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狗血的家庭丑闻，一个女子发动叛乱，大明十万军队三年才平定
弘治年间，明朝在中兴之主明孝宗朱祐樘的治理之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然而在明朝统治较为薄弱的一些地区，其内部矛盾激烈。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场边陲叛乱让明孝宗头痛不已。
朱祐樘
这些叛乱发生在贵州普安州，起源于一起家族丑闻。普安州当地有一个苗族土司叫隆畅，他的妻子米鲁貌美如花，他还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叫隆礼，但隆畅和隆礼关系不好。有一次，米鲁回娘家居住，居然和另外一个土司阿保通奸。隆畅派隆礼去接回米鲁，隆礼也和米鲁通奸了。米鲁、隆礼、阿保三人也就这样保持着极度微妙的关系。隆畅知道后大怒，率本寨的士兵攻打阿保的寨子，还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隆礼。米鲁闻讯之后，与阿保合力攻打隆畅的寨子，杀死隆畅。后来两个土司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大，见事情闹大了，米鲁干脆扯旗造反，对抗大明朝廷，并逐渐演变成一场震慑西南的大叛乱，史称“米鲁之乱”。
朱祐樘
明朝对云贵地区的统治延续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即土官治土民，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任命当地的土司为世袭的政权领袖。朝廷又制订相应的制度，加强土司的管理，包括土官的职类、承袭、贡赋和征发等。明朝推行这种土司制度有其无奈的一面，这些地区距离朝廷中央很远，当地土司势力强大。朝廷如要强力占领这些地区，面临的困难是：1.劳师以远，军队驻扎耗损大量的人力物力；2.当地土司反抗，纷争不止。这样一来，朝廷就陷入泥潭而无法自拔。正因为朝廷无法占据这些地区，才会采取土司制度，由朝廷和当地土司共同统治这些地区，实际上是朝廷对当地土司的妥协。造成的结果是，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土司，朝廷只是在名义上占据这些地区而已。
朱祐樘
米鲁之乱刚开始时只不过是米鲁、阿保、隆畅之间几个土司的纷争，规模并不算大。扯旗造反之后，米鲁联系了很多土司共同起兵，其声势越来越大。朝廷希望土司之间相互制衡，却不希望发生动乱。米鲁杀死隆畅后，又率军围攻隆畅的妾适乌生的两个儿子。面对米鲁之乱，时任贵州巡抚并总督军务的钱钺一开始想当和事佬，代表朝廷出面，安抚各个参战的土司，希望各土司罢兵停战，但收效不大。
无奈之下，钱钺、贵州总兵官曹恺、贵州镇守太监杨友率军数万征讨米鲁。双方交战一年多，本来互有胜负。到了弘治十四年(1502年)七月，米鲁率军攻打平夷卫，贵州都司发兵增援，都指挥使刘福却接受了米鲁的贿赂，故意延缓出兵。结果贵州的援军在阿马坡时，中了米鲁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
朱祐樘
而后米鲁率军攻打普安州和安南卫，并使用诈降之计引诱杨友，杨友贪功冒进，中了米鲁之计，米鲁袭击了盘江大营，杨友战败被擒。至此，明军数万军队在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量兵马固守普安州，保普安州不失。史料记载明朝战死的将领包括贵州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人。明朝在贵州一带的文臣武将，几乎被一网打尽，由此可以看出，明朝的损失是非常惨重。
《明史》：时镇守中官杨友、总兵官曹恺、巡抚钱钺共发兵讨鲁，大败于阿马坡。都指挥吴远被执，普安几陷。友等请济师，乃以命轼。轼未至，而友等遣人招贼。贼扬言欲降，益拥众攻围普安、安南卫城，断盘江道，势愈炽。又乘间劫执友。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死焉。
朱祐樘
贵州巡抚钱钺征讨米鲁失败后，明孝宗才发现事情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明孝宗决定换帅，由左副都御史王轼督贵州军务，出征米鲁。王轼调集广西、湖广、云南、四川等附近的兵力共八万人，并起用了已经致仕的大将王通统兵。大军分分八路进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强攻米鲁，先在盘江攻破米鲁的营寨。米鲁窜逃后，明军一路追击，解除叛军对安南卫的围困。米鲁逃回马尾笼寨，又遭到明军的围剿，被明军所破，米鲁被杀。王轼平定米鲁之乱总共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攻破米鲁的土司营寨千余座，斩首四千八百余级，俘获一千二百余人。米鲁之乱历经三年时间，最终得以平定。
米鲁不过是个女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居然能够带头发动叛乱，给明朝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场叛乱的发生表面上是因为一起狗血的家庭丑闻，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边陲对少数民族统治的失败。朝廷为了避免个别土司过于强大，影响到朝廷，一般会采取两个措施：1.利用土司之间的矛盾，扶持不同的土司，以形成制衡；2.在当地建立卫所，屯军屯田，派世袭军官坐守边陲，并推行汉化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以世袭军官对抗土司，以达到同时削弱世袭军官和土司的目的。然而明朝的土司制度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米鲁之乱也能说明这点。
军队行军
起初两个土寨发生纷争之时，明朝当地的官员只是坐视不理。米鲁起兵叛乱时是联系当地诸多土司共同起兵的，这足以表明朝廷在贵州普安州的权威比较有限，不足以震慑当地土司。或者说，当地土司根本就没有把明朝朝廷放在眼里。当米鲁叛乱声势越来越浩大之时，本来一些倾向于明朝，不随米鲁叛乱的土司也逐渐背叛明朝。各种史料虽没有记载米鲁究竟有多少兵力，但米鲁两次击败明朝大军，并曾围攻普安州和安南卫等卫所，足以表明米鲁有数万人。
贵州巡抚钱钺书生气十足，在叛乱初始阶段的处理方式过于迂腐，使得明朝错失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导致米鲁势大。钱钺一开始并不想出兵征讨，而是希望安抚米鲁，他坚信只要朝廷出面，就能让米鲁罢兵。米鲁假意接受钱钺的安抚，却暗中联络其他土司。当钱钺意识到米鲁不会罢兵之时，米鲁已经形成大势。
明朝大臣
边境军官的腐败，也是让米鲁坐大的主要原因。明朝在全国实施的是卫所制度，即在全国共分16个都司，下辖200多个卫所，每个卫所约5600兵力，由五军都督府管辖。卫所兵力战时为兵，非战时为民，进行屯田。到了明朝中后期，五军都督府管辖的权力逐渐被剥夺，卫所由兵部管辖。进行以文治武，武官地位低下，前程有限。由于管理不善，卫所逐渐糜烂，腐败现象严重，士兵缺乏训练，军官却极力贪腐，卫所也没有战斗力。米鲁在起兵之时，曾贿赂贵州都司的将领刘福，刘福故意缓慢进军，以至于错失增援良机，使明军战败，最终刘福也作茧自缚，在战场上被杀死。
明朝成立以来，对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一向很头痛，土司的叛乱此起彼伏，从没有中断过。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也意识到土司制度的缺陷，开始派遣官员参与治理地区，这就是改土归流制度。但明朝的步伐迈得太小，不必真正意义上废除土司制度，导致废除土司制度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