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成功的间谍，一个失败的父亲
1974年4月24日凌晨，西德首都波恩的乌比尔大街上，警方包围了一幢高级住宅，敲开一家住户的房门。这家的主人名叫京特·纪尧姆，在西德总理办公室工作，职务是西德总理勃兰特的政治助理。
警方怀疑这位西德总理身边的要员其实是一名东德间谍。虽然警方掌握了一些证据，但是，他们也做好了对方拒不认罪的心理准备。
但是，大大出乎警方预料，这位西德总理的政治助理打开房门，面对蜂拥而入要对他执行逮捕的西德警察，不等警方宣布指控的罪名，他就大义凛然地开口道：“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
西德警察们深感意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慢说是一名高级间谍，就是那些坑蒙拐骗的小毛贼，也没有这样轻易招供、承认罪名的，本能地喊几声冤枉是常见的，起码也得保持沉默，给自己留一点回旋余地。
一个在顶层政界历练多年的高级官员，一个长期深藏不露的王牌间谍，就这么毫无抵抗地自己揭开伪装，其危害是极大的。在政治上，这种行为就意味着“自首”，不仅危害个人的政治生命，而且会给自己国家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在策略上，这样做则会使对方轻易获得证据，从而给情报组织的安全造成直接损害。
这样的低级行为，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东德国外情报总局局长沃尔夫是纪尧姆情报工作的上级，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句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于还未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就供认了有罪。有了这句话，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得以避免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
沃尔夫百思不解的这个问题，要等到7年以后，才有机会找到了答案。
当初，挑选纪尧姆夫妇派往西德时，沃尔夫没有想到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场景。他没有想到的，还有纪尧姆到西德之后的发展程度。
来自东德的移民
上世纪50年代，有大批东德人移居西德。在这些移民当中，混入了一些东德国外情报总局挑选派遣的情报人员。纪尧姆夫妇就是这些情报人员中的两位。
纪尧姆本来在东德一家出版社工作，这家出版社是东德情报总局下属的一个掩护机构。纪尧姆夫妇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或才干，而是因为纪尧姆的妻子具备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纪尧姆的妻子名叫克里斯特尔，她的母亲是荷兰人，定居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烟草店。这个一个十分宝贵的条件。纪尧姆夫妇以家庭团聚的名义申请移民，到西德后有直系亲属家庭作为落脚之处，这样就可以避开专门收留东德移民的安置营地，进而绕过西德反间谍机构对营地移民进行的安全审查。
夫妇两个人很勤快，生存能力不差。他们在法兰克福落脚后，开了一家洗印店，经营得不错。同时，纪尧姆还兼做摄影师，努力多挣一点儿外快。很快，他们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舒适公寓，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皮埃尔。
他们在经济上立足以后，就开始考虑在政治上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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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东德情报总局的上司对纪尧姆并没有寄予多大的指望。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西德站住脚，呆下去，混个衣食无忧。在政治上，加入到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里面。因为东德情报总局在社民党里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内线，他们打算让纪尧姆夫妇能充当这位内线的联络员，给这位高级情报员打打下手，传送传送情报，这样也就达到派遣目的了。
东德情报总局的首脑没有想到，纪尧姆夫妇加入社民党后，居然双双人生开挂，从政之路青云直上。沃尔夫后来由衷感叹：“没想到我们大大低估了他俩的精力和智谋。”
先是克里斯特尔斩露头角。在加入社民党后，她因干练与勤奋得到党内领导人的器重，担任了欧洲议会中社民党团体主席的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她可以接触到北约组织的一些战略文件。她把这些文件带回家，纪尧姆用微型相机拍摄后，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交给到他岳母商店里买东西的东德联络员。
很快，纪尧姆从配角上升为主角。
1959年，西德社民党大会通过修改的党纲，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包含马克思主义。这使得社民党的从政前景大为改善，将来进入政府不再是天方夜谭。
东德情报总局注意到这一重大变化，指示纪尧姆在社会民党内努力求得个人发展。按照总局设定的政治色彩，纪尧姆进入社民党后要保持一个低调的保守派立场。在当时左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法兰克福社民党内，观点保守的纪尧姆很快引起了右翼人士的注意。
当然，仅靠观点是不能得到重用的。纪尧姆还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和不论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他加入社民党后，参加党内活动很积极，表现出了干练的办事能力和出色的组织能力。这一切，为他的上升打下基础。
1964年，纪尧姆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不久，他又当选为法兰克福市议会议员和议会内社民党党团主席。他已然踏入西德主流政治的圈子。
当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大变动。纪尧姆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他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的注意。莱贝尔是社民党领导层的一位重要人物，担任建筑行业工会主席。他当时正在竞选联邦议会议员，他在选区内面临着年轻左派人士福格特的强力挑战，这是社民党在西德最困难的选区之一，竞选将是一场苦战。莱贝尔迫切需要一个干练的党务工作者帮助他组织竞选。
纪尧姆接受任务后，不负莱贝尔的重托，在他的得力组织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而且使社民党在战后首次成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
莱贝尔对纪尧姆赞赏有加，许诺要带纪尧姆跟他一起到波恩去，到首都去，要带他登上全国政治的更大舞台。
进入总理办公室
莱贝尔作为工会领导人，十分希望能在总理府内有一个心腹，帮助推动有关劳工与社会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莱贝尔看中的人选就是纪尧姆。同时，勃兰特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就任总理，本身也十分重视劳工问题和工会的力量，很愿意同工会建立一条可靠的联系渠道，以便借助工会的巨大能量帮助推动政府有关方案的实施。
莱贝尔给勃兰特的办公室主任埃姆克写了一封推荐信，希望安排京特·纪尧姆在新总理的办公室里担任一名低级助手，负责与各工会团体及政治组织的联络。
对于纪尧姆新的发展去向，东德情报总局局长沃尔夫既喜又忧。虽然他对纪尧姆有机会进入西德总理府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他又担心好事变成坏事。因为要进入总理府，纪尧姆必然要面临十分严格的政治安全审查。尤其是纪尧姆是从冷战对手东德过来的移民，对他的审查无疑将会更加严格。
负责政治安全审查的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的反间谍机构。
审查果然十分严格。好在东德情报总局在派遣前已经对纪尧姆的过往经历进行了精心的伪装，譬如纪尧姆于1950年在苏联基辅接受谍报训练的经历，就被彻底删除了。加上纪尧姆也接受过应对审查的训练，并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整个审查过程并没有发现什么要害问题。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与隐瞒。纪尧姆的档案里有一条记载，他曾经在东德大众与世界出版社工作。东德情报总局没有更改这条记录，如果对这种公开信息进行更改，西德警方稍做调查即可发现，反而会弄巧成拙。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出版社不是一般的出版机构，西德警方的情报档案里显示，这是东德国外情报总局下属的出版社。虽然出版社不等情报总局，出版社职员不等于情报总局的特工或间谍。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疑点。
西德宪法保卫局的审查结论是：对录用纪尧姆持保留意见。
总理办公室主任埃姆克左右为难。一方面是社民党领导人莱贝尔的大力推荐，以及总理府对建立工会联络渠道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是反间谍机构在政治安全上对人选的不信任。
埃姆克决定亲自找纪尧姆谈一次话，然后再做决定。这是一次具有审查性质的关键谈话。纪尧姆不愧是一名出色的间谍，具有极为稳定的心理素质。他在谈话中，对埃姆克的各种问题应对得十分坦然，内心的担忧与波澜全部深藏不露。一场谈话下来，纪尧姆不仅没有受到怀疑，反而完全赢得了埃姆克的信任。埃姆克通过谈话完全相信了，纪尧姆只是偶然进了那家出版社，他是个局外人，与东德情报机构没有任何瓜葛。
埃姆克认为那些怀疑者有些神经过敏。当时移居西德的东德人员普遍受到政治上猜忌，各种“狼来了”的警告不绝于耳，结果往往是虚惊一场。另外，西德政府内已经有好几位高级官员都是来自东德的移民，譬如勃兰特政府的内政部长根舍就是其中之一。
埃姆克否定了那些怀疑意见。
纪尧姆于1970年1月进入了西德总理办公室。
显山露水，渐入佳境
勃兰特领衔的新一届政府决心革新政治。埋头苦干、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的人比旧日里论资排辈在官场混的人更受欢迎。这种新风气对纪尧姆这样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官场上又没有靠山的人十分有利。再加上纪尧姆的才干与“忠诚”，以及莱贝尔这样党内大人物的赏识与撑腰，纪尧姆很快受到提拔重用。
纪尧姆进入总理办公室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负责与议会、政府各机构和教会联系的总理首席助理。一年后，又擢升为高级文官，直接归总理办公室主任埃坶克领导。
埃姆克觉得自己选对了人。
1970年5月中旬，社民党要在萨尔布吕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需要在当地设立临时的政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国务。纪尧姆被选中担任了这个办公室的主任。纪尧姆干得游刃有余，对他的干练和过人精力，大家众口一词。
此后，纪尧姆一路开挂，顺风顺水。1972年4月西德要提前举行大选，社民党竞选委员会主任罗伊申巴赫正忙于自己竞选议员，在他的建议下，纪尧姆接替他担任了竞选委员会的主任。
纪尧姆登上了勃兰特的竞选专列，一路伴随总理，不离左右。纪尧姆的车厢与勃兰特的车厢仅一壁之隔，两人朝夕相处。纪尧姆轻而易举地耳闻目睹了以往从来无法得到的更多秘密。这里面，不仅有西德政界的核心机密，而且还包括勃兰特总理的私人隐秘。许多事情就摆在他的眼前：每当勃兰特的妻子鲁特不在专列上的日子里，女记者布伦就会来到勃兰特的身边，两人情深意浓，纪尧姆尽收眼底。
这次大选，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大获全胜，纪尧姆作为竞选委员会主任功不可没。
社民党召开庆祝大会，享受大选的胜利。电视台对大会实况进行实时转播。在东柏林情报总局的局长办公室里，沃尔夫坐在屏幕前，看着纪尧姆与勃兰特班子的成员满面春风地聚在一起，为新总理举杯祝酒。沃尔夫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了。
纪尧姆能走到这一步，能在勃兰特身边成为关系如此亲密的助理，这已经说明，西德官方在当初录用纪尧姆时残存的那些疑虑，已经逐渐冰释了。
不过，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纪尧姆。在社民党内，一些人很讨厌纪尧姆。他们看不惯纪尧姆阿谀奉承的那一套作派。还有，当别人讨论与纪尧姆无关的问题时，他也总喜欢凑在一边旁听。
但是，这些招人讨厌的品质与作派，在沃尔夫的眼里却是十分可贵。沃尔夫欣喜地注视着纪尧姆一步一步地进入西德权力中心的小圈子。
随着勃兰特对纪尧姆信任的与日俱增，后来，每逢社民党领导成员和议会内社民党团领袖召开会议，都会通知纪尧姆参加。除过这些正式会议之外，勃兰特还有个工作习惯，喜欢在小范围内与人讨论问题，他要求纪尧姆每次都要参加这种小范围讨论。每到这种场合，纪尧姆就安静地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沉默不语，用心倾听，把一切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1973年夏天，勃兰特到挪威的哈马尔度假，纪尧姆夫妇随行。那时北约内部正在就美国推出的《大西洋宣言》进行紧张讨论。按照勃兰特的要求，纪尧姆负责跟踪各国首脑的往来电报。有个电视台的摄影小组来到度假胜地，给勃兰特拍摄专题纪录片。在摄影镜头里，纪尧姆站在加密传真机旁，专心阅读刚刚收到的一份传真。所有的往来电文都要经过纪尧姆，他将选择的重要电文都拍摄了下来，其中包括尼克松写给勃兰特的亲笔信。
这是纪尧姆情报生涯的高光时刻。西方大国首脑间就重大国际问题的内部讨论意见，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但是，纪尧姆没有意识到，沃尔夫也没有意识到，就在这高光时刻到来的时候，危机也随之到来了。
危险的苗头
最早的苗头，是纪尧姆的妻子克里斯特尔感觉到的。
那是纪尧姆夫妇随勃兰特在挪威度假结束返回西德后，克里斯特尔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波恩一家带有后花园的餐馆，与联络员安尼塔接头，将纪尧姆在挪威度假期间拍摄的微型胶卷交给她。
她和安尼塔接头的前半段很顺利，她将胶卷交给联络员，安尼塔迅速将胶卷放入手提包里，两人打算轻松地交谈几句后，就结束这次接头。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子走进餐馆的后花园，坐在与她们邻近一张桌旁，其中一个男子打开公文箱，克里斯特尔敏感地瞟了一眼，不由得暗暗一惊，公文箱里有一个照相机镜头正对准着她们。
她向安尼塔示意后，两人继续沉着地喝完饮料，然后道别分手。安尼塔提着手提包走到外面的大街上，确认刚才餐馆里一个男子跟在了她的身后。她乘慢车到了科隆，又换了几次有轨电车，并且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但是，盯梢者始终没有甩掉。她走到莱茵河边时，急走了几步，趁跟踪者一时没有跟上的间隙，迅速将胶卷扔进了莱茵河里。
东德情报总局接到纪尧姆夫妇的险情报告，他们对这个情况的性质有些吃不大准。
一来，他们觉得克里斯特尔描述的对方监视手法过于粗糙，不大像专业的反间谍机构所为。
二来，克里斯特尔当时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晋升机会。莱贝尔刚刚就任国防部长，他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去担任助手。这个岗位需要对就职者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或许，克里斯特尔所受到监视，不过是当局对她的安全审查罢了。
于是，东德总部没有采取果断的撤离措施，只是要求纪尧姆夫妇停止一切活动，观察一段时间，提高警惕，随机应变。同时，总部把是否撤离的决定权交给了纪尧姆夫妇。如果他们认为处境危险，可以随时撤回东德。不过，纪尧姆夫妇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沃尔夫后来承认，当时确实疏忽大意了。
其实，作为一名打入对方内部的卧底间谍，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安全的危机。
那是皮埃尔还小的时候，纪尧姆有次秘密返回东德汇报工作，带上了年幼的儿子。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情报总局安排了一名军官带着皮埃尔去动物园游玩。这位军官的家乡在东德的萨克森州，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皮埃尔头一回听到这种说话的语调，感觉十分新奇。在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尔模仿着只有东德才有的这种口音，好奇地问父亲，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纪尧姆顿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秘密返回东柏林向总部当面汇报工作了。
一份电报与一次午餐
克里斯特尔察觉的危险苗头，起源于一次寻常的午餐。
1972年秋，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逮捕了一个名叫格罗诺的东德间谍，他当时担任西德工会联合会东德局局长，被捕时他正与东德情报局派来的联络员接头。
西德警方在对联络员的搜查中，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单词，其中一个单词是一个人的名字：纪尧姆。
纪尧姆作为总理办公室负责与工会联系的政治助理，他平时在工作上与格罗诺有官方的正常来往。不过，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在东德情报总局的情报布局中，他们分属互不交叉的两条情报线。东德情报总局对于两名都身处关键位置上的重要间谍，严禁他们发生横向的联系。
格罗诺作为间谍十分敬业，他在与纪尧姆的官方交往中，觉得这位总理办公室的要员很有价值，特地向东德情报总局正式建议，对纪尧姆这样一条大鱼，可以考虑把他争取过来。
格罗诺的建议，让东德情报总局感到一阵紧张。既不能向格罗诺挑明纪尧姆的身份，又担心两人长期接触万一出了什么岔子。于是，他们决定让联络员带话给格罗诺，尽量避免与纪尧姆来往。
联络员很负责任，担心忘记了这件重要事项，担心记错了人名，结果违反了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起码纪律，把应该记在脑子里而绝不能留下文字证据的机密信息，写在了纸条上。
好在格罗诺与联络员都不知道纪尧姆的秘密身份，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西德反间谍人员只是按图索骥找到纪尧姆，询问他与格罗诺的交往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可疑之处。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格罗诺的被捕，给东德情报总局敲响了警钟，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纪尧姆的安全保护措施。将与他的联系减少到最少程度，在他过生日等重要的个人或家庭纪念日子里，不再例行公事地向他发电表示祝贺。
但是，以前发出的电报，已经无法收回了。他们可能也猜到了，有许多秘密电报会被西德反间谍机构截获，有一些电报可能会被对方破译。
事实确实如此。早在50年代，西德反间谍机构就已经开始大量截获东德情报部门的秘密电报，并且逐渐能够破译其中的一部分电报内容。
1957年，西德反间谍机构截获了东德情报总局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报。有一份是祝贺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还有一份电报，电文是：“祝贺第二个男人。”电报破译部门对后面这份电报的内容疑惑不解。从这些电报内容看，G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仅凭这些内容，很难找到这个代号G的间谍到底是谁。
但是，负责破译电报的这位官员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
时间过去了16年，到了197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大楼的内部餐厅里，那位破译电报的官员与一位同事偶然坐在了一起。两人一边午餐，一边闲聊。
这次寻常的午餐，揭开了纪尧姆厄运的序幕。
他们闲聊的话题落到了手头的工作上。
那位同事说，自己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去年调查工会领导人格罗诺间谍案时，在一张纸条上发现了一个名字：纪尧姆（Guillaume）。此人是总理府的一位要员，也是社民党的高层人士。当时例行公事地调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嫌疑，这事就过去了。有意思的是，最近逮捕了一名充当记者的东德间谍，在这个人的记事本里，又发现了纪尧姆的名字。
负责电报破译的那位官员一听到G打头的纪尧姆（Guillaume）这个名字，一听到社会民主党人，猛然想起了16年前的那几份电报，想起了有个代号G的间谍一直没有发现。从那些电报看，这个G从50年代就开始活动，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他能在生日收到东德情报总局首脑的祝贺电报，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晃动了。
破译电报的官员回去后立即翻出电报的历史档案。另一位同事则查阅了格罗诺案件卷宗中涉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纪尧姆的档案。
代号G的间谍与纪尧姆的许多情况高度吻合。但是，初步分析下来，他们还是否定了G就是纪尧姆的结论。
理由就是那份“祝贺第二个男人”的电报，他们认为这是祝贺G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但是档案显示，纪尧姆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皮埃尔。
不过，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对纪尧姆的怀疑。因为那份电报的时间与皮埃尔的出生时间十分靠近。
直到一天，他们猛地恍然大悟。一个家庭里，第一个男人是父亲，第二个男人就是长子。
困扰西德反间谍机构16年的神秘间谍G，终于找到了可以对号入座的嫌疑人。
因为纪尧姆身份特殊，加上对纪尧姆可能受过专业训练、警觉性较高的判断，西德警方为了避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决定先开始对克里斯特尔进行监视。他们推断，纪尧姆与东德的情报传递，大概率是通过他的妻子进行的。
于是，出现了克里斯特尔在餐馆里发现两个男人对她偷偷拍照的场面。
在初步掌握了克里斯特尔嫌疑证据的基础上，监视的目标对准了纪尧姆。
西德的反常操作与东德的麻痹
1974年4月，纪尧姆到法国南部度假，西德警方担心他借路潜逃，于是请求法国反间谍机构提供帮助，一同对纪尧姆进行严密的监视。纪尧姆察觉到了有人在跟踪他。但是，当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德国时，又发现跟踪的车子都没了踪影。这次出行，已经是纪尧姆潜逃返回东德的最后机会了，但是，纪尧姆没有抓住。
东德情报总局也没有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西德反间谍机构对纪尧姆夫妇的监视调查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纪尧姆夫妇也经常将发现的可疑情况报回总部。但是，总部却一直没有发出坚决撤离的命令，没有痛下最后的决心。
东德情报总局事后的一个解释是，如果西德反间谍机构高度怀疑纪尧姆，那么，对这样身处要害岗位的重大间谍嫌疑人员，就应该编个借口立即将他从勃兰特身边调离，让他远离总理办公室这个西德国家政治的核心部位，以免嫌疑人在调查期间继续从事情报活动，造成新的损失。这是各国反间谍机构在调查要害岗位间谍案件时的常规做法与基本常识。
但是，他们发现纪尧姆一直在总理办公室里安然无恙，这就极大地麻痹了他们。
西德反间谍机构这次确实没有按照常理出牌。
勃兰特在纪尧姆案发后，对西德警方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在回忆录里抱怨西德反间谍机构没有将纪尧姆及时调离，他写道：“联邦总理不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成了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诱饵。”
但是，其他当事人对联邦总理被狠狠坑了一下这件事，则是百般辩解，互相推卸责任。
在西德议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西德宪法保卫局局长诺劳与内政部长根舍各执一词。
诺劳作证说，他在1973年5月29日向根舍详细汇报了纪尧姆案件，就此事发出了严重警告。
根舍坚持说，诺劳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纪尧姆有些可疑，也没有解释详细的证据。于是，根舍向勃兰特汇报时，转达了诺劳的建议，暂时不要惊动纪尧姆，只是进行严密监视。这个汇报没有引起勃兰特的重视。
如果如诺劳所说，他当时发出了严重警告，那么，为什么不建议立即调离纪尧姆呢？这个矛盾无法解释。最后，诺劳还是因纪尧姆案件引咎辞职了。
不论官方的内幕如何，从纪尧姆的角度看，在将近一年时间里，针对他们夫妇的监视跟踪愈来愈明显，东德情报总局也多次提醒要做最坏的打算。所以，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态，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
而且离开东德之前，纪尧姆还接受过如何应对被捕审讯的专门训练。本来，干了间谍这一行，对于被捕这一天的到来，永远都会有警醒之念。再加上事先得到的警告，纪尧姆对西德警察闯入家门的场景应该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致于惊慌失措，应答失当。但是，在1974年4月的那个清晨，纪尧姆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沃尔夫深感意外，大惑不解。
父与子
纪尧姆对闯入家门的西德警察慷慨宣称自己是“东德公民和军官”。对他这句话感到吃惊的，不仅有远在东柏林的沃尔夫，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人，更是惊讶得如坠梦中。这就是纪尧姆的儿子，年方17岁的西德青年皮埃尔。
那天凌晨，皮埃尔在凌晨被惊醒后，目睹了似乎在剧院里才会看到的戏剧场景。
他出生以来的这17年，正是纪尧姆在西德社民党内发展腾达的17年。在他的眼里，父亲是就是一个思想保守右倾的反动政客，而年轻的皮埃尔，却是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思想十分左倾激进。他一直把父亲视为政治上的对立面。他始终不能理解的是，父亲当年为什么要从东德跑到西德，背叛社会主义，甘心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一名右翼政客。在他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叛徒。
但是，眼前的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皮埃尔犹在梦中。自己的父亲，西德社民党的右翼高官，怎么突然变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官？
皮埃尔蒙了。
研究这个案件的西德人士对纪尧姆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两面性表示惊讶。一个人居然可以同时为政治上尖锐对立的两个主人服务，而且两个方面又都做得那么不同凡响。
站在纪尧姆的立场上，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两面派人物。
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使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他国的关注，是间谍情报活动的出发点。由于特殊的国家关系，东德对西德必然有着更为特殊的深层关切。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推行了一套东方政策，主张与包括东德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解。但是，东德对他的真实意图很不放心。他当年任柏林市长时，是一个有名的反共大将。东德迫切需要确认，勃兰特是不是真正发生了变化，是否正在变成一个可能合作的伙伴。
当纪尧姆成为勃兰特的政治助理后，他就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使命，要对勃兰特东方政策的真实意义做出清晰的判断。
纪尧姆认为，自己为东德所做的事情，同时也会对西德总理勃兰特产生正面的政治收益。因为东德掌握了决策的真相，就会减少对勃兰特的疑虑，这将有利于他的东方政策的实施。
纪尧姆和他的指挥者不打算在政治上伤害勃兰特，因为这不符合东德的国家利益。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在西方民主政治游戏的氛围中，在各种复杂政治因素混合发酵的情况下，勃兰特辞去了总理职务。沃尔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自己的感触：“我们在勃兰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将足球踢进了自己的大门。”
纪尧姆既是勃兰特身边的潜伏间谍，又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个角色，奇异地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纪尧姆对勃兰特真心敬佩，尊重勃兰特的人格、才干和成就，他真诚愿意为勃兰特服务，确实干得也很出色。外人看来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职责，他都不乏真诚地履行着。他不是苦巴巴地用虚伪的表演来骗取信任，也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整天费尽心机偷窃情报的间谍机器。他以通达的心智调适心理的冲突，不仅理解了两件事情的共通之处，还找到了意义与乐趣。他把两个对立面自如地融合为一体，成就了间谍史上一个杰出人物。
在纪尧姆的内心里，自己既是西德联邦总理的忠实助理，同时也是东德情报总局的一名忠诚战士与军官。
但是，他的幽微内心与真实面目，儿子却全然无从窥视。
事业成功的纪尧姆，在家里十分失意，儿子对他完全不屑一顾。一个逃离社会主义东德的难民，一个右翼政客，这种人物，在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怎么能得到尊敬呢？纪尧姆在家里很没有尊严。面对儿子，他想讨好，想表白，他想告诉儿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但是，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却根本不允许他这样开口。
他只能长期隐瞒着自己真正的政治信念，隐瞒自己真正从事的工作，只能把冲动与愁绪压在心里，长期忍受痛苦的折磨。
于是，在1974年4月的那个凌晨，在儿子惊诧的目光下，也许还有凌晨睡眼惺忪中的意志松懈，纪尧姆长期以来压抑的隐情难以抑制地爆发出来。他那句大义凛然的陈言，其实并不是说给西德警察听的，他说这句话时，心里的听众，只有自己的儿子，17岁的皮埃尔。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杰出间谍，这番表白是那么的幼稚，那么的不可理解；但是，身为一个长期深受误解的父亲，他说这番话时，占据心头的，不再是自己的安危，也不是职责使命，只有身边的儿子，对父亲鄙夷不屑的儿子。
对于纪尧姆难言的苦衷，对于纪尧姆在被捕时一时冲动的原因，沃尔夫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有机会一探究竟。那是到了1981年，经过东德情报总局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纪尧姆被关押7年后，通过交换间谍，使西德方面同意提前8年释放了纪尧姆。
纪尧姆回到东柏林后，开始撰写回忆录。在回忆录里，他写到了自己与儿子之间的关系。至此，沃尔夫才恍然大悟，解开了藏在心头长达7年的谜底，不禁感慨万分。
虽然皮埃尔知道了父亲的真实身份，知道了父亲往日的面目只是假象，但是，长期的情绪对立，已经造成了感情上的巨大隔阂。
纪尧姆夫妇被捕入狱后，东德情报总局将皮埃尔接到东柏林，给他精心挑选了学校，安排了许多青年人与他交朋友，安排了一些良好家庭为他提供生活照顾。纪尧姆来信表示，希望组织上将皮埃尔教育成为无愧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
但是，皮埃尔在西德养成的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习惯已经很难改变。他在理论概念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东德的社会主义现实有很大的差距，皮埃尔无法适应在东德的生活。他根本不去上课，偶尔去趟学校也是捣乱生事。他去西德监狱探望过几次父亲，虽然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长期隔阂形成的情感裂痕却很难完全弥合。
皮埃尔不愿意在东德继续呆下去了，他要求移民西德。东德方面苦苦挽留，未能奏效，只得为他办好了各种手续。狱中的纪尧姆知道这个消息后，极其失望，却无可奈何。
父子情感的裂痕更加扩大了。纪尧姆提前出狱回到东德后，父子俩一东一西，长期分离，沟通交流的机会更加缺乏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纪尧姆离世都没有改变。
1995年夏，68岁的纪尧姆在久病不愈后去世，原东德情报总局的朋友们在柏林的马察恩公墓为他举办了葬礼。葬礼上，皮埃尔没有露面。东德方面通知了他，但是，他拒绝出席父亲的葬礼。
当纪尧姆的棺木徐徐下落时，他一生牵挂的儿子没有在场。他以前的上级沃尔夫站在旁边，将一枝红玫瑰投入墓穴，看它悄无声息地落到了纪尧姆的棺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