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打箭炉的锅庄（三十五）

朝廷为了控制茶叶贸易，还实行了一套细致的管理办法和税收政策。

官府从茶叶的生产管起， 将产地划为专卖区和非专卖区。专卖区生产的茶叶，专用以市马，商民不许自由贩卖。“洪武四年（公元１３７１年）冬，令采汉中茶以易马。户部言，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四千零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其一。其民收茶，官给买之。无主者，令守城军薅培，及时采取，以十为率，官取其八，军取其二。茶五十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钦定续文献通考. 茶法》）。

非专卖区，主要在四川。“碉门、永宁、筠连所产茶，名曰剪刀鹿叶，惟西番用之，而商贩未尝出境。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宜别立茶局，征其税，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于是永宁、成都、筠连皆设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课。自定 课额，立仓收贮，专用以市马。民不敢私采，课额每亏，民多赔纳。四川布政司以为言，乃听民采摘，与番易。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

对产茶区实行估产定税，四川巴茶估定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株，定税额一百万斤。

从非专卖区征得的茶叶与专卖区所得的茶叶一起，统称官茶，由官府建仓储备，用以易马。茶农在支纳完实物税（茶叶）后，余下的茶叶可凭引卖给茶商。茶商以购得的茶叶与藏民进行交易。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加之朝廷对茶马交易的看重，藏汉贸易历久不衰，并一步步向西藏伸展。

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８８年）礼部主事高惟善（由明正土司的祖先、长河西土官刺瓦蒙，派到朝庭贡方物，后来被授予礼部主事）受遣回来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还朝后谈到安边诸事时，言及的六条安边之策中，就提出在大渡河边、紧接西藏的岩州（今泸定岚安）建仓储茶易马，设置“茶马互市”市埸，长河地方的边茶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到了隆庆三年（公元１５６９年）运销康区和西藏的茶叶已达三百万斤。

到明代后期，随着茶马官营的衰落，民间交易欣欣向荣，更增强了藏汉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

不过，在明代，打箭炉还不是边茶贸易中心。边茶贸易从黎、雅、碉门逐步移至今天泸定一带，一度在岩州，再是冷碛、沈村。就是说边茶贸易的主要市场，还是在长河以东地方。

近年泸定沈村地方发现的一份明代《合约》，就说打箭炉的藏族商人“惟知投落冷沈买茶”，当年大渡河东的泸定冷碛、沈村地方才是边茶贸易的主要市场。

当然，明朝廷除了利用边茶作为控制西藏的重要政治手段，还承袭元代对喇嘛教的政策，以稳定边藏。永乐年间,明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化导，共尊中国，以故西陲晏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永乐以后，藏族的僧俗上层，上京朝贡和做生易者每年有二三千人，有的年份甚至多达四五千人。

长河地方自然也不例外。据《明实录》所记，喇嘛上京朝贡的事，仅永乐年间就有这样几条：

永乐四年（１４０６年）“长河西哈萨铁寺剌麻（喇嘛）等来朝，贡马。赐之钞、币。”

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年）“赐长河西灌顶国师绰思吉领禅巴藏卜等宴。”

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年）“赐四川长河西剌麻（喇嘛）长巴监藏等宴。”

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喃哩等二十四人来朝，贡马。赐钞、币、有差。”

折多山以西的高日寺，至今还珍藏有明朝永乐皇帝御赐的大藏经残卷（全经共分装一百零六箱，金粉印刷，现多也毁。）残卷中还能见到永乐皇帝赐经书的“赞词”，时间为永乐八年三月初九。

经贸往来与宗教关注双管齐下，密切与加深了中央与西藏地方、藏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西藏的安定。

整个明代，边藏地方没有发生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