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之死
姥爷之死
作者：师道强
姥爷姓张，名讳德荣，孝义城东人，生于1897年，卒于1951年。他出身于城东大户人家，大高个子，国字形脸，浓眉大眼，气度不凡。他是生意人，因为善于经营，生意红火，所以家底丰厚，在城东村是首富人家。
他家院落在村最南靠官道旁。大车门用垒城墙的四方砖砌成，车门两边一头一个大石狮子。进了车门是一个宽阔的黄土场地，夏秋可碾米碾麦和晒粮食。靠南有一排车棚和马厩。场西有二门，二门里既是过道，也是小院，东西两边各有几间一出水的房子。正北是第三道门，门前两根大红木头柱子顶着房檐，檐上方嵌着一条长青石，石上刻着辟邪的鸟兽。推开两扇黑漆漆的厚重门扇，就进了我姥爷姥姥一家住的深宅。正北的三阶石台上一溜五间房子。明柱出檐，描梁画栋。房顶筒瓦扣缝，猫头滴水。中有脊楼，可从房两厢石条铺的楼梯上去。院东西还各有一明两暗的三间大瓦房。院中间满地铺着大青方砖，缝合紧密，显得整个大院干净整洁，又很气魄。这座三进一场两院的房子，在贫瘠的城东村算是十分豪华了，也标志着姥爷姥姥一家的富足和荣耀。但随着战争的破坏，姥爷的生意最终败落。后来因闲在家里郁郁寡欢，常常犯烧心病，吐酸水，饭量大减，人越来越削瘦。
1951年秋天，绵绵的连阴雨虽不大，但三天两头滴滴沥沥，下得人怪心烦。更心烦的是我姥爷一家人为姥爷的病着急。他虽说吃过好几个先生开的汤药，但都不外是疏脾降胃、清凉泻火的普通药，不坏事也不治病。更要命的是他一吞咽吃的东西，咽喉下就觉得有东西堵着难下去。因此，一天三顿饭只能吃些汤汤水水、软软和和的东西。由于吃食少，人老觉疲惫，总想躺着。
我们桥南诊疗所有一位叫刘冬甫的医生，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随军医生，中西兼顾，医术高超，人又厚道。有一天，我妈叫上他去城东村给我姥爷看病。刘先生号了我姥爷的脉，又细细问了病情。最后，刘先生深沉地对我姥爷说：“你的脉道不咋好。两手脉沉数而弦，是火被寒逼。此病原本不重，只是上焦有火，但被医家用苦寒药硬逼，火不得发散。兼之肝气上窜，抑郁成结。结从下而上乱走，已近咽喉。现在是你想吃啥就吃啥，慢慢养着，兴许会好。”说完，刘先生从自己带的药箱里掏出两包药片，一包全是紫红色，一包全是白色的。他说：“红的，每日三次，每次四片。白的，觉得疼痛时吃上一片，最多两片。”说完，起身告辞。我妈送出他到院里后悄声问道：“到底是甚病哩？能不能看好？”刘先生道：“是‘噎切病’（食道癌），绝症。我给留的红片药是消化的，治不了病。白片是去痛片，只能让病人的疼痛轻些罢了。以后不要瞎扔钱了。大约还能撑三、两个月。啥时滴水不进，就不行了。”说完，上车而去。我妈愣呆呆地立着，脑子空白，双腿酥软，不知该咋办才好。她抹着泪进了屋，众人疑疑惑惑。我姥爷叹口气说：“自家的病，自家清楚。今后不要再瞎看啦。生死有命，谁也不由谁。”我姥爷吃了刘先生留下的药后有了些胃口，开始编排我妈给他调样儿做他想吃的饭。有时是苜蓿卜拉子（菜和面搅在一起蒸出来），有时是山药蛋丸子，有时是红面擦尖，有时是玉茭面糁糁糊……，但做下给他端过去，他只尝一两口就推开。
阴历十月初一，是人们说的鬼节。当晚，天大黑后，当街上无人走动时，我姥爷披了一件羊皮褂子，拿着一卷黄表纸和几沓鬼票子出了大院。他到路口拐角处蹲下来，用坚硬的手指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就在圈中用火柴点着了黄表纸和鬼票。忽然吹来一股冷风，他头皮一紧，打了一个冷颤。回到屋后赶紧钻到被窝里，但仍觉浑身发冷。后半夜时分，他又觉发烧，用脚把被子蹬开了一半。天快明时，他突然气喘、呕吐，吐了一大滩子脓血。但他不让我姥姥惊动儿女们，只是让给他熬了半碗人参水。他抿了几口，缓过神来，气也不喘了。但就打此起，他再也没有下炕。
后来，姥爷连汤面也咽不下去，只能喝点羊奶、小米汤和蜂蜜水。身上疼痛时，口里含两片刘先生留下的白药片。
我妈在姥爷家常住着，不敢离开，但整日坐卧不安，不时出出进进，又不知要干甚事。有一天，她正在愣神，见在前院住着的我姥爷的干儿子元璠婆姨从窗户外向她使眼色。她急忙出来跟着到了元璠家。元璠见我妈进来，忙压低声音说：“俺刚从外头打听到一个治痨病的土方方，说是吃一个蘸上人血的馒头。方子是有了，可去哪儿寻人的血？”我妈一拍腿，说：“哎呀呀，巧啦。俺在家时听孩子他大说，县里这段日子搞什么‘镇反’，抓了五百多号人。听说还要枪崩一百多个哩。到时候不就能弄点人血吗？”元璠道：“真是老天有眼，咱老爷命不该绝。不过，这事儿咱不能明说，暗地里俺和张仁去办吧。”
张仁是我大舅。姥爷生有三子一女，大儿子张仁，解放前是村里的八路军游击队队长，解放后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二儿子叫张礼，在当支援解放太原的民工中负伤而成了残疾人，一直在家养着病，县民政部门每月给他发伤残补助金。三儿子叫张智，是人民解放军军官，转业后担任侯马县工业局局长。我妈是我姥爷唯一的大女儿。
元璠找到我大舅张仁提起这桩事，我大舅当即说：“好办。”
一天后半夜，西北风呼呼地扯起。睡梦中的人不知今冬的头场雪已早早到来。天还不亮，我大舅就听到院门上的铜环“叭叭”地敲打着门扇。他蹬上裤子，裹上絮袄，开门出去，只见房上地下一片白。雪早已停了，但西北风卷起房檐上的雪到处乱旋。我大舅打了两个喷嚏，裹紧上衣，上前拉开了门闩。刚开了个门缝，就有个人探头说道：“张队长吧，俺打听到一个消息，今儿午时三刻在桥南的南山门外枪毙人。”说完就缩着头匆匆走了。门缝外元璠站着，我大舅对他说：“赶紧擦把脸，装上馒头，驾好车等俺。”元璠“嗯”了一声，各自急急回房。不大时分，我大舅急急出来跳上马车。元璠赶紧甩鞭，打马出了大院，拐上大道。因为雪大路滑，他们多绕了三、二里，从村南官道奔向邻村边，再往西拐，折向县城东南角。南门和城墙早已拆除，砖土垫到护城河里，使桥南大街和县里南北正街直通起来，显得路又长又宽，而且十分平坦。路面两旁商铺也维修、粉刷，面貌一新。原来南门口斜对面的车马店还在，他们把车赶进去，去了斜对面的饭馆，要了一壶暖酒和两碟下酒炒菜，一阵抿上一口，眼瞅着外头来来往往的行人。好大一阵子，只听街上人们嚷说“来啦，来啦，快看来”。我大舅和元璠忙推门出去，站到台阶高处，伸长脖子往北看去。只见好几辆马车向南急奔而来。到近看，是五辆胶皮轮二架套马车，马的四蹄包着厚毯子（可能是怕踩坏刚修好的洋灰路面吧）。五辆车中，除头一辆开道，末一辆压阵外，中间三辆各有四个犯人，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枪决犯人名字的木头牌子。四名犯人中两个靠车里手，两个靠车外手，后面都有两名穿制服的人押着。开道的马车上，迎头站着威风凛凛的驾车人，一边喊着嗓子吆喝行人让路，一边把马鞭在空中甩得“叭叭”作响。马拉着车，“嗒嗒嗒”地直往前奔。路旁看的人直往铺门里躲，胆小的人早已背过身子。我大舅和元璠小跑着，不远不近地跟着马车，出了南门，穿过桥南大街，到了南山门口，被持枪人喝住停了下来。
南山门外并没有山，而是一片荒野。靠东头是没有人主的乱坟岗子。两头是一片荒草包围的死水滩子。因为雪遮了地，看起来到处是一个个煞白的雪圪堆和没有被雪全埋住的枯草。西北风左吹右刮，旋得枯草忽悠忽悠，东倒西歪。我大舅和元璠站在远处，看着十二个犯人跪在雪地上，被枪崩，被拖成一排，被盖上席子。公安人员挨个又查看了一遍，转身上车走了。
我大舅记住了这个地方。当晚，在半夜月明时分，他俩又来到这里。空荡荡的野地里只剩一具无人收敛的尸体了。微弱的月光下，一颗枯树枝上落着一只黑老鸦，抖着身上的雪花，两只贼眼盯着眼前唯有的两个大活人。不知为什么，元璠以前的胆子变没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黑老鸦，双腿直打颤。我大舅斜了他一眼，伸身从他怀里掏出来时带的馒头，径直走到死尸旁，弯身揭开席子。他又把馒头一掰两半，蘸满人血后，又放到黄油纸上。然后把油纸的四角叠回、包好后，塞到自己怀里。随后，他抓起地上的雪，两手搓了搓，手一甩，转身扯步而去。这时，树上的老鸦突然“嘎”地大叫一声，头一缩，爪一蹬，身子像箭一般穿过风旋起的雪圈，飞入白蒙蒙的天空中。元璠猛地一惊，打了个颤，抬腿紧跟着我大舅直跑。
回到村，我大舅跨大院，进二门，转东房，入了元璠屋里，从怀里掏出还滴血的油纸包，说：“快拿瓦来。”元璠赶忙从门拐角里拿出两片新瓦。有仁打开纸，把两个沾满血的馒头扣到一片瓦上，又用另一片盖上，递给元璠，说：“放到火窑窑里（灶旁烤食的砖洞）。勤看点，别烤黑了。行了，就弄好，让咱大姐去喂。”说完，径回里院去了。天黑以后，元璠婆姨编个理由唤来了我妈。元璠已从火窑窑里拉出瓦来，说：“焦黄焦黄，正好。”说着，他把蘸过人血的干馒头放到案板上，用刀拍碎，碾成末，倒到一个小碗里，递给我妈说：“均匀成四份。早晚用滚水冲开喝。能喝两天。不要告咱老爷喝的是甚。”我妈叹道：“不知顶事不顶事，听天由命吧。”我姥爷喝了我妈冲的汤，病情丝毫没好转。又过三、五日，竟连汤水也难下咽了，每次喂几口蜂蜜水，还要从嘴角里倒流出一半来。我姥爷时不时地问我妈：“你三弟咋还没回来？”我妈说：“告了，快啦，就这几天。”就在我三周岁的前一天，我三舅回来了。见到两年未谋面的儿子，我姥爷灰暗的眼眶里泛出了一丝活光。傍晚时分，他竟喝了半碗小米汤。望着围着他的全家老少，我姥爷口齿利索地交待了后事。临完了，他又特别嘱托我大舅说：“俺最不待见虚套套。俺死后不用响器，不扎纸活，不拣日子。三天头上，不用麻烦外人，就用元璠赶车把俺拉出村。人死如灯灭，瞎折腾一顿有甚用？记住，记好。”语完，他闭住眼，竟然打起了轻微的呼噜。我姥姥和我妈在炕上抓着他的手，呜呜咽咽地哭红了眼。我三个舅舅坐在炕沿边低头擦泪。站在他们身后的元璠两口子背靠着墙，早已泣不成声。
第二天一大早，我妈刚爬起来和我姥姥悄声说着什么，我两只手端着一个碗，从门外进来对我姥爷尖叫：“简爷，快吃冻疙瘩来！”原来，我姥爷病重后老觉喉咙火烧，想吃冷东西。我妈每天天黑，就用滚水冲一碗红糖水，放到院里。第二天一大早，水已结成冰块。我姥爷就每天要抿几口。我当时虽然小，不懂事，但每天抢着办这桩事，今早自然也没忘了。我妈喝道：“不要乱吱，你简爷（方言，姥爷的意思）睡着了。”但此时，他神奇地睁开了眼，清楚地说道：“来，俺小宝贝二猴厮给简爷抿一块。”我妈和我姥姥猛地听到我姥爷说话，吃了一惊。我妈赶紧跳下炕，找到一个铜勺，在我端的碗里敲了几下。我一手扒住炕沿，死劲抬高足尖，另一手捏着一块冰渣，喂到我姥爷口中。半天后，我姥爷用十分柔弱的眼光瞅着我说：“俺谁也能留下，就是留不下俺二猴厮。”说着，他混浊的眼眶中淌下一滴黄豆大的泪珠来。他让我妈把自己扶坐起来，脸朝窗户靠在一沓被子枕头上。又对我妈说：“俺想吃梨，你引孩子到角房里给俺拿一个。”我妈“嗯”着，抱起我出了屋。她果然在角房里寻到一个梨。她洗了洗，让我拿着，进了屋，对我姥爷说：“给你拿来梨啦。”我姥爷不开口，还是斜靠在被子上，安稳地坐着，半个脸朝着窗外。外头天清气朗，一缕金黄色的太阳光照射进来，温柔地撒在张掌柜的脸上。平时那没有血色的脸膛，似乎映出了一抹光彩。我妈见我姥爷闭着眼，纹丝不动，颤抖地大叫：“大，大，梨来啦！”我姥姥觉得不对劲，用手一摸我姥爷鼻根处，已没气了。她带着哭腔说：“咱们咋傻啦？梨就是‘离’啊。他明告咱们要离开咱，咱咋还不机明呀？”说着哭嚎起来。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事情，惊得尖叫一声，手中的梨掉到地上，滴溜溜地滚起来……
我可怜的姥爷就这样走了。他一生与人为善，有钱也不忘帮村里的贫困人家，甚至收养了孤儿当子。在战争年代里，他让一个儿子当了游击队队长，送了两个儿子上了战场。他的名声在全村有口皆碑。但他仅仅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好不让人心酸。还有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临终前最后的话，竟是谁也能留下，就是留不下三岁的我。要知道他还有三个比我大的亲孙子，还有比我大两岁的我亲哥哥，更有一个他亲生的不能自理的残疾儿子呀！当我长大一些后，我姥姥、母亲和舅舅都反复跟我说过。他们都不明白，我就更难理解了。但母亲告我说，自从姥爷走后，我就常住在姥姥家，与孤独的姥姥和残疾的舅舅一块生活，直到我七岁上学才回了家。但一放假就去住。我上了城内完校后，每天晚自习后，总要相跟上同班城东村的同学，黑天半夜地一块回城东村去我姥姥家住。而且每年过大年和过八月十五，我都要去姥姥家过。这大约一是姥姥亲我，二是母亲怕姥姥孤闷，所以让我这样，自然我也是十分乐意的。我参加工作后，每回老家看我父母时，总要走上去城东看我姥姥和舅舅，而且每次都要给他们买一些稀罕吃食，临走还要给她留点钱和当时奇缺的粮票。当时，整个城东村的人全知道她有我这个十分孝顺的亲外孙子。
现在想来，我姥爷是不是冥冥之中预感到他走后，我会给我凄苦的姥姥以莫大的心灵慰藉和一丝欢乐呢？我不知道。尽管他走时我刚三周岁，但姥爷的音容笑貌似乎早已刀刻斧凿在我脑海中。我可亲可敬的姥爷，我永远忘不了他。我的自传小说中纪录了我对他的美好印象。这个文字资料要一直传到我的后辈中。当我百年之后，后辈们记着我的同时，自然也同时知道我有一个他这样的好姥爷，他当与我永存于我们后世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