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良轼:中国古代的主脑说与主心说
摘要中国古代主脑说与主心说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但在明代以前数千年中，主心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心脏定位说与五脏定位说两大学派，直到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这一著名论断开始，主脑说才逐渐取代主心说而居于主导地位。经明清的方以智、刘智，最后以王清任的“脑髓说”的诞生而宣告了主脑说的最后胜利。
引言
心理是人脑的机能，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然而为了获得这一常识，人类却付出了几千年时间。即使是今天，医学界也仍然存在着脑死说和心死说的争论。所谓脑死说和心死说即是指判定一个人的死亡是根据大脑死亡，还是根据心脏停止跳动，前者称为脑死说，后者称为心死说。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数千年的主脑说与主心说争论的继续。
所谓主脑说基本涵义是：主张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是由人脑支配，亦即人脑是心理活动的器官。所谓主心说的基本涵义是：主张人的心理活动是由心脏支配的，亦即心脏是心理活动赖以产生的器官或活动的场所。其中以五脏作为心理活动的器官或场所的思想家也属于主心说。主心说与主脑说几乎同时产生，二者的争论又分别在哲学和医学两个领域进行。两个领域既独立作战，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共同形成形神关系论争的主潮。
纵观中国古代主脑说与主心说之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先秦到明朝为主心说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从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脑为元神之府”〔1〕起，主脑说逐渐取代主心说而居于主导地位，到清代医学家王清任的“脑髓说”诞生，主脑说才获得完全的胜利。
明代之前：主心说的优势地位
主心说与主脑说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前。主心说可以从我们古人的造字法中找到根据。我们的古人常常把与人的精神现象有关的字加上“心”字和“忄”旁。例如许慎《说文解字》中有280个与精神现象有关的文字，都含有“心”（“忄”）这一部首。同样主脑说也可以找出文字学上的根据。例如，篆文中“思”（＠①）字，下面是心，上面是头颅。据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张香桐教授的解释，图形内的“×”，表示颅骨上骨缝交叉的纹理（解剖学上叫做前囱，俗称脑门心）。他根据此字推断，早在2500多年前，我国古代人已经认识到思维与脑之间的关系〔2〕。如果此说成立，我们可以断定，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在造字之初已存在主心说与主脑说的争论：有人主张把心放在显要位置，有人主张把脑放在显要位置。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古代造字的仓颉绝不只是一个人〔3〕，那么这种争论的存在就更加确凿。只是在这种争论中主心说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一花独放的局面。
纵观先秦至元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主心说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具体的学说：一是心脏定位说，一是五脏定位说。
1.心脏定位说
心脏定位说是把心脏看成是心理活动的唯一器官或场所。心脏定位说的明确提出者应该是孟子。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4〕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为后代学者将“心”定义为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器官，起到了定向作用和先入之见的作用。在先秦时期，无论是政治观点、学术派别多么对立的思想家，在“心之官则思”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一时间内几乎是所有思想家的共识。法家的韩非、《吕氏春秋》，就连最彻底的神灭论者范缜也是十分坚信“是非之虑，心之所主”〔5〕。宋代的王安石、朱熹一直到清代的戴震，都认为“是思者，心之能也。”〔6〕由此可见，孟子“心之官则思”命题影响之深远。
即使是荀子在人性论方面与孟子犹“如冰炭之不可同器”，但在主心说方面二者却是异曲同工。他继承了战国时代宋伊学派的观点，把心脏称之为“天君”，并且认为“天君”〔7〕支配“天官”〔8〕，心脏支配形体（生理活动），又主宰神明（心理活动）。荀子的这种“天君”、“天官”的思想影响也极为深远。最典型的要算清代戴震的君臣论。他云：“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9〕。这个观点真可以说是荀子“天官”、“天君”的等值语言。
2.五脏定位说
五脏（亦称“五藏”）定位说是把五脏（心、肝、肺、肾、胆；或心、肝、脾、肺、肾），看成是心理活动的器官或场所。但在五脏中，心起着统帅作用，即“夫心者，五藏之主也。”
从哲学角度最早又最全面论述五脏定位说的要算《淮南子》。它说：“形体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歙，各有经纪。”〔10〕它明确而具体表述了肺、肾、胆、肝、心各有所司。《淮南子》为什么要把人的心理活动定位于“五脏”呢？因为在它看来，“五藏者之人精也”〔11〕。把五脏看成是藏精之所。因为有“五藏”才使“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12〕汉代的另一思想家王充是通过观察人的自然损伤来论述五脏定位说的。他认为人之所以聪明智慧是因为人含有“五常之气也”〔13〕，因为有五常之气的存在，所以“五藏”在形体之中。如果“五藏”不伤，“则人智慧”〔14〕；如果五藏有病，“则人荒忽。荒忽则愚痴矣”〔15〕。显然，王充把生命、智慧定位于“五脏”，完全忽视了脑的作用。
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是一个坚定的主心论者，他认为“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16〕同时他又是一位五脏定位论者。他认为“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17〕显然，他认为外部的五官感知是受内部的心、肝、肺、肾、脾这五脏决定和支配的。而且他认为五脏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肝、脾、肺、肾，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18〕在王夫之之前的“五脏定位”说思想家大都只肯定心脏对其他四脏的统帅，而没有论及心脏对其它四脏的依赖关系，而王夫之，在肯定“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19〕的同时，也认为“五藏皆为性情之舍，而灵明发焉，不独心也。”〔20〕那就是他明确承认，心理活动仅凭心脏是不够的，五藏各有各的作用。他在研究和收集《黄帝内经》五脏定位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五脏定位说：“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荣，荣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21〕可见，王夫之把“五脏”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一一对应起来，使“五脏”定位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认为，因为主心说或五脏定位说本身是非科学的，因此它的理论越完美，它在错误的道路上就走得越远。
从医学角度首先论述五脏定位说是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以主心说为主调的，并且是第一个从医学角度论述“五脏定位”说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论述“五脏定位”说的。他认为五脏各有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22〕。它同时认识到“心者，五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23〕。这一思想与哲学家荀子的“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24〕的见解如出一辙。《黄帝内经》中的主心说以及五脏定位说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明朝李时珍之前几乎为一切医学家奉为圭臬。在这期间，隋唐两宋著名医学家巢元方、孙思邈等，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振亨等都继承了《黄帝内经》的五脏定位说思想。
以上是主心说发展的基本脉络。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主心说显然是不成立的，非科学的，但这种非科学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数千年，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心脏或五脏的活动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比脑的活动对人心理或行为的影响更具直观性，更容易进行观察和自我观察。第二，主心说在反对灵魂不死说、神不灭论以及破除各种迷信、偏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第三，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试图探索自身心理、精神内部机制的需要。心脏定位说也好，五脏定位说也好，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人类外显的心理与行为是受内隐的生理器官制约、调节和支配的。特别是五脏定位说则更进一步看到了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心理机能定位的复杂性，尤其看到感知等低级心理活动与思维、智慧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区别。事实上心脏或五脏与人的心理活动确有一定的关系。即使在主脑说确立之后，也不能否认心脏或五脏对心理活动的作用。古代医学中所称：“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等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明代以后：主脑说后来居上
前文已述，主脑说与主心说几乎同时产生，但在数千年之中主脑说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其力量根本无法与主心说抗衡。饶有趣味的是：首先对主心说做出贡献的是哲学家，而后才是医学家，而且哲学家的主心说比医学家的主心说观点更加鲜明、彻底。而首先对主脑说做出贡献的却是医学家，最早的要推《黄帝内经》，待到哲学家作出论述已是到了明清时代的方以智。而且主脑说与主心说的真正分水岭是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提出的“脑为元神之府”为标志的。《黄帝内经》所持的虽然是主心说，但对脑以及脑与人的心理活动是有一定认识的。首先，它把脑与其他五种生理器官（髓、骨、脉、胆、女子胞）并举，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藏精功能的“奇恒之府”。那么“脑”这一“奇恒之府”是怎样生成的呢？《黄帝内经·灵枢·经脉》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内经·素问·五藏生成篇》写道：“诸髓者皆属于脑”。《内经·灵枢·海论》亦云：“脑为髓之海”，意即精气成而生髓，髓聚集而成髓海即脑。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科学的。第二，论述了脑的健康与体力和心力的关系。《内经·灵枢·海论》说：“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瘦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第三，论述了脑与精神的关系。《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什么是精明呢？“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显然这里的“精明”指眼睛。也就是说《内经》已经认识到脑与视知觉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引起的精神变化。
《黄帝内经》之后无论医学家还是哲学思想家，很少有讨论脑问题的文字。这样下去，一直到了明代才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变化首先是起自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李时珍在他的巨著《本草纲目·天灵盖》中写道：“人之头如盖，穹窿像天，泥丸之官，神灵所集”。他留给后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脑为元神之府”。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由主心说占优势向主脑说占优势转变的标志。如果说产生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以“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确定了主心说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话，那么产生于明代的《本草纲目》，则以“脑为元神之府”成为结束主心说统治地位，确立主脑说的开始。李时珍在有意无意中吹响了捣毁主心说的号角。与李时珍同时代的医学家金正希也认识到“人的记性皆在脑中”。总之，到了明代医学界开始真正摆脱《黄帝内经》主心说的羁绊，“神不在心而在脑”，“诸脉皆归于脑”已逐步成为共识。
如果说从前的主脑说和主心说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话，那么，明末清初方以智和刘智的主脑说则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们借助于西方医学的他山之石，又沿袭中国古代的比喻类比的论证方式来探讨的脑与心理的关系问题。
1.方以智的心、肝、脑并贵说
方以智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吸收西方科学文化探讨脑与心理活动的关系问题的第一人。他接受了当时传入中国西医学心、肝、脑并贵的思想，认为“其在身内，心、肝、脑为贵，而余待命焉”。其意义是：首先，他代表了一种科学的发展趋势，那就是要真正解决脑与心理活动的关系问题，仅仅靠思辨式的猜测和比喻类比式的论证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于科学，即现代西方业已存在的科学。第二，心、肝、脑并贵说虽然没有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那样彻底，但它毕竟是对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主心说进行的否定，把脑看成了三贵之一，真可谓三分天下，脑有其一。第三，李时珍虽然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命题，但仅止于一个命题，未能展开论述，而方以智不仅明确了安置人精神活动（悬念、智力、想象、记忆）的是脑而不是心脏，即所谓“资脑髓以藏受也”〔25〕，而且试图解决下列两个问题：（1）脑的构成以及与智力活动的关系。他用脑髓的清浊来解释智力或记忆。他认为“髓清者，聪明易记而易忘，若印板之摹字；髓浊者，愚钝难记亦难忘，若坚石之镌文”〔26〕。他还说：“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27〕。（2）脑与身体各部位的关系。他认为脑对身体是具有支配作用的。他认为“脑生细微动觉之气”，依靠这种“细微的动觉之气”，“乃令五官四体动觉得其分矣”〔28〕。同时他认为这种“动觉之气”是通过“筋”（即今之神经）的传导来实现的。不仅如此，他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生理学知识对“筋”在人体各部位的分布进行了大胆猜测。认为从脑出发的“筋”有六对（“六偶”）从臂髓（今之脊髓）发生的“筋”有三十对（“三十偶”），并有许多分支（各有细脉旁分）到达身体各个部位，即所谓“无肤不及”，通过“筋”“以为脑与周身联结之要约”〔29〕。由此可见，方以智似乎已经意识到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神经系统的关系。这里的“脑筋”即今之脑神经，“髓筋”即今之脊神经，“筋脉”（亦称细脉），即今之神经末梢。
显然，方以智对主脑说的论证典型地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维特点：即西方的某些实证科学知识与古代的思辨猜测和比喻类比相结合，所得结果常常是命题是正确的而论据是荒谬的。比如，他认为脑主宰着人的智力、记忆力是正确的，但他用脑髓的清浊为依据来解释脑对智力、记忆力的影响则是荒谬的；又如他认为脑对五官四肢具有支配作用是正确的。但他用“动觉之气”来解释这种支配作用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不过是古代“精气”说的再现。再有，他已意识到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神经系统的关系，但在一些具体生理解剖知识上与现代科学是有距离的，比如他认为脑神经有六对，脊神经有三十对，而现代生理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是脑神经有十二对，脊神经有三十一对。更重要的是方以智接受的西方医学在现在看来也有许多错误，所谓心、肝、脑并贵的思想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此方氏对脑与心理活动关系的论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现代科学，但他毕竟是发“《灵素》所未发”，在对西方科学的吸收方面表现出的胆识、气魄和创新精神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
2.刘智的统觉与定位说
刘智是比方以智晚近50年的一个清代回族学者。他与方以智的共同特色是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研究脑与心理活动关系的学者。他所编著的一本《天方性理》的著作，最能体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色。所谓天方之学即阿拉伯之学，所谓性理之学即孔孟的儒家之学。
刘智虽然未能彻底摆脱主心说的羁绊，甚至把“心”看成是更加内隐更加重要的器官，但实际上他的“心”已被架空虚悬，没有实际意义。他说：“心为室，脑为堂，凡室之筹画者，未有不入于堂而显露者也，脑盖承心之所施而施于百窍也”〔30〕。我们不否认刘智仍然把脑看成是“心”的体现者，心之“筹画”的执行者，即所谓“承心之所施而施”，但此时的“心”已形同虚设，依赖于脑的资养而生存：“脑得其养而心之灵明加倍，脑失其养而心之志气亦昏”〔31〕。值得注意的是刘智在此所谈的是心对脑的依赖，而非心对脑的支配。这充分说明，心的“筹画”已有名无实。因为一切“纳有形于无形”，“通无形于有形”〔32〕的任务都是由脑完成的。心已没有属于自己的实际内容。所以我认为，尽管刘智还没有完全摆脱“心为室，脑为堂”的羁绊，但比起方以智心、肝、脑并贵的思想还是大大地进步了。更重要的是刘智的贡献在于：
（1）大脑的总觉作用。所谓大脑的总觉作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是：大脑对来自身体各个器官的信息的整合作用。他认为脑是唯一能够整合（“关合”）全身的器官，而“藏府之所关合者，不过各有所司”，而“脑则总其所关合者也”〔33〕。只有脑“寓有总觉之德也”。
刘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大脑总觉作用的泛泛而论，而且在于他已意识到这种总觉作用是通过两个传导系统，即上行传导系统和下行传导系统来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纳有形于无形”和“通无形于有形”。兹分别阐释：第一“纳有形于无形”——上行传导系统。什么是“纳有形于无形”呢？刘智说：“凡目之所曾视，耳之所曾听，心之所曾知，脑皆收纳之而含藏于其内，是所谓能纳也”〔34〕。现代神经生理学认为这种“纳有形于无形”的过程是通过两条神经传入通路实现的，即特异性传入通路和非特异性传入通路。所谓特异性传入通路是外界的各种刺激（形、声、色等等）作用于感受器，经传入神经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低级部位脊髓，由脊髓沿着特定的通路到达丘脑，然后在丘脑更换神经元后再上行投射到大脑皮层特定区域，产生特定感觉。所谓非特异性传入通路是指在特异性传入通路进行之时，一部分刺激到达脑干后经由网状结构把神经冲动投射到大脑皮层的广大区域。非特异性传入系统不产生特定的感觉，但对大脑皮层的兴奋和觉醒起着关键性作用，故又称上行激动系统。现代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人脑之所以能够将客观的、有形的刺激变成头脑中无形的、主观的心理状态，是通过能量转换实现的，即把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运动形式转换成神经冲动、生物电等形式实现的〔35〕。第二“通无形于有形”——下行传导系统。什么是“通无形于有形”呢？刘智说：“盖脑之中寓万有总觉之德也，其筋络自脑而至于目，则目得其总觉之力而能视；其筋络通至耳，则耳得其总觉之力而能听；其筋络通至于口鼻，则口鼻得其总觉之力而口知味，鼻知臭”〔36〕。现代神经生理学认为这一传导过程也是通过两个系统实现的，即锥体系统和锥体外系统。所谓锥体系统是指由大脑皮层中央前回的大锥体细胞发出的纤维所组成，由皮层发出经延髓锥体后下行至脊髓的传导系统。所谓锥体外系统是指锥体系统以外调节肌肉运动的皮层下行传导束的总称。它同样发自皮层，在下行途中先与皮下中枢发生联系，经多次换元后抵达脊髓前角，最后到达效应器官。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这种“通无形于有形”的任务也是通过能量转换实现的〔37〕。总之，刘智以为“脑之力”经筋络而“通至于周身”，而“通身行其总觉之力”而使“手能持，足能行，百体皆知痛养”〔38〕。我认为刘智“纳有形于无形”，“通无形于有形”的见解虽然不可能有现代生理学阐释的那样具体，但仅从思想性上说，它完全能够容纳、包摄现代生理科学的研究成果。
（2）大脑的功能定位。刘智的又一大贡献在于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思考大脑功能定位的思想家。这充分表明刘智对大脑的认识已深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他突破了“脑为元神之府”或“资脑髓以藏受”的泛泛之论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将人的知觉分为两类计十种：第一类“寓于外”，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另一类“寓于内”，有总觉、想、虑、断、记。他认为“寓于内”的五种知觉在人脑中均有具体部位。定位情况可见下表：〔39〕
各种内部知觉大脑的功能定位
总觉脑前部总统内外一切知觉而百体
皆资之以觉者
想(回忆)脑前中部想者,于其已得之故,
而追想之以应总觉之用也
虑(思虑)脑中部虑者,即其所想而
审度其是非可否也
断(判断)脑前后部断者,灵明果决而
断虑之宜然者也
记(识记)脑后部记者,于凡内外一切所见所
闻知所觉者而含藏不失也
刘智的脑功能定位的思想现在看来是粗糙和缺乏科学依据的，但他已有了大脑功能定位的意识，这就从定性方面解决了大脑的机能定位问题。刘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在西方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人达到。这里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刘智从主脑说的角度发现高级心理活动与低级心理活动的关系，与主心说的荀子的“天君”、“天官”说以及戴震的“君臣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他看来，在十种知觉中凡“寓于内”者为高级心理活动，凡“寓于外”者为低级心理活动。但他仅仅认为只有“寓于内”的五种“知觉”在大脑中才有定位，而忽视了“寓于外”的五种“知觉”在大脑中的定位，这显然是错误的。
3.王清任的脑髓说
如果说方以智、刘智仅仅是吸收西方的某些医学知识来阐述脑的结构以及脑与心理活动的关系，那么王清任则是通过自己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创立他的脑髓说的。他亲自解剖观察过一百多具病故和刑场尸体，积42年研究写成《医林改错》一书，在该书中他以700字的（脑髓说）专章精辟论证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命题，从而为中国古代存在了数千年的主脑说与主心说之争划上了句号，宣告了主脑说的胜利。
为使“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命题获得证实，王清任采用了如下几个证据。
（1）生理解剖上的证据。王清任论证“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出示的第一个证据就是生理解剖上的证据。首先，他通过对心脏的解剖发现“心乃出入气之道路”根本不可能“生灵机，贮记性”，从而否定了主心说。第二，他对人脑的解剖结构进行前所未有的描述，为“灵机记性在脑”提供了生理学根据。他说：“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其上之骨，名曰天灵盖”。王清任对大脑结构的描述，在今天看来是简略、粗糙的，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与现代科学大脑结构的描述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却是前无古人的。第三，他发现了脑与感官之间的传导通路。他认为脑与各感知器官是密切联系、彼此相通的：“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显然，王清任在此所说的“通脑”“归于脑”已包含上行和下行两个传导系统。
（2）对个体生长发育的观察。王清任在论证“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出示的第二个证据是人脑的生长发育与人心理发展、尤其是与认识过程和言语发展的关系。他说：“看小儿初生时，脑未全囟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听，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囟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有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岁，脑髓渐满，囟门长全，耳能听，目有灵动，鼻知香臭，语言成句。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王清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脑的生长变化与心理发展变化的医学家和思想家。王清任的这一思想已经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并且获得了数量化的标识。
（3）中风病人的临床诊断。王清任为证实“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出示的第三条证据是对中风病人的临床诊断。他通过对中风病人（病症）的临床诊断有两个发现：首先他发现中风病人的病因即是“元气一时不能上转入脑髓”所致。此种病人发病之时是“活人死脑袋”。其次，他根据中风病人口眼歪斜的诊断经验发现大脑功能定位的锥体交叉，即大脑左半球支配右半边身体，大脑右半球支配左半边身体。他的原话是：“凡病在左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右；病右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左”。“左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左行，有左右交互之义”〔40〕。这种锥体交叉已完全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只是交叉的部位不是在“头面”，而是在延髓。所以有学者认为，王清任的这一发现“可与法国解剖学家弗洛仑切除野鸽大脑和小脑的实验相比”〔41〕。
由此可见，王清任在《脑髓说》中提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命题之所以达到中国古代历史的最高峰，绝不是因为它在时间上出现的迟，而是因为：第一，他首次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接近现代科学的大脑解剖学上的证据，所以其科学性远远胜于前人的思辨式的猜测。第二，他采用了多维论证的方式，除解剖学的证据外，他还提供了对个体大脑生长发育的日常观察、以及对中风病人的临床诊断的证据，以及吸收了许多前辈医学家如李时珍、金正希、汪＠②庵等人的成果。事实上王清任通过多维论证对中国古代主脑说进行了一次集大成，从而终结了中国古代的主脑说，宣告了长达数千年的主脑说与主心说之争以主脑说获得最终胜利而告终。难怪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对王清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对他“不可不特笔重记”，“他务欲实验，以正其失。他先后仿验四十二年，乃据所实睹者绘成脏腑全图为之记，附以脑髓说，谓灵机和记性不在心在脑，……诚中国医界之极大胆的革命论”〔42〕。事实上王清任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他所从事的医学领域，而成为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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