很是方便了学生。卖东西的是一位瘦瘦的老头，满脸的笑。有个颇具智慧的同学送了个“夏剥皮”的绰号给他，我们只敢背后这样叫。不过，夏剥皮也有让学生喜爱的地方：只要在他的帐本上写下班级和姓名，你想要的东西便可以拿走。我那位常常口出狂言、拍胸赌誓的朋友，神神密密，说他要请我。他拖着我跑到夏剥皮那里，用杨羼水的名字换了好多我们想吃却一直不敢卖的零食。在院墙的一角，他笑得让我忧心－－如果他不幸背了过去，我哪有那么多的钱或饭票去赎那“杨羼水”的名字？还好，他终于缓了过来，抹一把眼泪，边吃着美食边说，是《孔乙己》给了他灵感。那位笨伙计不擅长羼水，难道就不会在帐本上做手脚吗？我大笑，不免有些同情，夏剥皮怎能识得这羼水的羼字来。

　　学期快要结束了，杨羼水的名字还留在帐本上，夏剥皮拿着一个班一个班地问，眼看朋友的恶作剧就要穿帮了，我开始紧张起来。他找到我只差没有歃血饮盟，要我们誓死坚守阵地。然而，我的那位朋友最终还是经不住班主任的政策攻心，投靠到人民的一边。我成了犯罪嫌疑人，并且顽固不化，在老师和那些悻悻作态的同学的眼里，我仿佛如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不过，我的心里从此便开始怀疑起所有的誓言来。

　　周末，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布置作业时，居然要我们拿这一事件来写一篇记叙文。在作文的结尾，我好想添上一笔：这样的班主任是不是比那位赌咒发誓的朋友更可恨！

　　只是，我依然不够胆量。

年后，春寒料峭的黄昏中，我正瑟瑟地揣着一份检讨，想去班主任的房间换回被没收的小说。在那两旁栽满冬青的小路上，意外地碰见了她。我们对视了一眼，她的脸微微红起，然后匆匆而去，把我抛在寒风中欣赏她长发的飘逸和羞涩的背影。

　　她叫红，后来我叫她红姐。我的邻村，我很小的时候认得她。二叔家的哥哥，小的时候一直跟她出进同一间教室。只是，那位曾经是我们孩子头的哥哥，于很久前就已经在家里享受着自由。他说，哦，原来是那个病秧子，瘦不拉叽的。他说，他们常常笑她，把她比作湖滩上被晒干的黄角丁。

　　我说，她很漂亮。

　　当然，女大十八变嘛。哥哥咧着嘴笑，坏坏的。

　　她父亲是我们乡里最高的行政长官，她能来这里，我想一定有她父亲的功劳。她住在校长的房间里，出进于教师的小饭堂，拿国家粮票吃可口的饭菜。而我端着四两发黄的米饭，被克扣姑且忍之，却时常馊臭得难以下咽。多亏刚来时，高中班的那位大哥哥，教了我最朴素的生存法则：再难吃，也得吃，要不就挨饿！

　　少年的自尊，往往在这种比较中，脆弱不堪。

　　不过，在这所其实还很陌生很孤单的学校里，遇上她，难免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她进了二班。那一刻，我们没打招呼，却完成了我们的初相识。

　　记不得，从何时起，我们相互心照不宣，等候在学校后院的树下或村口的路头。经过石桥时，我们常常会倚着石栏歇歇脚，就像飞倦了的鸟一样。石桥的样子很古老，用了多少块石条，可能谁也说不清楚。她让我猜，我也让她猜。这种没有答案的游戏无聊得似乎可以永远玩下去，正如石桥的笨拙和沧桑，仿佛在诉说着地老天荒，那棵枯索的老树是见证、还是聆听？

　　我一个人独自走这条路的那段日子里，桥上经常有位白白净净的青年，对着过往的学生傻傻地笑。有人说，他考了两次，没能上得大学，就变成了这个模样。又听说，他跟大哥是同一届，于是我便不再怕了，反倒觉得那笑其实很友善。再遇见他，我会冲着他点头，也会对着他笑。在那无聊的途中，他的确让我少了几份孤独。后来，他突然不见了，仿佛被消灭掉了，而那傻傻的笑仿佛嵌入了这桥的石栏，以至我老是添油加醋地讲给我唯一的伙伴听，我想她肯定不曾遇见，便一次比一次夸张，只怕她的耳朵已经长出了茧。终于，她不耐烦了，说：“我其实也碰上了一次。”

　　那天，她在桥的这头磨磨蹭蹭，不怀好意的笑令她恐慌。她望眼欲穿，希望有个行人经过，好跟在行人的身后。然而，弯弯的路上连一个小孩的影子也没有。她硬着头皮甚至有了大不了一死的念头，如受惊的鸟飞也似的跑到桥的那边，却发现那不怀好意的笑还在原处，只是那声音让她觉得这条路上险象环生，很希望有个伴。

　　或许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就走在一起的缘由吧，倒让少年的心平添了一份责任和勇气来。一次，我说，我敢从石栏上走到桥的那端。她不信。我真要走，她又妥协了。为了男孩的自尊和勇敢，我固执地走了过去，并且异常的兴奋。她却淡淡地说，这里不干净。我想笑，觉得她的表情颇如妈妈状。

　　后来，听一位老人讲，就在这座古老的石桥下，有个花样的姑娘惨遭一群日本兵的蹂躏。可怜的父亲天黑后才找到昏死过去的女儿，抱了回家。第三天，那姑娘从这桥上跳了下去。此后，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常常有人看见那姑娘坐在石栏上哭诉。

　　那段搁浅在河滩上的耻辱与愤怒，以及跨过石栏欲找回做人的尊严的姑娘，把古老的石桥渲染得无比诡异、无比凄凉。

一路上，她泪眼婆娑，浸湿了午后的阳光。在那个多事的秋天，先是奶奶的离去；她刚刚从那间人去屋空的房子里感受到奶奶在她的生命中永远缺席时，她的二哥又被抓了起来。

　　她二哥是乡里的放映员，在我们小时候的眼里，她二哥就是电影、就是快乐。傍晚放学，看到村里挂起了银幕，所有的烦恼便抛到九霄云外，连饥饿也不记得了，家也不回，搬来砖头石块垒成座椅，然后开始漫长而焦躁的等待。

　　她说，二哥跟她在血缘上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她和母亲何时加入现在的家庭，她并不记得，母亲也从来不曾和她讲起。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大哥成家了，二哥在乡里当放映员。于许多羡慕的目光中，二哥时常带着她让各村的拖拉机接来送去。那时她并不懂得什么叫血缘关系，只是毫不吝惜地享受着父亲和两个哥哥的疼爱，尤其是二哥简直就是天低下最棒最好的哥哥。

　　本来按家乡的习俗，在同一年里，家中的红喜事不能办在白喜事的后头。眼看奶奶快不行了，二哥却急起来，想抢在奶奶的前头把婚事办了。她母亲考虑更多的是经济上难以支配，便极力反对，并承诺等到开春，有了钱定给二哥一个风风光光的场面。然而二哥却执意不肯，一意孤行。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女方的肚皮等不及。只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谁敢随意猜测！况且面对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继母，二哥又羞与启齿。

二哥的婚礼在经济上没有得到继母更多的支持，于是他铤而走险。农村的耕牛遍地都是，他很容易就弄到了一头。婚后一个月，奶奶走了，二哥的行为也东窗事发，判了一年的改造。

　　她说，她第一次骗了母亲，以学校缴钱的名义要了十块钱，瞒着家人偷偷去了那个地方。隔着铁窗铁门，二哥见她孤身一人，眼里早已噙满了泪。她怎么能识得去监狱的路？我暗暗佩服她的勇气。她爱她二哥，更爱她母亲。

　　我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只是拽着她的手向那座平顶山攀去，攀缘的疲惫和粗短的呼吸早已冲散了悲伤的情绪。四周略略隆起中间平坦的山顶，满眼灰白的沙石，仿佛如一只硕大的浴盆，很难用肉眼找到生命的迹象，而四周的山体却棚生着一丛丛荆棘，竟是那样的青葱。我问，知道这平顶的故事吗？她说，应该是被神人用巨大的利刃，拦腰削去的吧。

　　也许她是看童话长大的，只是这不过是自然界中人的力量。这里曾经结集了无数的人，像蚁群一般把这山尖一点点衔走，筑了路边的那截大坝，以为蓄满了水便可以发出电来。年轻的地理老师曾经带我们来过这里，只是那时她还不是他的学生。

　　站在山顶俯望那岿然大坝，也不过如此。细细的水从闸口渗出，流经长长的斜面，滑过一层浓绿的苔藓，跌入一汪清潭，不见了。坝底有间更渺小得可怜的平房，或许那就是梦想中电的发源地吧，我曾经从那腐朽的窗棂间向里望过，徒有四壁。事实上，这里就根本没有发出一度电来。倘若这座山能改造成山顶稻田，将更是多么的大快人心的事。

　　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极目远眺，遥远的天边烟波浩淼，我知道那是太白湖的风光，扁舟上的渔夫竟成了国画里细小的蓑笠老翁。回首看她，她很美，长发飘飘，秋风灌满了她的衣袖。

初夏，虫躁蛙鸣，暖风把野外装点得欣欣向荣，插秧的男男女女在水田里一呼百唱：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

　　本来有很好的阳光，她手里却拿着一柄小伞，我笑她。她说，妈妈告诉她，夏季的天，孩子的脸。又说一大堆晴带雨伞、饱带饥粮的古训。如此妈妈状，我笑。她不解，我不答，也不敢。

　　大坝那边传来的轰隆声，淹没了我们的谈笑。一股巨流奔涌而出，顺着渠道滚滚远去。我说，如有小船随水漂流，可以载我们回家。她说不可能。

　　水往低处流，这里是山，家乡是湖，很简单的道理。

　　她依然不信。

　　我说，要不我们不妨顺着渠道走走看。她担心，不过我的坚定还是让她跟了我做一回冒险。

　　其实，这条渠道我走过。我曾听父亲说责任田的水费极不合理，我们是湖区，经常有水患之忧，从这里流出的水根本就没有灌溉过我们的田地，却要分摊这水的费用。这样的不合理，于我似乎很遥远，却萌生了我一种幼稚的探索，希望从这条渠道上找寻更近的路线，结果却是徒劳。

　　顺着渠道两三里有片浅水湖，那里养育着许多水鸟。在去年霜叶红、芦花白的季节，我曾停在那里数过头顶的归雁。如今夏初，那茂盛的芦苇把白亮亮的水打散成一片一片。芦丛中，有一群小鸟在穿梭，长长的腿，长长的嘴巴。它们或凫水、或颤巍巍的立在荷叶上，样子很难看，也许只有那亭亭玉立的莲花才敢不屑于它们的丑陋。

　　我知道，这鸟是从那些细细麻麻的蛋里钻出来的。她说，那蛋不能吃，也不能玩，脸上会长雀斑的；很小的时候，她的奶奶就这样告诫过她。我母亲也这样讲过，我没吃，倒弄破了不少。

　　现在想来，大人们绝对不会蠢笨到真的相信雀斑会因为鸟蛋而长到脸上。他们这样一代代告诫下来，足见前人的用心良苦。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朴素最有效的教育孩子的方法，要他们懂得对大自然的敬畏。

　　过了浅水湖是一片桑林，大大紫紫的桑葚是童年不可多得的美味。我家门前的河堤上也有一片桑林，只是有个独臂护林人，老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很凶狠地驱赶我们，以至长大了，桑葚的诱惑依然会刺激我的神经。然而，我们穿过了桑林，那鲜嫩欲滴的紫色桑葚擦顶而过，居然无以刺激我的食欲。我想，是不是跟她在一起，我的甲状腺失灵了，分泌不出哈喇子来。

　　当我们走在绿荫交错的家乡泥路上，突然下起雨来。她撑开伞，得意于她的先知先见。我又想笑，声音却被雨淋湿。就在她的伞下，我不敢靠得太近，但很真实地闻到她秀发里飘逸出的洗发水的香味。粉嫩的脖子和露在衣领外的肌肤的雪白，使我心惊目眩，赶紧把视线移开，全然不觉身体的另一半早已被淋得透湿。

　　岔路处，雨下得更大。她说，伞给你。我问，你自己呢？

　　你远，我近。她不容多说，把伞塞给我，跑入岔道。我呆呆地望着她，在朦胧的雨中用手护着头，想跑又不敢，因为脚下的路滑。很快，她的花衬衣被淋湿，后身清晰地印出胸衣的带子来。

　　当她消失在村口的拐弯处，一种莫名的情感如潮水般在我心头澎湃。我毫无意识地走进家门，看到母亲后，她雨中的身影才慢慢模糊下来。我想，母亲一定会问我那伞的由来，我就细细地说给母亲听，告诉我的母亲，她是怎样的善良和美丽，我要和我亲爱的母亲分享我内心的喜悦。可是，母亲什么也没问。我一遍遍提起这伞，母亲仿佛没听见，只顾忙碌着她的忙碌，连稍稍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我只好悻悻地躲进自己的房间。

学校搬实验室，三年级各班抽两名学生参与新实验室的线路安装，她就在其中。

　　上实验课的时候，我端详着那一个个崭新的电源插座和灯管，不觉有种亲切感，想用手去触摸它们，说不定其中的某一个或许还留有她的温度。只是，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仿佛老师和同学都看见了我的心思，脸上突然有股热在涌动。虽然我们在路上是彼此唯一的同伴，在学校却形同路人。

那个周末，我装着不经意地问她。她说，全是电工操作，他们只是静静站在一旁，她看到的不过是那双粗糙的手和手上黑糊糊的胶布。

　　我觉得很失望。本来，换个灯泡、拧口螺丝并非女孩子份内的事，更不属于她理想的范畴，而老师让她去看电工的操作，当然有一大箩筐的不是，也难怪她对那双手的印象深刻。

　　大多数的农民迫于现实，更多的相信或屈服于命运。一个女孩子，作为她母亲将来防老的寄托，她父母的目标很明确，而且上下一致，那就是考高中、上大学，然后带了母亲一同飞黄腾达。我去过她家，除了净洁整齐，和许多农村家庭没什么两样，不过有种淡淡的书香味，我很喜欢，却也在脆弱的心里生了一丝羡慕和自卑。

　　想什么呢？她加重了语气，因为对她未来的憧憬我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

　　在想你，我嬉皮笑脸。

　　肯定比那些方程有趣得多吧！她满脸的灿烂和自信。我暗自惭愧。　　

毕业前的日子很寂寞，总有做不完的试题，连节假日也全部被取消，周日的大早就得匆匆往学校里赶。这样残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有时候上课，我会产生错觉，似乎我的旁边就坐着她，她拿着笔的手托着腮帮静静地沉思，阳光洒在她的头发上，眉头微微皱起，很倔强的样子。可是，一眨眼，一切又回到现实，老师正在黑板前唾沫横飞。

　　毕业的情形我还来不及去想，便很无聊地走出了考场。那一年，家乡发大水，我旋即加入了抗洪抢险的队伍。在堤坝上很意外地接到录取通知书，不过是很普通的那一种。她进了一所师范学校，从此可以不再花父母的一分钱，更让人羡慕的是——她的户口从家乡的泥土中拔了出来，跨越了苦难的世界，成了那个时代的学霸和女神。

　　她走了，在那我也曾梦想过的地方，无限的风光，而我依然走在熟悉的土路上，人去夕阳斜。

　　我想，明天一定会重新开始。　

作者：李炎，男，湖北黄冈作协会员，作品散见《读者》《芳草》《打工族》《时代教育》及各类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