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用金织物的《马可·波罗行纪》可信度分析
摘要: 文章基于《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元代用金织物的相关信息，力图从服饰的角度去探讨行纪文本的可信度问题。通过对马可·波罗笔下元代服饰用金现象的整理归纳，解读饰金服饰的使用人群、穿着场合及功能，同时通过分析其时代背景下的用金织物贸易情况及种类，并将其与元代史料及出土实物进行对照分析，最后得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用金织物信息的记载与史实的吻合度极高，证明了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也印证了元代服饰的尚金文化。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中西方之间双向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马可·波罗随同其父亲、叔父访华并在回国后以《马可·波罗行纪》一书记述了元代的历史风貌，为研究元代社会风俗及人文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值得关注，但长久以来针对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直到中国学者杨志玖通过对比《永乐大典》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史料记载，经过一番论证后，才使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说法在学界中基本成为定论[1]。当前学界对于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分析大多从其行纪中有关元代的城市规划、地理信息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去进行佐证，本文则立足于其中有关元代用金织物的相关记载进行探讨，以期从服饰的角度去分析行纪的可信度，为马可·波罗的到来提供一些印证。
目前国内外所流传的《马可·波罗行记》版本众多，到2015年，法国学者嘉隶(Christine Gadrat-Ouerfelli)就已统计出抄本141种[2]。行纪全书共分为四卷计二百二十九章，其中第二卷所述的内容以中国为主，在全书中的份量占比也是最多的，共计八十八章，里面记载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时所见到的一系列场景，主要是针对每个地域的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及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等进行了描写，对于元代用金织物的相关信息也多集中于这一卷。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所出版的，由冯承钧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为文本进行梳理[3]，冯承均在翻译时参考比较了众多版本，并摘译了玉尔(Henry Yule)、考狄(Henry Cordier)的注释，且加入了自己的考证，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中文译本，故选择从本书中摘录并解读其中所记载的关于元代服饰与纺织品用金的相关信息。
《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元代服饰用金现象
在由Manuel Komroff编著的英文版《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织金类的服饰表达均采用的是“dress of cloth of gold”，而在现今的翻译中将“cloth of gold”这一词组译为金线织物或是金丝的布料，在元代也就是最为著名的织金锦。在冯承钧的译本中，为了不改变原文意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直译的方式，更为直观地展示了马可·波罗对于元代服饰用金的记载。马可·波罗在行纪全文中描述其所见到的服饰用金现象共计11处，而对于元人在服饰上用金的记载则占主要部分，描写较为详实且最值得关注，这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二卷，共7处(表1)。
表1 《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元人服饰用金的记载
Tab.1 Records of cloth of gold in the costumes of Yuan dynasty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序号章节记载内容说明1第六九章 鞑靼人之神道衣金锦及丝绢,其里用貂鼠、银鼠、灰鼠狐之皮制之饰金的服饰面料2第八五章 名曰怯薛歹之禁卫一万二千骑有大臣数人,皆用金绢巾蒙其口鼻,俾其气息不触大汗饮食之物金绢巾3第八五章 名曰怯薛歹之禁卫一万二千骑注解一:一切命妇头载一物,上披鹤羽,施金及大珠,全世界之珠未见有如是大者罟罟冠:贵族妇女穿戴4第八六章 每年大汗之诞节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确有万数金服、金带用于赏赐5第八六章 每年大汗之诞节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即常说的的质孙服、质孙宴6第八八章 男爵一万二千人于大节庆日各受金袍十三袭事每年并以金带于袍服共赐此一万二千男爵,金带甚丽,价值亦巨,每年亦赐十三次金带:赏赐功能7第一五一重章 补述行在其盛况可惊,与宴者皆服金衣绸衣,上饰宝石无数,富丽无比金服的穿着
《马可·波罗行纪》中这7处关于元人服饰上用金现象的记载，分别是针对不同的场合、人群及服饰的品类进行叙述。第一处出现在游记的第六十九章中，马可·波罗从服饰的材质上予以描述，他记载到鞑靼人“衣金锦及丝绢，其里用貂鼠、银鼠、灰鼠狐之皮制之”，让人不禁联想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图1)，画中的元世祖忽必烈及随从们勒马暂驻，元世祖外穿白色裘衣，内着金云龙纹朱袍，乘一匹黑马，侧身向后张望。
图1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Fig.1 Part of Hunting Picture of Khubilai Khan in Taipei Palace Museum
第二处位于第八十五章的记叙则较为生动有趣，描写了宫廷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幕，在宫廷中举办的宴席上大臣们为了防止大汗的食物被污染，纷纷用金绢巾去遮住自己的口鼻，其功能大概类似于的口罩或手帕。在第三处即第八十五章中，记叙了元代极具特色的服饰品——罟罟冠，首先马可·波罗提出了佩戴这一帽饰的人物身份为“命妇”，紧接着又用较为详细的笔触对其形制和外观进行了描绘，在材料上选用了鹤羽、金及珠宝来进行装饰。第四处与第五处均出现在第八十六章，马可·波罗描述了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宫廷贵族和官员们所穿着饰金服饰的盛况，即“大汗之诞节”。在忽必烈的诞辰宴会上，贵族们穿着这类饰金服饰的景象，提到了“金带”与“金锦衣”这两类服饰品，这大抵就是通常提到的“质孙服”，同时也点明除了大汗会穿着贵重的饰金服饰外，这类贵重的服饰纺织品还会被用于赏赐，赐予深得大汗喜爱的官员们，表明有一定身份的官员也是这类饰金服饰的受用者。第六处位于第八十八章，亦讲述的是大汗将“金带”“金袍”一类的饰金服饰品用以赏赐，在苏州虎丘元墓就曾出土过刻画有人物装饰的金带头，《元史》中金带用于赏赐也有大量的记载。第七处出现在第一五一章，所记载的场景也是宴席中人们所穿着加金服饰的现象。
从以上这些信息的描述中，可以归纳出三方面的信息：
1.1 饰金服饰的使用人群
首先是对于服饰用金的使用人群而言，这些记录很直观地展现了元代在服饰上用金的这一做法主要是服务统治阶级的，在上文的7处记载中，马可·波罗十分直观地提到了3个表明身份的词语：命妇、大汗、大臣。帝王与帝后自然是这些加金服饰的受用者，无论是元代的史料记载还是相关的出土实物都有所展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察必皇后肖像画》(图2)，可以看到画面中察必皇后身着领缘部分由织金锦制成的袍服，头戴一顶罟罟冠，而其形制则与马可·波罗的描述高度吻合，在冠饰的顶部有鹤羽进行装饰，前端用织金锦进行缝制并缀以珍珠。蒙元博物馆现存有一件形制类似的罟罟冠实物，且在出土实物中还有用于罟罟冠罩的纺织品，甚至这类冠罩也采用了织金锦作为面料。罟罟冠这一形制特殊的服饰用品在当时自然吸引到了许多外来游者们的目光，除了马可·波罗在自己的行纪中有所记载，西方传教士伯朗嘉宾与鄂多立克也将其记录了下来，甚至描述得更为详细[4]。针对罟罟冠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异域人士的眼中，这样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服饰所带来的冲击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意大利威尼斯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一份马可·波罗去世时的财产清单中，与东方相关的物品就有一件罟罟冠。而在法国版《马可·波罗行纪》的插图抄本中记载，马可·波罗抵达元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时，所附的插图描绘可汗及随从们的领部和袖口处皆有金饰(图3)。虽然人物的面部处理和服饰款式还是依据西方绘画的技法，但这一细节传达了元代尚金的文化[5]。
图2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察必皇后肖像画》
Fig.2 Portrait of Queen Chapi in Taipei Palace Museum
图3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马可·波罗行纪》法文插图抄本
Fig.3 An illustrated copy of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in French from in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 France
除帝王、帝后之外，有一定身份的官员们也是加金服饰的受用者。三品以上的官员，除了可以服用织金服饰外，帐篷上的缝制也可使用织金面料，这自然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与身份的认同。普通民众在服饰上用金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马可·波罗的记录之中，当然这或许也与他当时的身份有关，在元大都生活的这段时期，他更多的是伴随于忽必烈的身旁，接触到的也多是元代宫廷贵族们的生活风貌，所以关于民间的记载显得不那么充分。但有关元代民间服饰用金的情况，史籍中是有所记载的，一方面民间被明令禁止服用金锦，但另一方面像《通制条格》所记载的那样[6]，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们在官方明文禁止服饰上使用加金技法的情况下，依然使用了熏银充金的“造假”手法[7]，去迎合当时的一种审美情趣，这也足以印证元代当时人们对于服饰用金的喜爱之情。
1.2 饰金服饰的穿着场合
服饰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及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阶级的需要，对服饰的穿着场合和服色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山西宝宁寺壁画绘制了元代士庶阶层的各类人等，画面中的人物所着服饰用色单一，并无服饰用金的现象，但相比较之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元代帝后像》中，都可以直观地看到画中人物的服饰上有明显的用金痕迹，表明只有在类似帝王出猎及宫廷设宴这类场合中才会出现大量的服饰用金现象，这也与前文所说的饰金服饰的受用者身份紧密相关。
从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加金服饰的穿着场合特殊，而且通常需要遵循其特定的服饰礼仪，往往是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宴会与庆典之中，如大汗的生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质孙宴”等场合之下，才会出现朝廷官员们与大汗一同身着加金服饰的盛况。《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即是对这一情景的描写。在《元史·舆服志》中记载到“天子质孙，冬之服凡有十一等，服纳石失”，这也是饰金服饰在其使用场合上的一种彰显。马可·波罗虽然没有记载在当时这些场合下，人们所着加金服饰的工艺和纹样具体形制，但依据中国所出土的同时代纺织品实物可以有一定的推测。公元14世纪的伊朗史书中，有一幅反映元代蒙古大汗举行庆典的场景，大汗和大臣们均着一色衣外罩织金锦的答忽[8]，只是在颜色和纹样上有所区别(图4)。
图4 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伊朗史书插画
Fig.4 Illustrations of Iranian History Book in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 France
1.3 饰金服饰的赏赐功能
此外，加金的服饰及纺织品在当时除了单纯起到作贵族的服用功能之外，还兼具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用于赏赐。这一点从马可·波罗在第八十六章及八十八章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金带、金锦衣等加金的服饰用品被大汗作为赏赐品赠与了重要的大臣。加金织物成为了蒙元时期一项重要的物质赏赐，这些来自大汗的服饰赏赐，十分珍贵，有金缕衣、金绮衣、金织衣等，康继辉在《蒙元王朝的物质赏赐研究》一文中也做过统计[9]，织金的纺织品和成衣服饰被作为重要的赏赐内容，这样的赏赐自然也成为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
在元代的相关史料中可以发现这类赏赐的品类也有许多，譬如有供给人类服用的各类织金服饰，此大多为质孙服，此外也有直接赐予大臣们加金的纺织品面料，如金帛、金绢等，甚至还有用于骑行的鞍具，常见于金鞍这一类别。在马可·波罗的笔下，金带、质孙服都被用于赏赐，在《元史》中也有大量的记载。《元史·卷一百八十》中记载，早在元太祖统治的时期，就曾赐予孛秃以金锦、金带，甚至还有金甲。而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也速答儿身为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也得到过丰厚的赏赐，其中包含金帛、织金服等[10]。这类史籍的记载都反映出饰金的服饰及纺织品具有独特的华美性，且超越了其本身的物用功能，为政治所服务。
《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元代纺织业中织金面料的记载
元代的用金织物在织造方法上有了质的飞跃，工艺上有织金和印金等技术手段，纹样上也展现出了外来文化的踪迹，这与当时元代向外扩张所俘虏中亚地区的织工所带来的新技术有关，是技艺与文化上的一次交流，“五金之器，莫贵如金”是当时流传的一种思想。元代服饰用金的风尚也与当时农业环境有紧密联系，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下，元代的司农司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农业生产方面的指导典籍，即《农桑辑要》，书中详细记录了有关栽桑和养蚕的内容，大约占了全书的1/3。官方的这些政策也大力地推动了当时的丝织业发展，表明栽桑与养蚕业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扶持[11]，直接促进了元代丝织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元代饰金服饰的织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可以发现其既有对于服饰上的用金记载，也有许多对于他当时所游历的中国各地区中纺织业发展情况的记载(表2)。
表2 《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于织金纺织业发展的记载
Tab.2 Recor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ld weaving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序号章节记载内容说明1第九四章 汗八里城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丝织业贸易繁盛2第一〇五章 涿州大城居民以工商为业,制造金锦丝绢及最美之罗3第一一〇章 京兆府城此城工商繁茂,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京兆府即今西安府4第一一五章 重言土番州有数地川湖中饶有金沙,其量之多,足以惊人;此州亦有种种金锦丝绢,并繁殖不少香料,概为吾国所未见者5第一三〇章 哈寒府城恃工商为生,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推测为今河北省正定县6第一四〇章 宝应县城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7第一四四章 南京城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绢绸8第一四八章 镇江府城产丝多,以织数种金锦丝绢,所以见有富商大贾9第一五〇章 苏州城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
首先第一处有关元代纺织业的记载出现在第九十四章，马可·波罗描写了元朝的都会，即元大都的丝织业的贸易情况，“百物输入之众，犹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千车”这样庞大的计量单位，虽可能含有夸张的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丝织业贸易之繁盛。其次，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的17年间，在到达每一个城市时，会关注其商业的发展情况，因而针对当地的丝织业情况有所记载，虽只是寥寥几句的简短描述，但通过其大致的描绘，也能够发现元代各地的丝织业十分发达。如第一百四十章和第一百五十章中，马可·波罗行经宝应、苏州城等地时，马可·波罗多以“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来进行记录，这样的一种丝织业的繁荣景象和金锦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元代人们的服饰饰金现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侧面印证了元代纺织业发展的繁荣面貌。
马可·波罗对于元代纺织业上的记载也展露出两方面的信息：
2.1 元代纺织业贸易发展繁盛
随着元代政权大一统的完成，社会稳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贸易环境，元代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商业贸易更为频繁。首先，元代的染织工业非常发达，大体上可分为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方设立有织染司、局，规模庞大，如由政府设置的别失八里局、纳石失毛段二局等[7]。这类机构通常是用来生产织金锦的，其服务的对象自然是帝王及各类蒙古族权贵。其次，元代的丝绸之路贸易较以前相比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中原的北方及蒙古地区，兴起了一大批商镇，极大地丰富了丝路沿线的交流。而元代的都城汗八里不仅是首都，更是一个重要的商贸地点，马可·波罗在第九十四章中就描写到汗八里的丝织业贸易之繁盛，令他惊叹。同时，对于中原和蒙古地区的贸易，选择设立“特免税以优之”[12]，进一步发展了驿站的数量，为来往的商队提供食宿保障的功能，使得元代的纺织业贸易稳步发展。
2.2 元代织金面料种类之多
元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纺织品当属织金锦(纳石失)，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从织造工艺到面料图案等。织金锦在元代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地域范围的迅速扩张，从西域俘虏来的能工巧匠们带来了新的技术，促使了一次中西方纺织艺术上的交流，正如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认为“金”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外来的物质文化[13]。这一时期，随着中国与中亚乃至欧洲等地区的交流，丝绸在纹样上受外来影响也有所转变，在西北地区中可以发现“波斯风格”尤其流行[14]。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一件四合花纹纳石失辫线袍(图5)，可以看到有波斯风格的人面狮身团窠纹，是中西方艺术在服饰面料与纹样风格上相结合的展现。
同时元代也发展着其他种类的织金面料，从马可·波罗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用金织物的种类有锦、绸、绢、丝、罗这五类，虽无法从他的记载中得知织造这些面料的具体工艺，但依据出土的一些元代实物来看，就有织金、印金等方法，十分丰富。沈从文在研究中也发现丝织物加金盛于元代，并以《元典章》中织造纳石失条例为例说明元代织金织物的生产量之大，指出不仅丝织多加金，毛织物上也用金，类别并不仅限于织金锦这一种品类[15]。
图5 内蒙古博物院所藏四合花纹纳石失辫线袍
Fig.5 Nasji Robe in Inner Mongolia Museum
《马可·波罗行纪》的可信度探讨
综上所述，马可·波罗对于元代用金织物的相关信息记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服饰上的饰金现象展开了描述，另一类则主要集中于纺织业中有关用金织物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记载。通过对行纪内容的研究，发现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服饰上的用金织物主要是用于统治阶级的一些特定场合下的穿着，同时还具有赏赐功能，而对于纺织业的记载则可以看出元代丝织业贸易繁盛且织金类面料的种类繁多。这些记载基本上都与元代的史籍乃至出土实物相吻合，证明行纪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虽然马可·波罗更多的是以商人的眼光去关注元代的用金织物，这样一种视角可能使他无法完整地记录下服饰的款式抑或是丝织物的具体工艺，但其中大量关于用金织物的记载则直观地反映了元代的尚金风尚。
自然，《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也并非完全准确，有些地方仍旧存疑。比如在描述罟罟冠时，他在最后说到“全世界之珠未见有如是大者”，这里可能只是一种夸张的文学表达方式，用以展现马可·波罗在见到罟罟冠这一极具元代特色的服饰形制后所产生的惊异之情。其次，马可·波罗在描述元代纺织业的发展情况时，选择了用“千车”这样庞大的计数单位去描述，显而易见，这里的“千车”也并非一个确切的数字，而只是当时元代丝织业贸易景象的一个写照而已，这样的一种量词选用方式也是为了从侧面反映出元代的丝织业贸易之兴盛。总之，行纪中虽有一些描写表达得不是那么精确，但这些存疑的地方并不影响行纪文本的全局性与可信度，其中关于元代的各类信息记载也值得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
结 语
通过分析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对于用金织物的相关记载，可以认为《马可·波罗行纪》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这些文字透过一位异域来者的视角，讲述了元代这类用金织物所适用的人群、场合及超越服饰本身所带来的政治功能。依据其对于元代纺织业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元代纺织业中，织金的技法与手段越来越丰富，这也印证了元代服饰的尚金文化。
对于元代服饰饰金的现象，马可·波罗或许只能看到其中所展现出的元代经济实力和生活奢华的风貌，却无法了解其中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元代之所以盛行用金来饰物，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金人传统的继承问题，另一方面也与元代建都前所处的草原地理环境、自身的游牧民族特征、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联。而元代在服饰上的尚金文化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西域地区在服饰纺织品上的艺术交融与文化发展。
从行纪的内容来看，马可·波罗没有面面俱到，但他有选择性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正如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除了有对于元代用金织物的相关信息的表述，其实还有许多细节之处能够体现出元代的尚金之风貌，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里所使用的金器，还是建筑装饰上所采用的金饰，都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元代审美文化体系，透露出元人对于金的喜爱，也从他者视域的角度勾勒出了一幅元代服饰用金的缩影。
作 者 | 胡煜升， 刘 瑜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
来 源 | 《丝绸》2020年第03期
关键词| 马可·波罗；元代服饰；用金织物；尚金；丝绸之路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