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选粹】王郁林|​打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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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牙祭

打牙祭，最早听到这个词，源自于父亲。父亲说，三个晚上不洗脚，就可以打一个牙祭了。莫名其妙的我，怯怯地问，什么是打牙祭，父亲说就是吃嘎嘎“肉”。父亲的话，我信以为真，果真有三个晚上没洗脚，一心盼着有肉吃。之后，上桌吃饭，不但没肉，油星也少得可怜，桌上摆的还是青菜萝卜素菜汤。我急了，红着脸追问父亲，父亲笑而不答。

人稍大些后，我才明白这是一句调侃的话。那时不像现在天天洗澡，为节约柴火，洗澡是有次数的，大多时候以洗脚为主。试想想，几日不洗脚，脚上的泥垢可以搓出粉条，堆在一起不就是打牙祭了。

还在读小学时，常听父亲说，祖父在世时家里以织布为生，多的时候有七八台织布机，十来个帮工，每天吃饭都是两三桌人。虽然开销很大，但无论手头再紧，农历每月初二、十六打牙祭是不能少的，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祖父说：“牙祭不打，生意要垮。”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匮乏，猪肉紧缺，打牙祭自然也成为一种奢望。想当时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且凭肉票供应。我家五口人，每月可吃五斤肉。有了肉票，割肉也很艰难，一个县城每天只杀一两头猪，除去开后门，摆上案板卖的也只好半边猪。猪头、猪蹄、猪大肠自然是紧俏货，因一斤肉票可买半个猪头，或四根猪蹄，或一笼大肠，这样比较划算，所以就特别抢手。

有一年冬天，冬至炖补药，需猪蹄作引子。祖母天不见亮就把我叫起床，刚走到街上就像掉进了冰窟窿，头顶的路灯闪着冰冷的寒光，凛冽的寒风刀子般割在脸上，冷得人猛的打一个寒颤。穿过了冷清的曹家街、东街、桂林街、南街，来到卖猪肉的售票窗口，空无一人。我不停地跺着脚，大口哈气，不知过了多久，灰暗的路灯光里，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大娃，回去再睡一会儿，现在才凌晨一点，你奶奶看错时了。”我听出是父亲凝重的声音。

当我再次返回时，已是五点一刻，排在第三位。按理说买到猪蹄是不成问题的，可当边口及头、蹄、内脏用架车拖来时，人群开始骚动，原本排成长龙的队伍，一下子蚯蚓滚沙似的不安分起来。窗口的缝隙透着稀薄的光，里面传出喁喁的声音，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开后门，而众人却敢怒不敢言。怕得罪了卖肉的人，称杆那么一平，吃亏的是自己。众人只能干巴巴焦渴等待，当窗门哗啦一声拉开时，秩序顿时大乱，所有的人蜂拥而上。有的被挤出，又往里蹿；有的被人托起，在人头上爬；有的挤压成麻花，拼命叫喊。早已被挤出队列的我，满含委屈和无奈，傻子一样垂手呆在旁边，看着这疯狂的场面，我咬牙强忍快要滚出的泪水。当我两手空空回家时，看见父亲，哇的一下哭出了声。父亲只是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有肉吃的日子，总让人快乐而温馨。春节就不说了，家家户户都是鸡鸭鱼肉上桌，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都有肉吃。只有在平时吃上肉才稀奇，我们常说开油荤，父亲叫打牙祭。父亲有个铁杆同学，个子很高，偏瘦，穿着也不讲究，只要我家吃肉， 像是掐指算过的，准能在吃午饭时按时赶来。头两次，都说他脚板洗得干净，屡次三番，父亲虽不言，我和弟妹都露出了愠色。而他，却视而不见，饭桌上依然与父亲谈笑风生，真是脸皮比城墙厚。后来，一见他来，我们都不招呼他，只垮着脸，像仇人一样，只有父亲毫不介意。父亲为人厚道，这个同学与他感情甚笃，在校期间就形影不离，虽是农村人，与打成右派的父亲也算莫逆之交。

“四人帮”粉碎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打牙祭的次数也多了起来，父亲的同学也不像生活紧张的时候常来常往。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桌上堆了好多蘑菇，父亲与他的同学坐在我家自制的沙发上摆谈时下好光景。说到割肉，他同学眉飞色舞，“如今买肉，不但不要肉票，还可随意割，这可是前些年想都不敢想的”。听说这蘑菇是他自己栽培的，我看他的眼神里第一次充满了自豪。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前不久，傍晚散步，无意间听见父亲同学去世的消息，享年九十二岁。甚感意外，世间哪有这样的巧合，心不由咯噔了一下，难道是父亲在冥冥之中的托付。回来后，我多番打听，找到灵堂烧了香，总算完了父亲在天堂的心愿，想必他们又可在一起吹壳子打牙祭了。

而如今，摆酒设宴，走亲访友，都没有人再说打牙祭，吃肉已成家常便饭，吃素反倒成为一种时尚。但儿时记忆中的肉还是那么香，那么让人垂涎三尺，尤其是四川的蒜苗回锅肉，似乎还在儿时的院子里飘散着浓浓的香气，像飘散着一段不堪回首的悠悠往事，一支挥之不去的儿时歌谣。

作者简介：王郁林，男，现供职于国家税务总局荣县税务局。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自贡市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作品散见各地报刊及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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