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江湖侠客的最爱,刀和剑在古代历史上,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
图中人手持利剑,长衣飘飘,极具侠士风范,在中国文化中,剑不仅是实战兵器,而且是侠义精神的代表,琴心剑胆、文武双全成为许多人士追求的目标。
《史记》曰: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率领军队攻入殷商的都城——朝歌,绝望的商纣王自焚与鹿台。武王用代表正义的剑刺纣王的尸身,用象征权力的“黄钺”斩下纣王的头颅,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自青铜文明到火器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剑都是伴随着勇士英雄的形象出现。剑,短兵也。简单来说,这是一种用于刺杀的直身、双刃、尖锋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短兵之祖等美誉,不过这集众誉于一身的兵器,却来源成 迷、身世不明。中国境内出土过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戈、石斧等各类石兵,却迟迟不见石剑的踪影。究其原因,或许是石质相对脆弱,不够坚硬,故难以铸成细长、锋利而坚固的剑。直到青铜时代,剑才作为一种兵器登上历史舞台。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青铜剑,是西周时期的。但这些西周初期的出土青铜剑,形如柳叶,短小锋利,类似匕首,与后来的青铜剑明显不同。关于它们的来源也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巴蜀,证据是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一件商代时期的柳叶形玉剑;也有学者指出,中亚、西亚等地的类似短剑年代更早,因此西周的这些短剑很可能具有异域血统……无论短剑的甚是是“土”是“洋”,从剑的造型来看,他大概是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然后逐渐发展为剑的。
不过这种尚在襁褓中的短剑,真的能在战场中披荆斩棘吗?
花纹宝剑,这是长沙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战国铜剑,剑身上菱形暗纹十分精美。这种精湛的表面处理技术,是青铜器的绝技之一,但其铸造工艺至今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这类黑色几何花纹是锡、铜及铁的合金,采用复合金属工艺铸成;也有学者认为,剑身花纹是进过硫化处理的。
三金合冶成宝锷
西周时期,人们使用铜、锡等冶炼青铜合金、铸造利剑时,还无法准确掌握原料的配比,若是向铜里加入太多的锡,剑硬易断;若是锡加少了,剑有太软,比例很难掌握,故难以制造出锋利坚韧的长剑。此时生产的短剑,甚至连结构都不完善——中间无脊,缺少剑格和剑首,后来逐渐改进,剑身中央才出现脊,剑茎加长为柄,增加了剑格和剑首,构造基本定型。不过春秋早期的脊柱剑依旧很短,大约长度在28-40厘米之间。
短剑的“先天不足”,自然会影响到它的杀伤力,不过真正决定它在战场上命运的,是当时战争的形态——周代宗法礼制森严,就连打仗,诸侯们也要遵守繁缛的礼仪。两军对阵,多为车战,远射的弓矢以及戈、矛、戟等长兵,才是战场决胜者,于是西周乃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战场上,剑这样的短兵,很难看到。
与依靠战车纵横疆场的中原不同,南方的“蛮夷”倒是走出了有地方特色的武器发展之路,在中原战场无用武之地的剑,在这里幸运的找到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剑源于匕,剑来源与匕首,只是匕首更加短小,所以携带十分方便。在剑出现之后,匕首也没有退出战争的舞台,多用于近身格斗、贴身防卫或暗杀。图中所绘即携带双匕的唐军形象,他的腰间插着一把匕首,筒靴还藏着一把匕首。如此一来,在被对方擒抱或被压倒时,可以很方便地拔出匕首来反击。出自指文图书《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
先秦时,密布的丛林、纵横的水网,让战车毫无用武之地,反倒是行动灵活的步卒、轻便快捷的舟楫,主宰着战场。为了打造一支精兵劲旅来争霸天下,吴、越等南方诸侯绞尽脑汁。他们在选择兵器时,放弃了长兵,相比与笨拙的长柄戈矛,锋利轻便的短兵,比如——剑,更适合步卒。
剑在吴越战场上的广泛使用,自然对其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吴越一代本来就多铜矿,铜、锡品质出众,再加上成熟先进的中原青铜冶炼技术的传入,这里铸造出了无数远超中原诸国的青铜剑,到了春秋中期,铸剑大师更是群星辈出,一批名剑震动天下。如越国人欧冶子,他一生铸就了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泰阿、公布等诸多名剑。
公元前515年,吴国的公子光遣人刺杀吴王僚。刺客名叫专诸,他带着越人欧冶子冶铸的“鱼肠”剑,冒充厨师,在宴会上给吴王僚献菜,使用藏于鱼腹中“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杀。吴王僚被杀之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吾王阖闾。
不过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认为,专诸所用的鱼肠剑并不是因藏于鱼腹而得名,而是剑上纹路蟠曲如同鱼肠。这是古人以质地坚硬、容易脆断的高碳钢为刃,质地坚韧的低碳钢为茎干,锻造一起时,所形成的的纹路,与宋代的蟠钢剑如出一辙。
当然,这种说法仅是一家之言,无法验证。毕竟这些传说中的宝剑,后人无缘得见。不过1965年,湖北望山楚国大墓出土的一柄青铜剑,却让人们得以一睹曾冠绝天下的吴越青铜剑的真实样式。
这柄青铜剑铸造精工、花纹优雅,虽深埋地下2400多年,仍光泽耀目、锋利无比。从形制来看,它的剑刃并非平直,而是呈两度弧曲。而从后来陆续出土的吴越青铜剑也能够看出,通过战争实践,吴越的剑一直在不断改进,至春秋后期,已经形成这样的统一形制——剑脊起棱,前锋刃凹弧,极大增强了剑身的穿刺能力。
不过这一外形也显示,春秋时的青铜剑因质地限制,难以发挥斫砍的功能,只能通过直刺杀伤缺乏盔甲保护的敌人。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用剑法偏重于“刺”、“击”相吻合。通过剑身的错金鸟篆体铭文,人们发现此剑曾为越王勾践所有。
除了形制的变化外,春秋中后期的吴越青铜剑,剑体也明显增宽加长,一般可达50-55厘米左右。而当剑体边长后,为了增强剑身中脊的抗震能力,使剑不易折断,吴越青铜匠师们更是绞尽脑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剑铸造技术——这种技术使用不同成分的青铜合金进行嵌铸,剑脊含锡量较低,从而降低剑身硬度,提高韧性,使得剑身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和延伸性,不易折断;而两边含锡量较高,则是为了增强剑体硬度,使得实战时的杀伤力大大增强。现留世的吴王诸樊剑、吴王夫差剑、越王者旨於睗 [shì] 剑等等,无不锋锷犀利,千年不朽。有学者甚至认为,吴、越剑刃口磨砺精细,堪比现代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
战国初期,车战逐步衰落,战争规模也逐步扩大,仅靠贵族和住在城邑的国人远远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军制改革势在必行。魏国走在了最前面。它最先通过招募庶民,进行选拔训练,培养出职业军人——“魏武卒”。这些步兵勇士体能出众,身穿甲胃,配备强弓劲弩,携带戈矛,而且,腰间还配有铜剑——他们的形象在河南汲县战国墓地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有着生动体现。
可以说,魏武卒的崛起,是步兵普遍兴起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步兵的兴起,用于近身搏斗的剑才有了更广阔的施展舞台。据《荀子·议兵篇》记载,魏武卒的标准装备中,剑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剑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战场时,诸侯们开始思考如何将之改进,加强杀伤力。铁剑由此登上战争的舞台。
其实早在西周晚期,铁剑便已出现。但直到春秋时代,为数不多的出土铁剑,大多以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的块炼铁铸造,远远比不上同期的青铜剑。这种情况,在春秋晚期逐步得到改善。
1976年,湖南长沙杨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一把钢质短剑重见天日。从剑中部的断面可看出,它经由七到九层铁叠打而成,经取样化验,为含碳量0.5%的中碳钢。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兵器。由于碳的渗入,剑身也变得相对坚硬。
中山靖王的金片花纹钢剑
这把精美的钢剑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它以块炼铁为原料,经反复锻打而成。它的刃部经过淬火,坚硬而锋利,而没有淬火的剑脊又保持着良好的韧性。除了较为成熟的钢剑制作技术外,此剑的剑身还嵌着金片花纹,剑格饰兽面纹,堪称精致华丽。
汉朝初建,匈奴频袭。武帝年间,战事更是接连爆发,骑兵取代步卒、战车,成为战场的主角。汉家骑士纵横驰骋于草原大漠上,克龙城、拔祁连,封狼居胥,为帝国建下赫赫武功。他们手中的兵器也在一场场战事间悄然改变:刀,这种挥砍兵器取代长剑,成为汉军兵卒手中的短兵。
辉煌了春秋战国乱世的剑,为何此时在战场上被刀取代?这与作战兵种的改变息息相关——剑在战场上的辉煌,得益于步兵的兴起;同理,刀取代剑,则与骑兵的作战方式相关。骑兵在快速冲击中,需要的根本不是直刺,而是挥砍。而在挥砍功能上,刀却远远强于剑,这与其本身的形制有关。
汉刀为铁质,直脊直刃造型。刀柄首端通常会制成扁圆的环状,所以也被称为"环首刀。这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刀不太一样,看起来反倒与剑颇为相似。不过环首刀仍与剑有着显著区别,比如开刀的方式不一样,这个细节至关重要——双面开刃的长剑不利于劈砍、易折断;刀只有一侧有力、另一侧做成厚实的刀脊,这样在劈砍起来时不易折断,更适合于骑兵用来对敌实施砍杀。故而,在那尚未出现马镫的时代,腰佩环首刀、配以强弩铁戟的汉家骑兵,在面对匈奴人时,占尽优势。
由于刀在战场上的优势,在西汉中期,将领、官员便纷纷改佩剑为佩刀了。有时候,这种随身佩戴的佩刀,不仅能用来杀敌。
东汉时期刀技艺的一大突破,就是发展出"百炼钢"技术,即将钢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重复很多次,至上百次。在不厌其烦的重复锻打中,杂质尽出,提炼出最精纯的钢。1964年,日本的大和烁本东大寺古墓中,就发现了一把东汉灵帝时期的铁刀,铭文上明确写着"百炼清刚(钢)"的字样。
淬火技术也在突飞猛进,人们逐渐发现淬冷剂对淬火质量的影响。蒲元能造好刀的诀窍就在于,他掌握了精湛的钢刀淬火技术,能够辨别不同水质对淬火质量的影响,警如,他认为蜀江爽烈,最适合为刀刃淬火。
铸造技艺蒸蒸日上,让刀愈发受到欢迎。就连在铸剑之乡吴越,造刀也取代了铸剑,成为主流。南朝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称: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年)下令采武昌山铜铁制成一万口刀,而剑仅有十口。这些为兵卒使用的刀,沿袭着汉刀的形制,环首、单面开刃、厚脊,重心靠前,在战场上厮杀时,挥刀劈砍下去,轻易就能够将敌人斩杀,即便对方身穿甲胄,无法砍透,刀头带来的沉重钝击,也能够使之受到伤害。
要是遇上使刀好手,环首刀的劈砍威力更能被放大。东吴将军董元成,年少勇敢,征讨黄祖时,他拔刀劈砍敌方的"蒙冲斗舰。,竟将船头砍成两截,分流而去。自古宝刀配英雄,董元成的佩刀按照《刀剑录》的记载,是他自己打造的,而同样是吴将的甘宁,却不需亲力亲为而坐享宝刀。濡须口大战、甘宁百骑劫魏营孙权很高兴,下令赏赐他"绢千匹、刀百口”。由此可见,刀不仅为主要作战短兵,还是很重要的赏赐。
五胡乱华时,追求挥砍能力的内亚刀兵大量传入,外来技术的融合,使得刀的发展进一步得到提升。有的刀身变短,刀柄铸成可以装柄的銎状,从而可以装上长柄,这种改进后的铁刀,在江苏镇江桃花坞的东晋墓中曾有出土。此类刀型也成为长柄大刀的源头。
长柄刀的柄加长,有如枪矛的握把,其重心靠前,劈砍力大,而且看起来威风凛凛,有如神兵,以至于到了后来,小说里的猛将都爱使用这种长柄大刀,比如青龙偃月刀与关羽。然而也正是因为重心靠前,虽然劈砍力大,但也牺牲了一定的灵活度,故而很长时间内,长柄大刀并没有成为武备主流,将卒们依然是以槊、矛作为长柄,而以短刀作为卫身格斗之用的短兵。
而从东汉起,剑就失去了昔日的荣耀,被刀取而代之,在战场上被日益边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被目遗忘。相反,剑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从未褪色,至更加重要,它成为泱泱华夏舆服制度中的重要佩饰,并深深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为侠义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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