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起靖 | “ 石像村 ” 刍议
近来读《冯济川文集》，“石像山人”的形象在脑海中越发地高大了起来。同时对养育“石像山人”的石像村也多了一些敬仰和关注，甚至对这“石像”二字，也生添了几分好奇。
据2011年出版的《兑镇镇志》记载，石像村的历史可上溯到五代十国时期，至今已有一千年多年了。关于石像村的来历，还真有些神奇的说法。
一是民间神话了的传说。说是当年二郎神担山赶太阳时，压断了扁担，把山上的造像碑掉在了石像村这块土地上，就把村子叫成了“石像村”。
二是冯氏家族历代的口口相传，这在新出版的石像村《冯氏宗谱》中有记述。说是石像村冯氏始祖名齐者，在开荒挖地时挖出一块刻有人头神像的石碑，信以为上天示意，村名即以“石像”命之。
还有一种说法是“以文物得名”，这在市志办的《地名卡片》中有记载。因为该村保存“有六朝石刻造像碑一通，故名石像”。
这种种说法，都把石像村的来历归源于一块“石像”。原先，笔者只以为这“石像”不过是传说中的虚构罢了。没想到它真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刻有人形图案的石头，一直被石像村人筑祠供奉，敬若图腾。虽然这块“石像”的来历无确切考证，但人们相信，它就是石像村的象征，它就是石像村的依据。如果它真是六朝之物，那石像村的历史比《兑镇镇志》的记载还要久远得多。
这块带有神奇色彩的“石像”，见证着石像村的历史，似乎也寓示着石像村的“神奇”。清末民初，石像村走出了一代精英——“石像山人”冯济川。冯先生以其经纶济世之才，特立独秀于三晋大地，成为石像村的楷模和骄傲。在他的影响下，石像村民风丕变，人才倍出。其中不少青年才俊，冲破封闭，走出孝义，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而更值得可歌可泣的是，在抗日战争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这个仅有90户人家的小山村，竟有108人奔赴沙场，23位烈士为国捐躯，谱写出了一曲保家卫国的壮丽篇章！是什么能量聚集于这个窎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奇迹会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发生？······当笔者还沉浸在“石像村现象”的遐想中时，却发现“石像村”早就不存在了，它已改名叫作“石践村”了。愣怔之后，不禁惘然若失。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兑镇中学上学时，班内数石像村的学生最多，星期天也常去石像村的同学家去玩。脑子中对“石像村”的印象很深。一眨眼工夫，石像村咋就变成石践村了？经了解，原来是1981年孝义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整理村籍时，由于兑镇镇的石像村和下堡镇的石相村，因“像”“相”同音，易混，故依据《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中的记载，将兑镇镇的石像村“恢复” 为石践村（见孝政字(1981)第21号文件）。
查阅新版《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里甲村庄卷”中，城西五十里有“石践村”，就是现在兑镇镇的石践村；城西北六十里有“石相村”，就是现在下堡镇的石相村。顺便查新版《清光绪六年·孝义县志》，记载亦相同。说明至少在乾隆中期至光绪初年，石像村在县志中确实记录为“石践村”。所以改兑镇镇的石像村，不改下堡镇的石相村，还是有历史依据的。
可让人不解的是，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就叫的“石践村”（后来什么时候又改为石像村的就不清楚了），1981年孝义县政府又“恢复”了一回的“石践村”，在社会上似乎并未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就连出生于清咸丰末年的本村人冯济川先生，一生经历了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几个朝代，在他的著述中，自始至终记录的都是“石像村”，而且还名正言顺地给自己取号为“石像山人”。不但石像本村的人是这样，民国二年（1913）阳泉曲镇的《魏家南庄村重修庙碑志》，在碑阴捐银村庄的名单中记载的也是“石像村”（《三晋石刻大全·孝义卷下》530页）；后来民国五年（1916）孝义旧城《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记》的捐款名单中，两处记载的也都是“石像村” （《三晋石刻大全·孝义卷下》546页548页）；甚至在1981年孝义县人民政府以孝政字（1981）第21号文件通知恢复“石像村”为“石践村”后，1992年新编的《孝义县志》中仍然称作“石像村”，而不称为“石践村”（见海潮出版社1992年出版《孝义县志》第22页）。直至今天，政协孝义市委员会编辑出版《冯济川文集》，还是以“石像村”称之。
笔者在翻阅黄文村和杏野村《武氏族谱》时，其中有说到在乾隆初期，邑内有过一次村名核查。如果是真的，那么乾隆三十五年的县志中记载的“石践村”，是这次核查前原本就叫“石践村”，还是核查时将“石像村”改为“石践村”的？虽然没有更直接的文字记载，但笔者推测后者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三晋石刻大全·孝义卷（上）》36页中，收录有《神宁沟村重修清泉寺碑》一通。此碑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碑文明确记载了“本里后石像村乡人任谅等”，因清泉寺朽毁，起意舍财，重新修复的善举和功德。据了解，这里提到的“后石像村”，就是当时与清泉寺所在的神宁沟村同属“本里”——克俄里的沟南村。而沟南村为什么在这里被称为“后石像村”？在市志办沟南村的“地名卡片”上是这样记载的，沟南村“原为石像村煤窑地，位于村后，取名后石像。又因地处沟的南面，故习称沟南。”这就是说，在明嘉靖年间，不但有“石像村”，连它附属的沟南村也被称为“后石像村”。这通碑的存世和记载，不但证明了清乾隆以前就有“石像村”，而且把石像村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整整推前了二百年。同时也说明，二百年后的乾隆县志上把石像村记载为石践村，很有可能就是乾隆初的那次村名核查时，将“像”写为“践”了。只是由于年深代远，资料缺乏，已无法考究。乾隆县志上的“石践村”，虽然成了1981年村名“恢复”的依据。但是，明代嘉靖年间就有文字记录的“石像村”，其年代更长，历史依据更加久远。现在看来，把“石践村”改回为“石像村”，才是真正的“恢复”。
当然，这已不单单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沿用未断，顺应民意，契合现状，都是选择“石像村”的现实理由。而更重要的是，只有“石像村”才是名副其实的“抗日模范村”，只有“石像村”才是23位英灵的安息之地。同时，出于对石像山人——冯济川先生的尊重，从而引发全社会对“石像村现象”的关注，当是为石像村正名的时候了。
那块“石像”似乎也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它的存在就是“石像村”村名最直接的实物凭据。天意耶？
（原文刊登在《孝义文化研究》总32 期上，此处发表时作者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