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桥乡棠树岭脱险

(接上篇《1948年夏天,季子华、孙超、梁桂华、胡运德先后牺牲了》)

1948年5月,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存种子壮大力量,分区指示我们化整为零,继续坚持斗争。我与白茅区委鲁峰同志,分区组织部副部长洪范同志8人分在一个小组,坚持在蕲北棠树岭一带活动,由鲁峰任组长。

鲁峰是河北省大名府人,北方革命大学学员,比我年长4、5岁,组织能力较强,关心同志,携带一长一短两件武器,我们其他人都是配的短枪。我们这个小组的据点虽然在棠树岭,但是活动范围大,几乎是半个白茅区。活动方式就是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形势,惩诫地主恶霸,不让他们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由于我们活动频繁,在大别山一片白色恐怖中,这里的贫协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参加过红色政权的骨干分子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捕杀,革命力量保存得比别的地方强。

后来敌人侦察到我们的活动方式,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再次集中兵力,合力围剿。采取的手段更狠毒,将老百姓全部赶下山。又在青石、桐梓、白水到向桥一带修起碉堡群,实行层层封锁,步步为营,妄图将我们困死、饿死,最后来个斩草除根。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只有不断地向山上撤退。

6月中旬,我们在王裕冲上游东沟(现称为洞沟)的一个山洞里隐蔽着。这个山洞其实是个突出的悬岩,悬岩下长着一人多高的芭茅,只有拨开芭茅慢慢朝里走,才发现芭茅里面藏着一间屋大小的洞。我们8个人住在里面,靠烧栗炭做饭吃。烧栗炭没有烟,不会暴露目标。悬岩下面有股泉水,能供我们饮用。几天后,带来的栗炭烧完了,米也吃完了,正当大家愁眉苦脸无计可施时,我把两个月前的经验说出来,大家又到处寻竹笋和毛栗,寻了一会很失望,因为长竹笋的季节过了,落在地上的毛栗也早已化成泥。只有嫩嫩的芭茅尖,透露出诱人的生机,我们折下嚼几口,感觉能吃,咽下去肚子好受些。这样互相勉励着,以芭茅尖充饥,维持了一两天。

在敌人驱赶下,山上多数群众赶到山下,只有一些孤寡老人死活不肯走。敌人白天将他们赶下山,晚上他们又摸回来。第二天敌人再上山,便把这些上山的群众抓起来拷打,说他们回来是给共匪送信的,问看见“匪”没有,快把“匪”交出来。群众一方面的确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尽管敌人用尽毒刑,他们都是反复回答“没看见”和“不晓得”两句话,让躲在洞中的我们透过芭茅林看到这一幕心如刀绞。

有天下午,太阳落山了,一位本地干部走出洞,到附近山上寻食物,恰巧被人看见。这个干部回来讲了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讲这个人可能是外地人路过这里。马上有人答,敌人封锁得那样严,哪来的过路人?鲁锋讲,洞口暴露了,不能住人,必须迅速转移。他说完后,大家紧张地行动起来,在夜色掩护下翻过棠树岭,来到安微与湖北交界的望江山。

望江山位置高,山上住着几户人家,也不知道他们是湖北黄梅人还是安徽宿松人。反正山高人稀,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况,山民们世世代代以种茶和采药为生,外人很少上来。我们到这儿后,拿出两块银元交给老乡,说买点吃的。老乡看到我们这副样子,深表同情,烧火做饭,让我们吃个饱。吃完饭后,大家歪倒在竹床和石头上睡觉。安排我和李生两人放哨。李生是分区教育科长,职务上他是领导,我是下级,但是在蕲北,他没我情况熟。半个月的接触中,他有不懂的问题总爱问我,我俩关系非常好。

下午三点多,我用望远镜看到从王裕冲上来一路敌人,到了东沟分成两路,向我们居住的石洞包抄过去。又过一会,洞口冒出浓烟。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李生,李生也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说,好险哇,如果昨晚未转移,这时准是一场恶战,说不准被敌人薰死在洞里。我俩把这个情况告诉同志们,大家用佩服的眼光瞧着鲁锋,说幸亏组长果断,才避开了敌人围剿这一劫。

敌人对我们封锁的时间一长,对老百姓的管制也放松些,允许老百姓回到山上住,只不过每天接受他们的讯问和检查。住在山下的敌人也经常上山搜查,都是空手而归。因为这时候不仅找不到共产党干部,连老百姓家里也没东西抢,因此上来的敌人有点懒洋洋,不愿再爬山,更不愿钻芭茅林。站在山坡喊一阵“快出来吧,我们看见了,不出来就放火烧死你们。”喊过后,朝密林处放几枪便撤走。这些情景被我们看到眼里,因此琢磨出敌人猖狂时间会越来越短。

我们活动在蕲、宿、黄三角地区,与敌人周旋着,时间久了,有的当地同志产生悲观情绪。在我们这个小组中,有6位南下干部,有两位当地干部。当地干部是我们发展的对象,以前没有受过挫折,认为参加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共产党马上要掌权。当白色恐怖到来时,他们在我们影响下还表现出很坚定,但是钻了几个月山洞后,渐渐沉默下来。这天我们在黄梅一个村子活动,发现来了敌人,大家说向蕲春唐家山撤。一位姓王的同志讲,不怕,我会说黄梅话,扮个当地人,看敌人耍些什么花招。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撤退时没注意,撤下来点人数,发现没有他,这才知道他真的与敌人玩起老鼠耍猫的游戏。事后我们得知情况,这位王同志的花招很快被敌人识破,将他抓到黄梅去领赏。敌人拷打他,他反复讲是棠树岭人,是到山上采药来的,被他们枪兵抓错了人。敌人找不到他通匪证据,只好扣他个蕲春人咬黄梅腔欺骗国军的罪名,将他扣住。直到黄梅县解放,我们才把他救出来。他出来时后悔当时玩笑开大了,让自己吃几个月的皮肉苦不说,还让同志们担了不少心。不过,他始终没暴露身份,没出卖同志。这个情况我们从敌人档案中得到证实,后来仍将他作为干部安排了工作。

1948年7月,全国形势越来越好,而围剿大别山的敌人丝毫没有放松。因为敌人这支部队属桂系,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他们与蒋介石闹磨擦,蒋介石的部队每打必败,白崇禧的部队就想打出威风来,和蒋介石讨价还价。所以在蒋家王朝摇摇欲坠时,桂系反而越打越厉害。这也是我们反围剿斗争越来越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在我们有人民支持,有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蕲北山区坚持半年后,不断取得隐蔽斗争的经验,敌人非但未达到斩草除根目的,还让我们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8月初,上级考虑到有利于隐蔽,不增加群众负担,指示蕲北山区的各小组还要继续分小。我们这个小组除我外,还有6人,分成3对,转移到唐家山等地活动。我继续留在棠树岭,住进老百姓家里。户主叫王迪安,50来岁,他有个儿子叫王海波,15岁,人相当机灵。王迪安的家在大坡,和他弟弟王迪和紧相邻,与村子隔有半里路。当时选在他家住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地形偏僻,适合隐蔽。二是王迪和是我们发展的一位红色群众,住在他哥哥家既不引起别人注意,又能得到他的掩护。有天下午,天下着朦朦细雨,王迪安在家打草要子,准备割中稻时捆谷把用。打草要子有技巧,左手握着尺把长的木棍旋转着,右手抓住稻草,旋转10来下便把散草扭成要子,还盘成一个弹簧状。我在一旁看了惊叹不已,也拿起一根木棍照着扭,可怎么也扭不出要子来,弄得站在一旁的王海波哈哈大笑。

“野猪来了,山上有东西的户快去赶野猪。”突然,后山传来喊声,隔壁王迪和从屋里跑出来,忙问后山上的人:“野猪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从凉亭方向来的。有好多。”山上的人回答着。

这是我们和当地群众对付敌人的办法,野猪指敌人,好多指的是一支部队,而不是指几个穿便衣的探子。王迪和马上进来问我,你们今天有没有部队从黄梅过来。我回答不可能,一方面我没得到情报,另一方面现在正是反围剿时期,部队都在外围活动,不可能这个时候到蕲北。“肯定是敌人,你们不要慌,继续打草要子,我到后沟去隐蔽。”经过几个月的锻炼,我也学会当机立断,对王迪安和王迪和兄弟讲完后,扛起一把锄头从后门溜出来,翻过大坡,来到后沟。后沟长满芭茅,中间一条小溪,我看敌人快过来了,想与其扮成庄稼人,不如躲起来。因为被人抓到,只要我开口讲话,就会听出我不是当地人,还会从我手上肩上摸不出茧子,识别出我不是庄稼人。想到这里,我就抱着锄头钻进芭茅林中躲起来。

敌人的狂吼声马上在我身边山头响起,有时甚至在头顶,我紧张得不敢喘大气。“兔子。”一个敌人尖叫着,其他敌人唿地去追,还有一个敌人嚷:“藏兔子地方就不能藏人,咱们进村去吧。”兔子将敌人引开了,我就变得安全了。但是防止敌人使计,我伏在草中一动不动,突然想起同志们经常说的四句话,蓝天是屋洞是房,树当蚊帐地当床,遍地落叶铺地毯,草根野果是干粮。这时我想再加四句:困了与蛇睡一起,累了雨水冲个凉,等到革命胜利后,美好日子万年长。想着想着,既不觉得怕,又不感到苦,甚至有点豪情满怀。

“席同志,席同志,你在哪里?”

是王迪和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见后从芭茅林中站起来,又被他跑过来按着肩膀蹲下去。王迪和讲,敌人虽然走了,但留下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说是收药的,在唐家山被敌人当共匪探子抓过来,后来有人证实他不是探子,这才将他俩放了。现在趁敌人撤走,他们想收点本地药材。那两个人说着就到各家各户去问有药材卖没有。瞧他俩东张西望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再说,真的是药材贩子,被敌人抓去没挨打就奇怪了,怎么还让他们留下钱来买药材?

得到王迪和送来的情报,我断定这两个不是好人,敌人没撤多远,保不准趁天黑时又杀个回马枪。棠树岭再也不能呆了。说完后,我把身上湿衣裳脱下来拧几把,抖散后又穿上,弓着腰跑到蕲、黄、宿三县交界处的娘娘庙。这个庙以前我来过,了解到大革命时期曾是当地苏维埃旧址,因而表示过敬意。方丈姓王,我与他见过几次面,我看见他经常接济穷人。当我遇到危险来到庙里,方丈见我这副样子吃了一惊,随即又镇定下来,吩咐徒弟把我带到后面换衣服带出来,丢过一把扫帚,冷冷地讲,还不快去扫地。我听懂了他话里有话,趁着人多,在庙前庙后忙开了。

我在庙里住了两天。

第三天上午,一个熟人进来朝我望了望,趁没人时塞给我一张纸,轻声讲:“区委送来的。”说完转身在庙里烧柱香就下了山。我藏好纸条,转身进了庙堂后面的住房,关好门,迫不及待地展开看,原来是区委同志写的,通知我迅速赶到桥上垸接受任务。

看到这张纸条,比读到久违的家书还激动,虽然只有短短一行字,此时胜过千言万语,我将它紧紧地贴在胸口,让它与我的血脉一起跳动,心头一阵狂喜:区委啊,我可找到了你!

得到指示,我在庙里一刻也呆不住,脱下法衣,向师傅深深地鞠一躬,转身往山下跑。在山下见到殷实同志。殷实指着身边一个大个子向我介绍:“这位是新任白茅区政委李青英同志,季子华政委牺牲后,上级派李青英同志来这里主持工作。”转身又介绍我:“这位就是席书文同志,区政府的秘书兼财政助理,一位在蕲北英勇作战的好同志。”殷实又讲四天前敌人扫荡王裕冲,洪范同志在东沟,鲁峰同志在嘴上垸都遭到敌人的包围,在群众帮助下,他俩都机智地脱险了。“现在是每一次战斗就给我们上了一次课,让群众的眼睛擦亮了,让我们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正如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再有两次战斗,我们一个个就会变成作战专家。是不是这样呀,小席同志。”这是李青英政委与我见面讲的第一句话。他那幽默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现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分区机关也迁回到张家榜,党组织的活动正在恢复之中,上级命令我们明天赶到张家榜田六湾开会。”看见我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李政委拍着我的肩膀通知说。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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