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向上，古人的尽忠勤勉
中国古人尤其是古代官员，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抱有一份自己的理解。很多人秉承着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工作态度，他们勇于担当、敢于破例、公正待人、工作充实，这些态度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从事具体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古代官员在工作过程中，不因职位变化而改变对工作的热爱和职守，这里面关键是有担当精神作为支撑。
清朝有个官员叫严如熤，年少好学，胸怀大志，时人称其有经世之才，足当大用。他在不同岗位上爱岗敬业，富有担当精神，干出了实绩。乾隆晚年，武备松弛，贵州苗族作乱。朝廷派云贵总督福康安进讨，湖南巡抚姜晟配合福康安作战。“独留心兵事”的严如熤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为姜晟草拟《平苗议》十二则，“言剿抚防御之策甚备”。严如熤所提之策内含中国兵家以修文德感化之精神，通过感化苗族世仇仡佬人，以之为策应，取得阶段性胜利。
嘉庆年间，严如熤补授陕西洵阳知县。上任之后的严如熤首要之急在于剿灭给百姓生产生活安全造成极大危险的匪患。严如熤采取坚壁清野之策，制定游击战，“贼锋锐，勿迎击，俟其无所掠必去，去则出奇抄其尾，视其夕顿处，多方扰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不久，严如熤一举平贼之乱，“得旨加知州衔，赏戴花翎”。
“劳于治民，拙于事上”是严如熤做官的风格，这个为官风格使得“十年不得调”，但他仍然认真履职，“益恳饬吏治，勤民事”，没有因为职位得不到提升而抱怨、懈怠。然其口碑和才华在民间和政坛不断累积，在道光年间，其治绩大显，得到其他地方大员夸赞和赏识，进而被提贵州按察使。然正当才华在更大平台上施展之时，不幸因“微疾”而去世。严如熤去世后，老百姓非常悲痛，“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严如熤在不同岗位上都认真履职，保持担当精神，作出了实绩，得到了百姓认可。
习斋在《言行录》中告诫学者应当担起创新的责任：“学者须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即日新之学也。”学习之道如此，官员治国之道亦如此。
西汉名臣龚遂被推荐主政渤海郡，渤海郡盗贼丛生，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龚遂来到渤海郡之后，没有延续以剿为主的对盗贼的策略，而是选择思路和工作创新的方式，采取以攻心为上的方法，基于对生活不下去的苦难群众被逼为盗贼这个事实的深入了解与洞察，作出了留出悔改时间、让盗贼去做正当职业的决策，取得了成效，不仅化解了盗贼之患，还赢得了群众支持，促进了社会进步。
保持公正的工作风格，按照法律规定，惩治恶人，虽然会遭到一时误解，但是从国家长远发展考虑，仍然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
汉光武帝刘秀的门吏祭遵随刘秀转战河北，被任命为军队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法令工作。当时刘秀的亲戚中有一个年轻人违反军纪，被祭遵依法处死。当时，刘秀非常生气，打算收监祭遵。主簿陈副对刘秀谏言道：“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刘秀听后，转怒为喜，封祭遵为刺奸将军，告诫诸将，祭遵连刘秀的亲戚都敢依法处置，必定不会徇私于你们。祭遵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按照法律规定，对违纪违法之人进行有力惩罚，体现出他一视同仁、敢于执法的鲜明作风。这种作风为刘秀统一全国提供了必要的权威基础。
保持充实的工作状态，不能选择清闲的工作状态。日则敬业，夜亦不歇，成为许多古代官员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南朝的傅翙工作辛劳、治政有方。别人请教他治政成功的秘诀。傅翙回答：“唯勤”而已，“勤则事无不理”。傅翙可以说抓到了治政成功的根本。又如唐朝名臣韩晃，当他听闻唐德宗被赶出长安时，自己“负米一石登舟”，亲自运输粮食，可谓勤臣之典范。
杨联陞在《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中对晚清曾国藩每天兢兢业业、辛勤繁忙的工作状态非常赞赏。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制定了自己的工作时间表，工作时间表中上半日工作内容包括：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下半日工作内容包括：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钱账目。夜间工作内容包括：温诗和古文、核批札稿、查应类事目。充实的工作生活会带来工作业绩的提升，反之，如果选择清闲的工作状态，会产生放逸的行为后果。正如颜元所说：“人之心不可令闲，闲则逸，逸则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