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桥乡棠树岭脱险
(接上篇《1948年夏天，季子华、孙超、梁桂华、胡运德先后牺牲了》)
1948年5月，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存种子壮大力量，分区指示我们化整为零，继续坚持斗争。我与白茅区委鲁峰同志，分区组织部副部长洪范同志8人分在一个小组，坚持在蕲北棠树岭一带活动，由鲁峰任组长。
鲁峰是河北省大名府人，北方革命大学学员，比我年长4、5岁，组织能力较强，关心同志，携带一长一短两件武器，我们其他人都是配的短枪。我们这个小组的据点虽然在棠树岭，但是活动范围大，几乎是半个白茅区。活动方式就是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形势，惩诫地主恶霸，不让他们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由于我们活动频繁，在大别山一片白色恐怖中，这里的贫协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参加过红色政权的骨干分子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捕杀，革命力量保存得比别的地方强。
后来敌人侦察到我们的活动方式，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再次集中兵力，合力围剿。采取的手段更狠毒，将老百姓全部赶下山。又在青石、桐梓、白水到向桥一带修起碉堡群，实行层层封锁，步步为营，妄图将我们困死、饿死，最后来个斩草除根。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只有不断地向山上撤退。
6月中旬，我们在王裕冲上游东沟（现称为洞沟）的一个山洞里隐蔽着。这个山洞其实是个突出的悬岩，悬岩下长着一人多高的芭茅，只有拨开芭茅慢慢朝里走，才发现芭茅里面藏着一间屋大小的洞。我们8个人住在里面，靠烧栗炭做饭吃。烧栗炭没有烟，不会暴露目标。悬岩下面有股泉水，能供我们饮用。几天后，带来的栗炭烧完了，米也吃完了，正当大家愁眉苦脸无计可施时，我把两个月前的经验说出来，大家又到处寻竹笋和毛栗，寻了一会很失望，因为长竹笋的季节过了，落在地上的毛栗也早已化成泥。只有嫩嫩的芭茅尖，透露出诱人的生机，我们折下嚼几口，感觉能吃，咽下去肚子好受些。这样互相勉励着，以芭茅尖充饥，维持了一两天。
在敌人驱赶下，山上多数群众赶到山下，只有一些孤寡老人死活不肯走。敌人白天将他们赶下山，晚上他们又摸回来。第二天敌人再上山，便把这些上山的群众抓起来拷打，说他们回来是给共匪送信的，问看见“匪”没有，快把“匪”交出来。群众一方面的确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尽管敌人用尽毒刑，他们都是反复回答“没看见”和“不晓得”两句话，让躲在洞中的我们透过芭茅林看到这一幕心如刀绞。
有天下午，太阳落山了，一位本地干部走出洞，到附近山上寻食物，恰巧被人看见。这个干部回来讲了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讲这个人可能是外地人路过这里。马上有人答，敌人封锁得那样严，哪来的过路人？鲁锋讲，洞口暴露了，不能住人，必须迅速转移。他说完后，大家紧张地行动起来，在夜色掩护下翻过棠树岭，来到安微与湖北交界的望江山。
望江山位置高，山上住着几户人家，也不知道他们是湖北黄梅人还是安徽宿松人。反正山高人稀，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况，山民们世世代代以种茶和采药为生，外人很少上来。我们到这儿后，拿出两块银元交给老乡，说买点吃的。老乡看到我们这副样子，深表同情，烧火做饭，让我们吃个饱。吃完饭后，大家歪倒在竹床和石头上睡觉。安排我和李生两人放哨。李生是分区教育科长，职务上他是领导，我是下级，但是在蕲北，他没我情况熟。半个月的接触中，他有不懂的问题总爱问我，我俩关系非常好。
下午三点多，我用望远镜看到从王裕冲上来一路敌人，到了东沟分成两路，向我们居住的石洞包抄过去。又过一会，洞口冒出浓烟。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李生，李生也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说，好险哇，如果昨晚未转移，这时准是一场恶战，说不准被敌人薰死在洞里。我俩把这个情况告诉同志们，大家用佩服的眼光瞧着鲁锋，说幸亏组长果断，才避开了敌人围剿这一劫。
敌人对我们封锁的时间一长，对老百姓的管制也放松些，允许老百姓回到山上住，只不过每天接受他们的讯问和检查。住在山下的敌人也经常上山搜查，都是空手而归。因为这时候不仅找不到共产党干部，连老百姓家里也没东西抢，因此上来的敌人有点懒洋洋，不愿再爬山，更不愿钻芭茅林。站在山坡喊一阵“快出来吧，我们看见了，不出来就放火烧死你们。”喊过后，朝密林处放几枪便撤走。这些情景被我们看到眼里，因此琢磨出敌人猖狂时间会越来越短。
我们活动在蕲、宿、黄三角地区，与敌人周旋着，时间久了，有的当地同志产生悲观情绪。在我们这个小组中，有6位南下干部，有两位当地干部。当地干部是我们发展的对象，以前没有受过挫折，认为参加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共产党马上要掌权。当白色恐怖到来时，他们在我们影响下还表现出很坚定，但是钻了几个月山洞后，渐渐沉默下来。这天我们在黄梅一个村子活动，发现来了敌人，大家说向蕲春唐家山撤。一位姓王的同志讲，不怕，我会说黄梅话，扮个当地人，看敌人耍些什么花招。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撤退时没注意，撤下来点人数，发现没有他，这才知道他真的与敌人玩起老鼠耍猫的游戏。事后我们得知情况，这位王同志的花招很快被敌人识破，将他抓到黄梅去领赏。敌人拷打他，他反复讲是棠树岭人，是到山上采药来的，被他们枪兵抓错了人。敌人找不到他通匪证据，只好扣他个蕲春人咬黄梅腔欺骗国军的罪名，将他扣住。直到黄梅县解放，我们才把他救出来。他出来时后悔当时玩笑开大了，让自己吃几个月的皮肉苦不说，还让同志们担了不少心。不过，他始终没暴露身份，没出卖同志。这个情况我们从敌人档案中得到证实，后来仍将他作为干部安排了工作。
1948年7月，全国形势越来越好，而围剿大别山的敌人丝毫没有放松。因为敌人这支部队属桂系，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他们与蒋介石闹磨擦，蒋介石的部队每打必败，白崇禧的部队就想打出威风来，和蒋介石讨价还价。所以在蒋家王朝摇摇欲坠时，桂系反而越打越厉害。这也是我们反围剿斗争越来越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在我们有人民支持，有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蕲北山区坚持半年后，不断取得隐蔽斗争的经验，敌人非但未达到斩草除根目的，还让我们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8月初，上级考虑到有利于隐蔽，不增加群众负担，指示蕲北山区的各小组还要继续分小。我们这个小组除我外，还有6人，分成3对，转移到唐家山等地活动。我继续留在棠树岭，住进老百姓家里。户主叫王迪安，50来岁，他有个儿子叫王海波，15岁，人相当机灵。王迪安的家在大坡，和他弟弟王迪和紧相邻，与村子隔有半里路。当时选在他家住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地形偏僻，适合隐蔽。二是王迪和是我们发展的一位红色群众，住在他哥哥家既不引起别人注意，又能得到他的掩护。有天下午，天下着朦朦细雨，王迪安在家打草要子，准备割中稻时捆谷把用。打草要子有技巧，左手握着尺把长的木棍旋转着，右手抓住稻草，旋转10来下便把散草扭成要子，还盘成一个弹簧状。我在一旁看了惊叹不已，也拿起一根木棍照着扭，可怎么也扭不出要子来，弄得站在一旁的王海波哈哈大笑。
“野猪来了，山上有东西的户快去赶野猪。”突然，后山传来喊声，隔壁王迪和从屋里跑出来，忙问后山上的人：“野猪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从凉亭方向来的。有好多。”山上的人回答着。
这是我们和当地群众对付敌人的办法，野猪指敌人，好多指的是一支部队，而不是指几个穿便衣的探子。王迪和马上进来问我，你们今天有没有部队从黄梅过来。我回答不可能，一方面我没得到情报，另一方面现在正是反围剿时期，部队都在外围活动，不可能这个时候到蕲北。“肯定是敌人，你们不要慌，继续打草要子，我到后沟去隐蔽。”经过几个月的锻炼，我也学会当机立断，对王迪安和王迪和兄弟讲完后，扛起一把锄头从后门溜出来，翻过大坡，来到后沟。后沟长满芭茅，中间一条小溪，我看敌人快过来了，想与其扮成庄稼人，不如躲起来。因为被人抓到，只要我开口讲话，就会听出我不是当地人，还会从我手上肩上摸不出茧子，识别出我不是庄稼人。想到这里，我就抱着锄头钻进芭茅林中躲起来。
敌人的狂吼声马上在我身边山头响起，有时甚至在头顶，我紧张得不敢喘大气。“兔子。”一个敌人尖叫着，其他敌人唿地去追，还有一个敌人嚷：“藏兔子地方就不能藏人，咱们进村去吧。”兔子将敌人引开了，我就变得安全了。但是防止敌人使计，我伏在草中一动不动，突然想起同志们经常说的四句话，蓝天是屋洞是房，树当蚊帐地当床，遍地落叶铺地毯，草根野果是干粮。这时我想再加四句：困了与蛇睡一起，累了雨水冲个凉，等到革命胜利后，美好日子万年长。想着想着，既不觉得怕，又不感到苦，甚至有点豪情满怀。
“席同志，席同志，你在哪里？”
是王迪和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见后从芭茅林中站起来，又被他跑过来按着肩膀蹲下去。王迪和讲，敌人虽然走了，但留下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说是收药的，在唐家山被敌人当共匪探子抓过来，后来有人证实他不是探子，这才将他俩放了。现在趁敌人撤走，他们想收点本地药材。那两个人说着就到各家各户去问有药材卖没有。瞧他俩东张西望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再说，真的是药材贩子，被敌人抓去没挨打就奇怪了，怎么还让他们留下钱来买药材？
得到王迪和送来的情报，我断定这两个不是好人，敌人没撤多远，保不准趁天黑时又杀个回马枪。棠树岭再也不能呆了。说完后，我把身上湿衣裳脱下来拧几把，抖散后又穿上，弓着腰跑到蕲、黄、宿三县交界处的娘娘庙。这个庙以前我来过，了解到大革命时期曾是当地苏维埃旧址，因而表示过敬意。方丈姓王，我与他见过几次面，我看见他经常接济穷人。当我遇到危险来到庙里，方丈见我这副样子吃了一惊，随即又镇定下来，吩咐徒弟把我带到后面换衣服带出来，丢过一把扫帚，冷冷地讲，还不快去扫地。我听懂了他话里有话，趁着人多，在庙前庙后忙开了。
我在庙里住了两天。
第三天上午，一个熟人进来朝我望了望，趁没人时塞给我一张纸，轻声讲：“区委送来的。”说完转身在庙里烧柱香就下了山。我藏好纸条，转身进了庙堂后面的住房，关好门，迫不及待地展开看，原来是区委同志写的，通知我迅速赶到桥上垸接受任务。
看到这张纸条，比读到久违的家书还激动，虽然只有短短一行字，此时胜过千言万语，我将它紧紧地贴在胸口，让它与我的血脉一起跳动，心头一阵狂喜：区委啊，我可找到了你！
得到指示，我在庙里一刻也呆不住，脱下法衣，向师傅深深地鞠一躬，转身往山下跑。在山下见到殷实同志。殷实指着身边一个大个子向我介绍：“这位是新任白茅区政委李青英同志，季子华政委牺牲后，上级派李青英同志来这里主持工作。”转身又介绍我：“这位就是席书文同志，区政府的秘书兼财政助理，一位在蕲北英勇作战的好同志。”殷实又讲四天前敌人扫荡王裕冲，洪范同志在东沟，鲁峰同志在嘴上垸都遭到敌人的包围，在群众帮助下，他俩都机智地脱险了。“现在是每一次战斗就给我们上了一次课，让群众的眼睛擦亮了，让我们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正如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再有两次战斗，我们一个个就会变成作战专家。是不是这样呀，小席同志。”这是李青英政委与我见面讲的第一句话。他那幽默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现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分区机关也迁回到张家榜，党组织的活动正在恢复之中，上级命令我们明天赶到张家榜田六湾开会。”看见我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李政委拍着我的肩膀通知说。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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