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漂流 | 第十章：黑夜之城
年底寒潮，冷风像是要把人的骨肉刺穿。寒气扑棱棱一地，大地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霜降以后，流浪猫消失不见。破碎的蝴蝶翅膀，在湿滑的大地上裂成几块。
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平日再高傲的人，这时也低下头来，通红的手插进口袋。大片大片的人，大口大口的风，交警在冬夜下执法，插着兔耳朵的外卖员气喘吁吁进楼，掸了掸身上的银霜，又像个跑步冠军一样疾走隐去。全北京的王公贵族、升斗小民，甭管是大院子弟还是打工人，夜晚都屈服在寒冬的威严下，只是有的人围炉夜话，说一说雪夜的美好，有的人夜色中跑腿，下班后缩进冰凉的隔断间。
我随同室友下馆子，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席间的和气。那人圆脸怒目，挑着眉毛，像是要寻仇家，他啪的一下放手机，外套还未脱，面颊红得像烧铁。陶然见到他，笑容收紧，一只手悬在空中，又兀自收回。他拽了拽那人的袖子，脸上露出难色。我不知那人真名，陶然称呼他小亮，是性别议题的关注者。盖茨比书店有一个性别小组，正在起草预防和惩治性骚扰行为的文件，小亮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听陶然说，起草的背景，是一位前住客涉嫌性侵，在社群里引发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盖茨比书店就前住客性侵一事发布声明，配合受害人工作。成立反性骚扰机制。
小亮把酒一饮而尽，我们看着他，知道一场好戏不可避免，四五个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动筷，大伙东看西看，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等到小亮落座，彼此像是吃瓜群众，侧耳倾听，啪的一下，小亮的拳头重重拍打桌面，惊得隔壁桌回头，陶然劝他：“你先别急，把气理顺了。”小亮大口大口喝酒，喝了两口，如鲠在喉:“我就是气不过，他连个道歉都不敢！”杜若看热闹不嫌事大:“他是谁？”陶然使了个眼色，小亮没看到，自顾自说：“刘北山。”陶然一脸黑线，把站起来的小亮又压下来。
杜若追问：“究竟是什么事？”
一旁的周胖说：“你就让他说下去吧。”
小亮把事情复述了一遍：原来，那刘北山卷入了一场性骚扰风波，事情暂时只有几个人知情。发声者是小亮的朋友，也曾经是刘北山的乐迷，一年前，她在一次聚会后饮酒，被刘北山接送回家，搭车期间，刘北山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并试图亲吻，遭到拒绝。他仗着醉意，强吻女生，事后恳请女方保密，因为女友是他们共同的好友。
那之后，刘北山继续在网络上呼吁性别平权，而那个名叫梦雨的女生，一度因躁郁症休学。她避免跟刘北山见面，为此疏远音乐好友。直到小亮提倡反性骚扰机制，梦雨才把这件旧事告诉他。小亮鼓励她公开，她不忍。
小亮斩钉截铁地说:“梦雨在这件事上不会说谎。”
陶然顾虑道:“可是，你要我们怎么办呢？发大字报？让梦雨和朋友难堪？”
小亮被“难堪”一词激怒:“在你看来，受害者发声是一件难堪的事？”
陶然急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即便我们要帮助梦雨，也要想一个妥当的方式。”小亮摆摆手：“你说的妥当，无非是私下和解，要是有用，梦雨就不会被这件事困扰到现在。”陶然为难地说：“那些网络噪音只会让梦雨更加窒息。”
杜若打断道：“为什么你们不听听梦雨怎么想？”
周胖问：“你们有证据吗？没有证据，说了也会不了了之。”
“性骚扰案很难取证。”小亮解释道，“当时除了司机只有他们两个人，梦雨自己也预想不到，她信任刘北山，所以没有防备。”
周胖提醒他：“梦雨一年前已经选择和解了，她现在也不想公开，我们又何必打扰别人的生活？刘北山有错，可以让他私下跟梦雨道歉，我想他也不会愿意事情闹大，可是你如果公开，很多事就无法控制了。”
“这还不是息事宁人的一套？”小亮质问，“为什么陌生人出事，我们就鼓励受害者发声，现在轮到了朋友，大家就一个个装作鸵鸟？”
周胖抛下一句气话：“别以为就你勇敢，你要逞英雄也不该是现在。”
二人互相说了几句气话，陶然见场面尴尬，调解道：“你们都先别急，既然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在场，不妨问问他们的意见。”
杜若不耐烦地说：“多大点事，去问梦雨不就得了，她要公开那就公开。”
但周胖顾虑道：“我们前脚请人做嘉宾，后脚举报，这样太不地道了。再说，现在盖茨比书店因为性骚扰的事人心惶惶，已经有好几个前住客或者男性友人被举报，但都缺乏证据，我担心这样扩大化，对书店影响不好。”
杜若对此有不同意见：“这种事，你藏不住，你越捂着，事情闹得越大，咱们本来就倡导平权，现在轮到咱们，就得做个表率，否则你叫别人怎么看咱们？说盖茨比书店住着一群道貌岸然的虚伪之徒？再说，你只看到被举报的是朋友，怎么没看到那些受害者，她们也曾经帮过书店？这种事，我们就得拿出个支持的态度。”
杜若说完后，在场多数人持保留意见，周胖操持着一派从长计议的腔调，陶然也怕事情扩大，小亮终于听得忍无可忍：“说白了，你们还不是双重标准！”
“你不想做坏人，我做，我和梦雨发公开信，就不关盖茨比书店的事！”
“那你发了之后呢？”周胖质问他。
“呼吁更多人关注此事，包括潜在被骚扰的人。”
“所以，你们是想要做道德警察，随意毁掉一个人？”
“谁在毁掉谁？你搞清楚再说话！”
“朋友受伤不是你随意审判一个人的理由！”
周胖忍不住把话说下去：“你听了梦雨的一面之词，你怎么就不听刘北山的，你觉得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但什么是正义，你真的搞懂了吗？道听途说就是正义？道德审判就是正义？现在不是红卫兵，不是在搞文革，你要给一个人定罪，那好，请拿出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要充判官，你现在公开，得罪的不只是刘北山，还有指望刘北山挣钱的出版社和媒体，你以为自己在帮梦雨，到时候一旦有反转，梦雨遭遇网络暴力，你确定她会比现在更好，而不是陷入到更坏的情况？”
那次闲谈不欢而散。我要到小亮的联系方式，约他有空一叙。再见面是在不久后的下雪天，灯火阑珊的大街上，小亮把啤酒罐往墙壁踢，他连踢了几脚，低头把罐子捡起，丢进垃圾桶。我问他：“你朋友的事情，可以让她跟我说说吗？”
“我很想帮她，但这件事情，必须建立在符合新闻伦理的前提下操作，单凭你一个人，是无法成为一篇报道的，我需要采访到你朋友，跟她当面聊，这样写出来的报道才能被公众取信。”
我们拉了一个三人群。梦雨最大的顾虑不是事情公开，而是可能引起的猜忌、侮辱和决裂。我询问她当天的经过，那是一个短促的过程，在一次乐队小型演唱会后，她正好去捧场，散场后和刘北山去了一家附近的酒吧，在酒吧里，刘北山和她谈论音乐，有时，也故作脆弱地袒露自我遇到的困境。她把对方当做才华横溢的同辈，庆幸听到真诚的坦白，以至于即便牵手，她虽感意外，也没有拒绝，未曾想到后续的事。
“我很愿意帮你，不过我希望你想清楚，公开后可能付出的代价。”
梦雨低着头，在座椅上反复摸自己的手指。
我决定为梦雨写一篇报道，争取发出。那时候，我在写作时心存侥幸。按一般媒体的尺度，这篇报道连选题都过不了，它们犯不着为了一个素人，得罪一个同温层里的宠儿，但那时，《新快报》是出了名的尺度大，别家不敢报的，我们报，别家不敢得罪，我们得罪。局外人困惑，以为我们背后有高人站台，主编说，这得益于领导对资本和权力的合理利用。这家媒体由民营企业出资，却挂靠一家有政府背景、具备新闻采编权的媒体下，它的高层，不少都是党内媒体、出版社的人，中年后离职创业，多少积累了一些人脉。在中国，里面没人，很多事办不办，里面有人，又有资本撑腰，很多事也就成了。据说有一回报道，涉及一位影视巨头的高层，主编掂量着能不能做，请示领导，领导一通电话，也不知打给谁，这事就敢发出来了。于是，我们这群经常批评资本和权力的媒体人，倒是在两者的庇护下，做出别人没法做的报道。权力是春药，但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如果事情闹大了，我们也会被删帖，领导不可避免要写检查。这家媒体的高层，有一位资本家、一位党内开明派人士、一位民盟成员、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办过媒体待过民营出版社的，还有一位常跟审查官打交道，没少喝茶。请领导喝茶的人，也摸不准，不晓得一些报道，究竟是我们自作主张，还是上面的主意，于是，我们这家看似民营的机构，就这样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摸着石头过河。
几天后，我把报道初稿写出来，交给主编马老师定夺。我没有发在群组，而是私发给他，问他意见。马老师礼貌回复，第二天找我谈话，关上门，露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对我说:“余渺，这篇你先缓缓。”我问他原因:“是暂时不好得罪刘北山吗？”马老师说:“他其实没什么，只是他的新书，毕竟是夜航船出的，夜航船主编，和咱们领导又是老熟人，你发出去，对他们影响不好，领导那，我也不好交代。”
我支棱起背，正视前方。马老师扶了扶眼镜，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你也别灰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因为我年轻时就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为此得罪过不少人，所以我叫你缓缓，而不是不发，什么时候发？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如果这人品行不正，他以后，还会露出破绽，你就耐心等。”
“等什么？”
“等风来。”
“风能来吗？”
“德不配位，总有一天会摔下的。”
马老师笑眯眯地说:“做我们这行，有时就像种庄稼，不仅要有劳动，还得等个风调雨顺的季节，有些事，急不得，再怎么急，没有好天气也是白忙活。”
他对我透露，自己电脑里还屯着十几篇稿子，发不出，有的在等那人去世，有的，可能永远发不掉。我问他，这样不会难受吗？
他说，庄稼人的第一要务，是先保护好整片田地。
那一天，马老师在离开前对我说：“余渺，有的人选择在黑夜中死去，有的人选择活到白天。”我那时并不太理解这句话，直到后来，当我经历了与盖茨比书店和胡说有关的更多事情后，那句话竟会反复在我耳边回响。以至于到现在，当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我仍会记得他面带微笑地问我——
“余渺，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