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周旋久，春光已经老透

文/ 江河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彭江河。

这周我们共读的是郁达夫的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

当文艺青年们春宴夜游纷纷想要抒发内心的畅快自足时，哪个不曾想到一句“春风沉醉的晚上”啊，也许是娄烨的，也许是郁达夫的。想着郁达夫的，那一刻ta的世界只留得下自我的沉醉，那一刻也只是对自我的告白。

“自我”是郁达夫的代名词，他的名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先声夺人，在以救亡图存式的功利文学观念为主流的社会格局下为“自我”留出了一片自耕地。郁达夫更是将表达自我作为一种疗愈方式，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春风沉醉”片段：

天气好像变了。几日来我那独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浊的空气，同蒸笼里的蒸气一样，蒸得人头昏欲晕。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的神经衰弱的重症，遇了这样的气候，就要使我变成半狂，所以我这几天来，到了晚上，等马路上人静了之后，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个人在马路上从狭隘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倒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到家里。

很显然，这是一个游荡者和漂泊者的形象，靠着夜晚的春风来疗愈自我衰弱的神经和体魄，一如《沉沦》中男主人公的敏感纤弱，在郁达夫“自叙传”的写作观念下，我们甚至可以把《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主人公的遭遇当作《沉沦》中的主人公留学回国以后的情景。

这个海归主人公在上海失业闲居了半年，无以生活唯有生存，让我们从衣食住行的角度来量化一下主人公的基础硬件配置：

衣：当铺不收的破棉袍子；

住：搬了三次，从“鸟笼似的自由的监房”搬到贫民窟的小房间，一墙之隔的舍友是烟厂女工，因为“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间的便宜几角小洋”；

食：（目测只有）面包（注：女工曾分香蕉给“我”吃）；

行：几乎可以说不“行”……刚开始整日闷在屋子里看着烛光发呆，后来夜游；

社交：“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们都不和我来往了”。

综上，主人公遭遇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因失业带来的贫穷和摆脱不掉的精神衰弱，以及因孤寂而滋生的自我封闭和自我麻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一如郁达夫的其他小说，注重情绪的剖白，而没有完整的情节，真正的是小说而不是故事。没有尽头的迷惘是青年主人公始终难以挣脱的深渊，有时头脑清醒，便翻译几首英法小诗和德国短篇小说，上海白日的春天没有他的位置，他兀自感慨道——

“大约春光也已经老透了罢”！

这时候，他黯淡无光的生活被隔壁舍友陈二妹拉了一把，通过三次浅浅的交流，“我”了解到二妹丧父不久，工作上遭遇着资本的欺侮和压榨，而本来值得同情的二妹却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提供物质上的分享，还真诚地劝诫“我”的行为。“我”孤立隔绝、自我封闭的生活因照进了这么一点点人性的微光而打开了一点点缝隙。

无论从文学自觉还是从启蒙成长的角度来说，我们都不能否认郁达夫这种通过动用感情力量来解剖自我的写作自觉，培育着个体心智成长和成熟的胚芽，我想这也是郁达夫的作品在当时很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谁的青春不矫情……），他的作品因为直率的感情剖白而给青年读者以成长的同步感，带来一股“我与我周旋”的阅读体验。

然而另一方面，书写自我的限度往往不易察觉。文学是虚构的艺术，而率真如郁达夫，他通过“自叙传”的方式一遍遍地书写自己的情绪，也许也是为了抵达、记录某种真实，毕竟，这是一个将日记都严肃地视为一种文体的作家。可坦率并不等于真实，反而自我封闭式的表达有很强的建构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完全和郁达夫本人契合，更重要的是，写作对作家也会产生实质性的干扰，当写作的虚构替代真实的生活，建构性的自我把真实的自我排除在外而不自知，自我的限度就成了一个问题了。（也许这也是我再读郁达夫时总感觉他和现实还是隔了一道墙的原因？）

也许郁达夫的自我封闭倾向从少年求学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11年，15岁的郁达夫不满教会学校索性退学回家自修，是才高气傲还是用书斋逃避生活？他的书斋生活依然可以借用《沉沦》中的片段略窥一二：

他回家之后，便镇日镇夜的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他父祖及他长兄所藏的书籍，就作了他的良师益友。他的日记上面，一天一天的记起诗来。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小说来；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作了一个多情的勇士，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把他故乡的风物，全编作了田园的清景；有兴的时候，他还把他自家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忧郁症的根苗，大概也就在这时候培养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