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关中大劫——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中篇】第十六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关中大劫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机会一失再失，关中大地，将会降临什么样的命运？
从我记事起，村里的老辈人就常讲民国十八年（1929年）遭年馑的情景。关中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民国十八年”这个称谓，在家乡人觉来就是一场噩梦，是心中永远的创痛。在家乡的编年史中，它是黑色的，是死亡幽灵的舞蹈和诅咒，是恐怖的地狱之门，是悲伤的渊薮。它业已成为一个代表着不幸与灾难的符号。
而我对它的感觉却是白色的。
这白色，与我的所经所见有关。
我们村子手巾白村，虽属泾阳管辖，但距离泾阳县城七八公里，距离三原县城四公里。我们把进县城叫“上县”，离三原近，所以平日“上县”，就是去三原。孩提时，一说“上县”，我就欢欣雀跃，因为进县城就是逛县城，一个“逛”字，里面包含着多少憧憬与向往：那一街两行的商店与铺面，林林总总的商品，形形色色的人流，弹弦子说书的，敲锣耍猴的，挥舞大刀卖大力丸的，手拿明晃晃铁圈圈耍把戏的。自然还有街边的食物：小摊子上的瓜果梨桃，小铺子里的羊血饸饹、笼笼肉、泡油糕、鸡蛋醪糟、酸辣凉粉……凉粉中最地道的是豌豆凉粉，筛子般大一坨子，雪白雪白，放在铺子门口的案板上，付上五分钱，店家就会手持一柄旋勺，在坨子上熟练地转动手腕旋两圈，条状的凉粉就出来了。店家手一抓，放进碗里，再撒上盐，放一勺油泼辣子，浇上醋，递到你手里。这样的凉粉吃进嘴里，又滑又顺，一吸溜就下了肚，而那酸辣的香味，久久停留在口中。父亲曾带我吃过这凉粉，让我好生享受。父亲还带我吃过油茶。油茶盛在一个长嘴大铁壶里，铁壶像桶一样粗壮，外面包裹棉套子，放在铺子门口的粗腿大凳子上，也是五分钱一碗。付了钱，店家张开臂膀，一手端碗，一手抬起大铁壶柄，壶身倾斜，滚烫的油茶就从长壶嘴滋出来，准确地流进碗里。父亲带我喝油茶是冬天逛三原的“腊八会”时，天寒地冻，一碗油茶下肚，浑身顿时有了热乎乎的感觉。
除此之外，县城里还有一样东西，很是吸引我，那就是“娃娃书”。我们一直把连环画小人书叫“娃娃书”，“娃娃书”书摊是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在县城的某个街角处，靠墙斜支一排薄薄的书架，书架上有一层层架板，每层架板上都有细线绳横勒着，“娃娃书”就插在上面。看一本，两分钱，有些书薄，也就一分钱。家里大人给五分钱，我可以在书摊前消磨半天，钱花光了，就凑在别的孩子身边看人家手里的书，当然，他们也常常凑到我身边看我手里的书。后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都是先看了“娃娃书”，才激起我阅读原著巨大兴趣的。
“上县”是我的节日，但也有让我惶恐胆怯的事情相随。
从我们家到三原，沿着咸（咸阳）宋（陕北宋家川）公路走，过了三原县城南的泾惠渠二支渠大桥，公路从平地拐下去，要经过一段两边是土崖的凹陷地段。那土崖的断面，暴露出许多白森森的人的骨骸，脑壳、胯骨、肢骨都有。有几处密密匝匝横七竖八地堆积着，胯骨扭曲，人头骨像嵌在海礁上的大贝壳一样嵌在黄土里，眼窝嘴巴露出黑洞。人们都说这是民国十八年城里饿死的人，抬到这里草草掩埋，后来修公路把骨骸挖了出来。
这是去县城的必经之路，走过这一段，才是三原县城的南门。每次来回经过这里，那些白骨都令我心生恐惧，觉得那里尽是鬼魂。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三原戏园子看田德年的戏，看完戏很晚了，我随父亲往家走，路过白骨土崖我很害怕。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孤老汉得噎食病（食道癌）死了，停在灵堂等候第二天下葬。夜晚村里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儿闲谝，比谁的胆子大，一个不服一个。最后张三对李四说，你说你胆子大，老汉是得噎食病饿死的，我这里有个馍，你要是敢拿去给那饿死鬼嘴里喂，我就服你。李四说，这有啥不敢，去就去。喂还是没喂，明儿个一早验证。孤老汉住的是村外一栋独屋，李四那胆子也确实够大的，推开门，借着灵堂里昏暗的烛光，揭开死人的蒙脸纸，掰了一疙瘩馍，扒开嘴塞了进去。转身要走，谁知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死人突然开口说话：我还要吃。李四头发都奓起来了，大叫一声，撒开腿就往外跑。回去把事情经过给张三几个一说，开始谁也不信，却又见他转颜失色，惊魂未定，不像是说谎，也都不吭声了。第二天一早起灵抬埋孤老汉，张三几个看见尸首嘴角有馍渣渣，想起昨晚李四说的情景，吓得连忙后退，叫都叫不到跟前。
看戏回家那晚路过白骨土崖，我想起父亲说的这个故事，心就怦怦跳起来。这里的白骨都是饿死鬼，会不会也向我要馍吃？这么一想，就觉得头皮发麻，脊背冷风飕飕。我不敢朝两边看，紧紧抓着父亲的衣角，直到走上二支渠大桥，才敢大口出气。
那白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家乡人关于白骨来历的传说不是虚构。写作本书，我查阅历史资料，看到“西北灾情视察团”给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厅长邓长耀的报告，其中一份报告记载有：“视察团同人于卅日，赴省北一带调查，由草滩过渡，平昔一望汪洋之渭泾两大河流，今因久旱消瘦，水量仅存尺许，道旁死尸屡见不鲜。将近三原，偶觉奇臭触鼻，系万人坑饿殍之腐化者……”
那存留累累白骨的地方，应该就是视察团看到的万人坑。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1928年至1930年持续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导致一千三百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
这次大年馑，距离1898年至1901年的灾荒过去不到三十年。
灾难实际上从1928年就拉开了序幕。
▲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馑（图片选自《民国赈灾史料初编》）
这一年从春季起，关中大部分地区就滴雨未降，冬季无雪，麦种下地无法发芽，夏秋连料绝收。苦不堪言的农民期盼第二年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哪料1929年旱情更甚，井泉涸竭，河道断流，宽阔的渭河平时可以通舟舸，而当年却在河道里行马车，甚至连根深叶茂的多年老树也大半枯萎。引泾灌区龙洞渠本来灌溉能力就不足，这一来更是难以为继。以引泾灌溉受益最大的泾阳为例，可灌土地仅占全县可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三，夏粮勉强收获不到两成，而秋粮干脆就颗粒未收。往年绿野千里的关中平原，是时整个赤地枯焦，满目苍凉，惨不忍睹。
从1928至1930年，不仅关中和华北，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1928年10月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陕西救灾委员会于1929年4月改组为陕西省赈务会。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当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视察团抵达西安后，分赴关中各县视察灾情，据实向上和对外报告。
我的手头有一份《民国赈灾史料初编》，在《灾情与灾赈》部分，收录了视察团向陕西省赈务会和全国各大报馆发出的三十九份电文，通报陕西的灾情。其中有如下内容：
其二
上海香港四号日报公会鉴：视察团灰晨赴省垣西北二乡，东菜园、韩原店、孙家湾、炕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处视察，田黍枯萎，焦如火焚，高只尺余，收获不足一成，棉花亦然。居民十室九空，拆房售卖者十之四五，树皮果实，早经采罄，现食糠秕土粉，灾民遍野，日有饿毙。因无麦籽，田未耕者十有八九，明年春麦，仍恐无望。是晚六时，教育厅长黄统及各校长，于钟楼天文台欢迎视察团及沪汉慈善代表，席间述陈陕省灾情及饥民种种惨状时，声泪俱下。西北灾情视察团真。
其三
陕西省赈务主席邓，常务委员杨钧鉴：雄霆奉谕陪西北灾情视察团赴各县实地视察，灰日陪往长安县西北二乡勘灾，由南京赈灾委员会代表田君杰生致许主席一电云：“南京赈灾委员会许俊老钧鉴，视察团灰日至长安县西北二乡勘灾。车出北门，时于五分钟内，瞥见饿尸十余抬往万人坑，其为同人未见及未掩埋者，多不胜计。同人连经东菜园、孙家湾、炕底寨一带数十村，居民房屋十九拆除变卖。据父老云，已三年六料未收，所赖以活命者惟糠秕野草而已，死亡人数在十分之三以上。外逃者尤众，道旁行人大都踉跄不能自主。每过一村，灾民多哭苦哀诉，目击惨状，不觉涕泪沾襟。现赤地连阡，欲种无籽，欲耕无畜，大好美田，今已变为荒土，反滋害累。又经大白杨村，视见一商人收买土地，居民闻风而尾随求售者十余人，平素价值五十余金之地，刻售七八元，买主尚不肯受，有房产者如此，困苦无产者概可想见矣。职田杰生真。”勘灾情形，于田代表电内详细陈述，谨抄录如左，奉闻，蔡雄霆叩。
其五
陕西省赈务主席邓，常务委员杨钧鉴：雄霆奉谕陪西北灾情视察团，于真日由省垣启程，前往咸阳兴平武功等县，赈灾委员会代表田君杰生，在武功致电赈委会暨南京复旦通讯社，其文曰：“南京赈灾委员会主席许俊老，复旦通讯社田丹佛先生钧鉴：同人等真日往省西各县视察，陕省政府特备汽车、兵弁护送，并由赈务会蔡雄霆先生领导，首至咸阳，据县长李君言，该县人口十三万，去冬迄今死三万，逃二万余，均为急切待赈者，现有沪济生会，拨款四千元，修文王陵，以工代赈，既存古迹，又活民命，用意甚善，继过兴平县，有所谓才村者，即董仲舒之故里，一年前尚有居民六十余家，今所存不及四分之一，当该县死亡速率正盛时，每日裹尸之芦席费，在六十元以上，次至武功，该县人口十八万，饿死七万，逃亡五万余，均为老幼待毙者，近城四十里无人烟，只大寨一堡，前有八百余户，现存者仅六家耳，人民求生不得，转而求死，故投河者有之，坠井者有之，吞烟悬梁者亦有之，至于妇女多被惨无人道之人贩卖以（已）去，在哑柏竟有人市。价格高者八元，低者三四元不等。妇女出卖后，小儿无人照管，街头巷尾呼爹唤娘者尽是。此种灾童，已被县政府及济生会收容约五六百名，济生会在该县办赈最力，放款亦多。据该会放赈委员张贤清先生云：自伊办赈十三年来，从未见有如武功之惨重者。经历之言，可证陕灾一斑矣，职田杰生叩文。”知关注，谨录奉文，蔡雄霆叩元。
其九
陕西省赈务主席邓，常务委员杨钧鉴：……“泾阳高陵等县与三原大致相同，秋收不到二成，种麦不及十分之一，死亡及外逃者，平均占各县人口之半，其余大都为急切待赈者。耀县已三季未收，去冬迄今，死万余，逃三千，现灾民五万，待赈甚殷。刻仍亢旱，粮价激增，一月以来，小麦每石由五十元涨至七十元，种麦时期将过，日内若不得甘霖，播种愆期，险象前途，不堪设想。富平灾情与耀县相仿，麦田无力下种者二千顷，现秋尽冬来，各县灾民，非死于饥，即死于寒，万望钧座及各委员，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职田杰生叩皓。”再视察团员马芷祥又以个名义，电天津各报馆，内容与该团致沪日报公会者约略相同。明晨视察大荔东乡，后赴朝邑，特电驰闻，蔡雄霆叩皓。
赈务专员李明高在视察泾阳灾情后，向陕西省赈务会呈文：
泾原赈务视察专员李明高及泾阳赈务分会主席孙国庆调查灾况（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呈为呈报事，窃奉钧会第五号委令，视察泾原灾况一案，等因奉此，专员遵于十月二十九日先到三原赈务分会，已将调查各情形呈报在案。兹于十一月五日抵泾阳赈务分会，晤县长孙国庆会商遵照办事纲要，详为确查。分会办过平粜施赈施粥各事，皆系核实，并无上下其手等弊，且调查属县灾情过重，各乡房屋，大半拆毁，倾家破产，四壁兀立，人民多住古庙席棚，鬻妻卖子者，不计其数。死亡四千余人，逃亡一千六百余家，亦四千余人。全境秋禾枯槁，麦未下种，所有渠井各地，种麦仅有百分之六七，秋收亦十分之一二耳，此仅就九月终调查如此，嗣后更惨，尚未榷查。现种麦时期已过，至今雨泽未沾，歉年未转，而奇荒又来，国庆现权县篆，有亲民之实，视民遭此灾荒，寝食难安，欲及时拯救，赈款告罄，难为无米之炊。所幸兹蒙钧会委专员视察属县灾况，众皆欢腾，转恳委员会同呈请钧会设法救济。值此冬令，饥寒交迫，拟恳继续办粥场，但困于款项，无计可施，惟有伏恳钧会，格外施仁，速发赈款，以为煮粥布施棉衣之用，则十万灾黎，顶感大德无涯矣，所有奉令会同查造灾况等表各缘由，理合具文，呈请鉴核。谨呈陕西省赈务会主席邓。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报纸对陕西的灾情也有持续报道。
《大公报》1929年4月9日：
郿（眉）县之井沟村，有郭氏夫妇二人，因绝食日久，无法生活。适正月望后，有逃难出山者三人行抵该村，饥疲已甚。一人进郭家乞食，余皆在外等候。逾时不返，二人进入室内窥看，此人竟被郭氏夫妇缚于柱上，手巾塞口，以刀斫伤头部，血流如注。两臂之肉，已割煮中。二人视之骇走，即狂奔槐芽镇向驻军报告。随即派队将郭氏夫妇拿回审问，该犯直言不讳云：食粮早绝，无以为生，已食死尸三具，活人两身，恳速枪决，免再受这饥饿之罪。又该县王村有杨姓者，亦因饥饿难忍，竟将一饿至奄奄待毙之人杀而食之。陕西亦有烹食儿童之事。故各县儿童不敢出户，防被人劫去烹食。
《申报》1929年4月28日：
食人惨剧，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为上肴。一部分灾民，自一九二八年秋季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大公报》1929年5月5日：
陇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十二岁的女儿吃了。花石岩地方亦有被吃死尸一具。以前报告饿毙者，尚多游手；近日死亡枕藉者，纯系良民。现在各县饿死者，每日二千人以上，且日复日有增加。
《大公报》1929年5月6日：
陕灾情愈重：饿殍载道伏尸累累，春雨失时生机断绝。近日陕省饿毙之饥民，仅西安一隅日必数十人。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务会每日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陇县铁佛寺去年有烟户六十余家，现在绝户已十余家。房已拆完，死亡四十余口；活埋妻者十余人；逃亡在外者二十余口。顺八渡以南，本有四十八户，现在仅剩八户。民食仅有苜蓿一种。真是民有菜色，面皮青肿。每斗麦价已涨至十元。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这场灾难也有记载：“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大饥荒的一角。”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情况不比农村好多少。1926年，镇嵩军围困西安八个月，城内饿死者过半。解围之后，西安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1929年的灾荒便接踵而至，过去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如今又在劫难逃地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场大饥荒使官商云集的省会西安城中，到处都是没有人管的饥民饿殍。一拨一拨的灾民逃难到城市，饥寒交迫的难民使西安陷于崩溃之中。宗鸣安先生在《西安旧事》中，对西安的遭遇有许多详细的记述。书中叙述道，父母不忍孩子饥饿痛苦，有的一狠心就直接把孩子弄死，还有的人饿极了，竟然吃起人来。书中有许多记录当时惨状的照片。有一幅是一家几口人饿死在西安街头，死在人行道上的几个，被人们堆上一些土掩盖了一下，一个死在马路上，只穿着短裤，倒毙在街头，却无人来管。周围的人，有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仿佛没有看到一样；还有的人，在家门口看着。还有一幅是宜君县灾民，一个母亲倒毙在那里，旁边至少有三个不足五岁的孩子，一个只有上衣，另外两个全身赤露，也都饿死了。母亲的旁边还有一根棍子，或许是用来轰赶那些恶狗，或许是用来支撑已经完全无力的身躯。经历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
上述引用的灾情报告和报道，截至1929年12月底，1930年、1931年的灾情并未包含在内。民间有谚：不怕年馑头，只怕年馑尾。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大灾之后必有大疫。1932年，关中地区爆发了“虎烈拉”，即霍乱。此疫6月19日从潼关一居民开始，由东向西迅速波及西安，继而很快蔓延到全陕的东府、西府、陕北及陕南部分地区。这一烈性传染病流行之烈空前旷古，染病者发热恶寒，上吐下泻，眼睛凹陷，抽筋转腿，因而也叫“转筋呼噜泻”。全省灾及五十七县，死亡十三四万人。而流行西府三月之久，各县村庄几乎家家不免，如虢镇，人们在南北两头挖了两个“万人坑”。刚开始，先死的人还用棺材盛殓，等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死亡，棺材已经不够用了，只好用席子一卷。等到后来，很多人家全部死绝，最后死的人往往已经没有人去抬尸掩埋，暴尸于家中无人过问。一群一群的野狗走街串巷，入村进户啃食死尸……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
中午李四升了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双赴鬼门关。
在瘟疫袭击之下，很多村镇人烟凋零。死亡的气息引来狼群，一些没有病死饿死的老弱妇幼最后又遭遇到了狼群的残害，这种耸人听闻的惨剧在当时不绝于耳。
大饥荒灾难爆发之时，在陕西省内外无数有识之士奔走呼吁之下，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至1930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世界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款人捐了一元钱。《同官县志》的《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种籽费三千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1929年这一年中，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努力募捐，一方面从汉口和上海等地购买粮食。另外还获得赈灾公债二百万元，实得一百三十三万元。这些钱物粮食对于陕西八百万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同时，陕西赈务会在西安地区设立了妇孺收容所，收养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同时西安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场，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地址姓名，并造册给粥场存查。施粥时，检票员查验食粥票，核对底册，然后饥民持竹签排队进场，男女分列，老弱在前，少壮在后，每人一勺。为防止饥民饱食过度撑死，每人最多只能吃两勺。食粥后竹签收回，食粥票发还本人。
在办施粥场和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积极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事宜。1930年，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在此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倡议，呼吁全国各界继续赈灾。
陕西赈务艰难而持续地进行。其实早于大规模的赈灾行动、大饥馑爆发时远在上海的一位泾阳人就时刻关注着家乡的灾情，他就是于右任。
于右任经历过1898年到1902年那次陕西灾荒。那几年，于右任正往来游学于泾阳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和三原宏道书院。当时陕西学政衙门设在三原，于右任以岁试第一补廪膳生，得到督学叶尔恺赏识，被视为西北奇才。后沈淇泉继叶尔恺督学关中，亦对于右任另眼相待。陕西灾起，沈淇泉委派二十岁的于右任为三原粥场场长，负责救济饥民。1900年春粥场关闭，沈淇泉送其入陕西中学堂。那一次赈灾，于右任就以乐于为桑梓服务的精神和出色的才干赢得很高的声誉。
▲于右任故居小院（李胜灵摄）
于右任的老家在斗口于村。因为历代引泾灌溉渠道从村前经过，这里设一斗口，浇灌几个村子的土地，村子因此而得名。但1929年大旱灾时，渠水早已不复流淌，原来村子里所有土地均是水浇地，现在一片焦土。其时于右任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家乡的灾情让他寝食难安。他思考良久，决定操办一件事情。
他要为儿子望德举办婚礼。
这次婚礼声势浩大，地点选在上海一品香，事前广发请帖，遍邀友好。他的举动让人不解。大家知道于右任向来行事低调，崇尚简朴，不喜铺排，这次为何一反常态？再一想，也就理解了。望德是于右任的长子，迎娶的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总长的胡仁源的女公子胡瑛，介绍人是大律师王开疆和陆仲渔，证婚人则是于右任的恩师、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马相伯。这么两个家庭联姻，这么重要的人物做介绍人和证婚人，喜事当然马虎不得。
婚礼举办过程中，在证婚人和来宾致辞后，于右任走到众人面前致答谢词。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先对大家表示感谢，紧接着话题一转，讲起陕西的灾情。他说：“此次陕灾之严重，家书讲，村无人烟，饿殍遍野，逃荒难民一个个鸠形鹄面，卖儿卖女求生，更甚者为人食人之惨状。我本拟早日回陕探看灾情，因足病未能即行，并非在沪上待儿子的婚礼。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之饥也。久抱与家乡父老饿死同己饿死的宗旨……”说到这里，他的眼里已有了泪花，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今日望德、胡瑛之婚礼，借此扩大呼号。亲友所赠贺仪悉数转交家乡赈灾之用，并谢亲友慷慨为陕助赈的热诚！”
至此，人们方才明白于右任这次造势操办儿子婚礼的用心，很是感动，有些人加款补礼，资助于右任赈灾。
1929年8月，五十一岁的于右任等不得足疾痊愈，返陕视察灾情，将募集到的款项赈济灾民。他在斗口于村住了几天，先往伯母房太夫人的坟头祭扫。关中饥民盗掘坟墓，寻找值钱的东西换取食物，房太夫人之墓，亦被挖掘。于右任为老夫人负土修坟，然后去龙洞渠北支渠查看。
泾渠沿着村西的墚修建，墚就是汉堤墚，一直向东北延伸，蜿蜒到三原县城西。墚是历代引泾渠淘出沙土堆积起来的，渠水数年间不曾流淌，渠岸和两旁的庄稼地里寸草不生。在斗口旁，于右任抓起一把黄土，泪流满面。赤土，满目赤土，这里早先遍地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啊！
告别家乡，回归上海后，于右任作诗《北归》：
卧病久蹉跎，归程计几何？
难携东海雨，苦执鲁阳戈。
人与山河老，诗真血泪多。
渭南还渭北，惆怅莫经过。
另有《斗口村扫墓杂诗》六首，其中二首如下：
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省故居。
犹记阿娘哭阿母，报儿今岁读何书。
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
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暮年。
1930年，于右任又筹到一笔赈款，购买小米一百多石，秋季他又一次回陕赈灾，开设粥场，救济灾民。此次返陕他留有诗作：
迟我遗黎有几何？天饕人虐两难过。
河声岳色都非昔，老人入关涕泪多。
此时杨虎城主政陕西，他亲迎于右任，陪其到各处视察赈济。除了赈灾，他们都清楚要从根本上解决渭北旱魃为虐的问题，关键是兴修水利。他们修渠的愿望迫切而强烈，冀望以泾水之利，换来郑白之沃。
关中大地在历经惨痛灾难之后，重修泾渠已是刻不容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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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榜■白描创作《天下第一渠》解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郑国渠”前世今生——历时两年跋山涉水，寻踪溯源采访百人，查阅数百册史志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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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