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刘保链作品

父亲和他的儿女们

刘保链(河南)

父亲去了,这一去竟是永远。虽然早就担心他很可能熬不过这个夏天,但还是没想到他会走的这么匆忙,连一句嘱咐的话也没有留下……

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因为前天父亲的精神状态还很好,还能叫出来看望他的邻居的名字,还能自己扇扇子……我和妻带着孩子乘车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被穿上了寿衣,并从后院卧室的床上挪到了前院堂屋的地上。他双眼上翻,嘴巴张开,一口接一口的提气。母亲大哭,三个姐姐和孩子们也放声大哭。他应该是听到了,我看到他的右腿一直在动,眼角也有泪水在不断地流下。凌晨零点刚过的时候,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闭上了嘴巴;他的脸色也随之变得很黄、很黄……父亲累了,他就去了。这一天,是2013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初七。

父亲病情的恶化,缘于半年前的一次意外。那是2013年的元月三日,我正在县医院探望一个病号,母亲托人打来电话,说父亲摔倒了。我急冲冲地赶回家,父亲已经被抬到了客厅的沙发上。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天气太冷,建议明天到医院检查一下。第二天,我和哥哥用轮椅把他送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转子间骨折。经过专家会诊,建议转院治疗。我们当即联系了洛阳正骨医院,连夜驱车前往。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说父亲的心率不齐,麻醉时怕出现意外,建议保守治疗。临出院的时候,正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告诉我们,对于像父亲这样的老年骨折病患者,褥疮要比骨折可怕的多,所以要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就这样,父亲在病床上开始了两个月的牵引治疗。妻子买来很多白棉布,我把它们洗净晒干,姐姐和母亲把它们缝制成一个个棉垫和尿布。表姐送来了很多一次性床单、手套,我买了很多卫生纸和护理床垫。白天更换三四次,夜里更换两三次。晴天的时候,洗净脱水后拿到楼下去晾晒;阴雨天气的时候,就在屋里用油汀烘干。因为准备的东西多,所以从没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尽管如此,四十多天后,褥疮还是出现了。随后的日子里,每天两三次的擦洗、换药,我用完了1000ml的碘伏,数不清的药面、纱布、棉签和胶带。

牵引支架去掉后,我把父亲从病床上抱起来,发现他的右腿已经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但无法行走。因为他的左腿血栓比较厉害,摔倒前就已经是软弱无力了。更要命的是,由于长期卧床,他脚后跟的部分肌肉已经坏死,身体机能也大不如前,连坐也坐不好了。为了帮助他恢复,我和母亲把他抬到沙发上或轮椅上,看一会儿电视后,再把他抬到床上。可怜的父亲,在床上翻身也已经很困难了。

身体机能下降的父亲开始容易感冒。因为不能翻身和大小便的缘故,褥疮开始加剧。先是臀部,再是大腿和背部,褥疮的感染又不断地引起体温上升,脚后跟也开始化脓。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药店买来几包感冒药,再配上一袋板蓝根或感冒颗粒,很快就退烧了。到后来,就需要打针才能退烧了。母亲担心父亲不能叶落归根,强烈要求我把他送回老家。

老家有两座院落。哥哥的在前,新建的平房,四间,外加厨房和门楼;我的在后,老式的瓦房,五间,厨房和大门都已经很破旧了,但主房还能住。哥哥把主房收拾了一下,接好水电。几个姐姐送来了米面油盐和冰箱。我给他们送来了奶粉、风扇、洗衣机。哥哥买来了电磁炉、煤气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有番茄、辣椒和豆角,也有韭菜、生菜、和黄瓜,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哥哥给父亲挂过吊针,打过小针,挤出了脚跟的脓水,剪除了坏死的腐肉。父亲这种情况,医生已经拒绝治疗了——尽管我家与医生家的私交很好。哥哥每天要清除父亲脚后跟的脓水,用针管往里面打生理盐水清洗,然后往里面撒大把大把的消毒药面,再用绷带缠住。尽管这样,也没有挽留住父亲离开我们远去的步伐。

父亲得病已经十多年了。刚开始是脑血栓、高血压和小脑萎缩,后来又增加了前列腺炎。虽然是多病缠身,但父亲的胃口很好,能吃饭,也能吃药,加上母亲的精心照料,这些年来的病情一直发展很慢。每天下班回来,总能看到母亲带着他在楼下的操场里漫步,或是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电视。偶尔忘记了带钥匙,正赶上母亲去买馍,他也能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到门口把门打开。每逢这一刻,我内心总是涌起无限的温暖。

父亲没有摔倒的时候,一两个月理一次发。我们会选择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用轮椅推着他,年幼的女儿坐在他腿上,母亲拿着拐杖跟着。遇到上下坡的时候,经常会有行人伸出手帮一把。风轻悄悄的,阳光温暖地洒在我们的身上,商店里传来一阵阵悦耳的歌声,和着大街上汽车马达的轰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和温馨。

父亲没有摔倒的时候,我每个月到医院抓一次药。先是到郭长河院长那里开药方,再是到收款室付款,最后到药房抓药。郭院长是中医院业务院长,驻马店市名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挤满了屋子。听大姐说,郭院长告诉他,谁家的儿女孝不孝顺,他最清楚——他治疗过的病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实在太多了。他对每一位患者都很热心,尤其是对父亲。每一次我来,他总是很快地过来询问父亲的病情,开出药方。医者仁术,功同良相。对于郭院长,我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无论在哪里见到他,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收款室的几个人,早已经很熟了,即使带的钱不够也没有问题。药房里的几个人更是熟悉,一边抓药,一边聊天,俨然是相识多年的好友。

父亲没有摔倒的时候,每年挂三四次吊针。伏天一次,冷天一次,年前一次。哪一段时间身体状况不好,再加一次。每次时间短的五六天,长的十来天。凑合着能走的时候,在医院里或诊所里挂;不能走的时候,在家里挂。十多年的时间,父亲的手上不知扎了多少针眼,嘴里不知喝下了多少碗中药,咽下了多少粒药丸。

父亲离开老家进城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父亲身体还行,还能和母亲一起种我们的四亩多地。嫂嫂比较强势,母亲的性格也比较要强,两个人在生活中难免会出现磕磕绊绊。终于有一天,婆媳关系出现了恶化,我一狠心把二老从老家接到了城里。

我是九八年参加的工作。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哥嫂已经和我们分家另过了。我上大学的费用已使家里经济捉襟见肘,找工作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我们三人把花生从林场的地里刨出来,洗净煮熟,我带到镇上和县城的市场里去卖。在市场里,我受到过好心小贩的帮助,也受过黑心摊主的欺侮。不能忘记的是,我受到了家在镇上和城里的两位表姐的帮助。还有,为了帮我跑工作,三姐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大姐和二姐那时家里也很穷,实在也没有力量帮助我。

上班后没有住处。我在表姐家里寄住了一个多月后搬到了第一个出租屋。房东姓胡,很厚道,是一位退伍军人;女主人很勤快,待人也很热诚。她的儿子和外甥女在我所在的学校就读,晚上回来,我就帮他们辅导一下功课。房东夫妇过意不去,就邀我在他家吃饭,而且缴房租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收。我再三坚持,女主人就用这笔钱买来毛线给我打了一件毛衣。随后我又陆陆续续搬了大概有十多次家:土产公司、白云观市场、马洪涛家、黄玉斌的单身宿舍、小笑家、后教楼四楼、实验楼一楼,前教楼二楼、武装部、尚庄和现在的操场家属楼。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搬家,都有一段让人醉心的往事。

上班后的第一个学期没有工资,每个月只有一二百元的量化奖金。因为是一个人,我常吃的食品是方便面。最艰难的时候,我曾经口袋里揣了五元钱坚持了一个星期。生病的时候,我咬牙强迫自己吃东西,因为不吃东西就没有体力坚持上班。过节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看商贩们忙碌的身影,听大街上喧闹的声音。

父亲刚进城的时候,身体还可以。我结婚后,借钱在城郊买了一处旧宅,有三间平房,一个小院,屋后是大片的荒地。母亲领着父亲开了很大一片荒,种上了瓜果蔬菜。刚进城的父亲,生活很不习惯。每天早、午饭后就一个人顺着环城路散步。晚上一家人吃饭看电视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他今天又碰到某某熟人了等等。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有一年,父亲的脑血栓病犯了,左手左腿无力,说话吐字不清,走路踉踉跄跄,坐也坐不稳了。在县公疗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后,父亲的病情稳定下来,但从此走路就离不开拐杖了,一日三餐后也离不开药物了。后来,父亲的病又犯过两三次,我们分别在县医院、驻马店市医院、漯河市医院治疗,虽然最终并无大碍,可是病情也没有太大的好转。最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上蔡县中医院的郭院长,父亲的病情从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刚拄拐杖时父亲可能还不大习惯,经常会忘记了把它放在哪里。他仍然保持饭后出去走走的习惯,只是出行的距离已大不如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有时会忘记了回家的路。为此,我们没少担惊受怕,到处找他。再后来,他外出活动的距离更短,而且有母亲一直陪同着他。直到我们从老院搬出来到一中操场家属楼,父亲的活动距离缩减到只能在操场里或大门口散散步了。所幸的是,父亲上下楼楼梯很是稳当。他拒绝我们搀扶,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拄着拐杖,一步一个台阶。走累的时候,就站在那里歇一会儿,歇过来再走。再到后来,由母亲拿着拐杖,他用双手抓着扶手上下楼梯。我们怕他摔着,多次劝他不要下楼,可是不管用,他依然按自己的想法来。

我家在家属楼住户层的一楼,整栋楼的三楼,下面还有两层是面朝大街的商铺。我们是三室两厅的户型,餐厅紧邻大街。父亲看电视看够了,就到餐厅里拉开窗户朝大街上眺望一会儿。我家门前有一个一米多宽的走道,站在那里,就可以看到操场里上课的情形。不想下去时,父亲就在走道里,倚着围墙站一会儿。那一次的摔倒,就是在那里。其实母亲就在他身旁,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下。或许是站的时间太久了,也可能是转身太仓促了,总之是实实在在地摔倒了地上。

没有摔倒之前,父亲一刻也不愿意闲着。或许是小脑萎缩的缘故,只要回到家里,他就会把电视打开。不想看的时候,直接就走,也不管电视、风扇还在开着。而且开门之后,从不关上。有几次,夜里,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起来一看,电视、风扇开着,窗户、大门也开着,父亲呢,在外面站着。父亲经常白天睡觉,而且是边看电视边睡。你把电视一关,他会马上睁开眼睛,慢慢地坐起来,站起来。如果你再把电视打开,他会看上几眼,然后接着睡。父亲看电视不分频道,打开是什么就看什么,广告、幼儿节目也看,不知道痴呆的父亲是否真的在看。

痴呆的父亲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对母亲说他想谁谁了,或是说谁谁怎么不来看他。可是当姐姐、哥哥带着她们的孩子来到时,说不了几句话他就拄着拐杖出去了。他有时也会同母亲说想回家,也是说过了很快就忘记了。每当听到我们要回老家时,他会拄着拐杖走到门口,然后回过头来看我们收拾礼物,像一个迫不及待的孩子。我们就会笑他。回到老家还没多久,他又会嚷嚷着要走。我们笑着问他要去哪里?他就说进城。父亲的思维应该是处于一个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抑或是半清醒半糊涂的状态。他经常会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说的多半是他生病以前的人和事。母亲有时接着他的话题聊两句,有时候干脆说,说他干啥,也不来看你。而此时父亲的注意力,似乎又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父亲晚上睡的早,早上起的也早。每天天一亮,他不刷牙、不洗脸、不上厕所,连扣子也没扣好就朝门外走。等回来的时候,很多次是尿湿了裤子或者屙了裤子。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母亲总是拦着他,让他先上厕所。可是奇怪的很,他每次都说不想上,而且即使硬上了厕所,他也解不下来什么。等到一出去,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有时刚下完楼梯,有时甚至根本没下楼梯,他就需要解手了。这样的情况不知发生了多少回。母亲气的大哭,而他则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等着我们收拾。

父亲的前列腺炎到后来也相当地严重。有时一天不解一次小便,有时半夜里起来了,解不出来,刚躺下,又起来。白天也是,解一次小便,要去好几趟厕所。他对自己小便的感觉可能已经模糊了,每次都是不等解完,就匆匆提上了裤子,所以他的裤裆经常是湿着的。我们说了好多次,都不管用,后来干脆不说,只是给他勤换勤洗。挂吊针的时候,提前给他穿上纸尿裤,半天一换。大便好一些,就是太快。从产生便意到解出来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走的慢了就屙在了裤裆里,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他肠胃功能不好的时候。

他们房间的衣柜里,大多是父亲的衣服——因为父亲需要换洗的次数实在太多。夏天的衣服,主要由母亲来洗,夏天单衣多,好洗。冬天的衣服,主要由我来洗,冬天棉衣多,母亲洗不动。经常晾晒的衣服太多,邻居有时还会有些意见,因为我们共用一个露天的阳台。

父亲摔倒之前有一个怪癖。在阳台或走道里需要小便的时候,就站到排水孔前就地解决。其实从阳台和走道走到家里的厕所也就十来步的距离。我们多次吵他,都不起作用。有几次父亲正要小便,发现我们来了,赶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屋里走,让人又可气又可笑。由于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父亲一出来,母亲赶紧跟着,怕他再做出荒唐的事来。

父亲摔倒之后也有一个怪癖,那就是大便之后抓起来扔出去。这样的事发生在牵引支架去掉之后,因为之前他躺在那里根本无法转身。有时他也会告诉我们他屙了,抓屎都是发生在跟前没人的时候。我们在客厅里或别的卧室里,就能听见大便扔出来砸到墙上或门上的声音。跑过去的时候,墙上、被子上都有。我们一边大声制止他,一边端来热水擦洗,更换被罩。我们多次告诉他,大便之后要喊人,不要抓。他也会点头,可过后依然如故。

父亲摔倒之前,吃饭也有一个怪癖,只吃干饭不喝稀饭。给他一个馒头,他几口就能吃完,再给还吃,也不管有没有菜。因为他的左手不太灵便,母亲一般是把馍掰开,夹上菜递给他。喝稀饭就难了,递一次喝一口。一碗稀饭,至少要喝十来分钟。茶更是不喝,除非吃药的时候,也只是抿着嘴喝一小点。我们大声告诉他,医生说多喝茶有好处。他一边点头,一边端起碗来喝一口,然后又放下来不喝了。再劝,他就扭转头,看着别处了。

父亲摔倒之后,饮食状态就每况愈下了。刚开始还能吃一两个小包子,后来就只能吃一些面片或面条;一个饺子,要分开才能吃;馒头或蛋糕,要掰开泡进稀饭碗里。再后来,就只能吃一点很稀的面条或是喝一点奶粉了。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刚进城的时候,有时抽烟抽得吃不下饭。第一次发病后,医生建议他戒烟。他不在我们面前抽,吃完饭就出去。发现这个秘密后,母亲就经常搜他的口袋,但他自己有钱,就在外面买。母亲无奈就控制了他的经济,他急的很了,就在地上捡长一点的烟头。我们只好改变了策略,给他买好一点的香烟,限制他每天抽烟的数量。可是根本就限制不住,他把烟往口袋里一装,想抽多少抽多少。而且,他是见烟就装,见打火机也装。最多的时候,他口袋里能装三、四盒烟。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去年,虽然最近几年他已经不怎么抽烟了。打火的习惯还在,家里时不时的听到啪、啪、啪的打火机的声音。临去世前几天,哥哥在他面前点燃了一只烟,他伸出手去要,还抽了几口,我们都看着他笑起来。三姐笑着说,咱爸不碍事,不但会抽烟,还会弹烟灰。

父亲年轻的时候能吃肥肉,听人讲他那时一人能吃两碗红烧肉。这应该是真的,因为他进城后看到红烧肉就想吃,而且无论是发病前后。看着他那么馋,我有时也不顾医生的告诫让他吃一点。父亲不吃鸡肉,我们就买鱼。怕卡着他,母亲就把鱼刺择净。

父亲年轻的时候也能喝酒,我经常听父亲的朋友讲起父亲当年的海量。农村的规矩,无论婚丧嫁娶还是过满月,都要大摆宴席。尤其是定亲、待客或新媳妇过门三天后回娘家,主客双方的办事的就开始比拼,互不相让,以把对方喝倒的人多为荣。父亲那时能喝一斤多白酒,划拳划的又好,经常把对方喝的找不到陪客的。此外,逢年过节也喝,亲友来往也喝。我有一个远房的舅舅,曾在华陂镇卫生院当过院长,特别有酒瘾,隔三岔五的就来和父亲喝酒。边喝边聊,聊的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话题。我们姊妹几个就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笑。父亲也有喝醉的时候。他喝醉了不出酒,就坐在椅子上喝开水、吃萝卜或甘蔗。醉的厉害的时候,啥也吃不下去,坐也坐不住,东倒西歪的,样子很难受,也很狼狈。但我从来没见过他醉酒的时候耍酒疯,更不会借着酒劲打人、骂人,总是一觉过后就啥事也没有了。我现在的酒量比不过当年的父亲,相同点是喝醉了就回家,回到家就睡觉,睡醒了就没事了;不同点是,我醉酒时容易出酒,喝不进去的时候,当时就可以吐出来。这种情况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不怎么伤胃;坏处是丢人,当场丢人。

父亲当时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那个时代有文化的人少,在外面闯荡过见过世面的人更少。父亲读过私塾,上过高小,也闯荡过新疆。所以无论亲戚邻居有了红事白事或是分家的事,都爱叫上他。谁家孩子当兵了,谁家外地有亲戚,写信都先寄给他,回信也是由他执笔完成。我另一远房舅舅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假期回来,都愿意找他聊天。生产队里分地有他,过年写春联有他,乡里面开人大会也有他。

父亲还是一个不错的木匠。家里的很多农具像犁、耙、架子车都是出自他手,这些东西到现在还很结实,仍在使用。至于椅子、凳子、方桌,更是小菜一碟。外婆的棺材也是他亲手打制——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父亲还做过一个手钻,用来锔缸、锔盆、锔碗。我很欣赏这个发明。家里的自行车、架子车坏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来修,包括轮胎。父亲干活的时候,我和哥哥喜欢在旁边看。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斧子头掉了,正好落到了我脚上。至今,我的右脚脚面还留下一个疤痕。

父亲还是一名出色的球员。在那个年代,方圆三五十里的篮球爱好者基本上都认识他。当时,我们村、杜关寨和赵集村同属一个村委。赵集有一所高中,父亲是副校长。每逢周日或假期,他就带领篮球队参加各种邀请赛。那个年代的人们,虽然生活贫穷,但精神世界却相当富有。虽然吃不饱肚子,体育运动却开展的热火朝天。靠着出色的球技和务实的作风,父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赵集高中在当时很有名气,离我家大概有二三里地的路程。我那时候还小,不到上学的年龄,每天跟着父亲去学校。印象最深的是要路过供销社对面马路边的一顶白色的帐篷。帐篷里有一口滚滚的油锅,旁边有一块案板,上面整齐地码着很多只肥大的油条,焦黄焦黄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摊主姓褚,个子不高,肚子很大,戴一顶竹帽,只盖着脑袋中间的部分,大家都叫他褚短脖。每逢走过这里,我什么话都不说,拉着父亲的手,眼睛瞅着肥肥的油条。这时候,褚先生就会面带微笑,麻利地抓上一根,飞快地递到我的手中,然后挥挥手说赶快走吧。小时候,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回。至今想来,仍然是一段美美的回忆。

父亲种地治家也是一把好手。相同的地亩,我们家打的粮食往往要多一些。那时候我家八口人,十来亩地,好年景时一季能打一万多斤粮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年麦季,赶上连阴雨,来不及打场,持续了有近一个月,小麦在垛上都生了芽。那时候还没有四轮车、小手扶拖拉机,只靠牛马拉套碾场。那时每家只有一头牛,两家合到一起拉滚碾场,轮流使用。这还算好的,有的人家连一头牛也没有,只能等别人家空闲的时间借过来用。那一年,我们家的牛累的眼睛红肿,吃不下下草料,把父亲心疼的要掉下泪来。后来,父亲狠狠心又买了一头小毛驴,这使得窘迫的境况大为改观。再后来,又买了小手扶拖拉机,麦季就从一个月缩短到一星期了。我们家养过一头母牛,每年产一只牛犊,每只牛犊能卖一千多元。那时候人民币还很值钱,最大的面额才十元。哪像现在,人民币飞速贬值,恨不得把废纸也印成一千元一张的。一头猪能卖几千块,一只鸡卖一百多块,连个鸡蛋也敢要一块多。

父亲差点成为一个泥水匠,还差点把几个姐姐培养出师。那时候建砖木结构的瓦房,都是自己打土坯、撛瓦,然后烧制。父亲带着母亲和几个姐姐,在农闲季节长年累月地辛劳。拉土,拉沙、打水,和泥、整理场地,打坯、撛瓦,晾晒,搭垛。最怕下暴雨、连阴雨,弄不好几天的劳动成果就毁于一旦。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天天都有事做,母亲和几个姐姐也没有闲空。阴雨天父亲修理工具,母亲则带着姐姐做针线活。就这样,一连烧了三窑砖瓦,除了建起五间瓦房外,还剩下七八千砖头。听母亲讲,那时三姐才十五六岁,干的活轻一些,大姐和二姐几乎就像一个成年人在干。现在大姐提起来当年的辛劳,还每每会红了眼角。她跟我讲,有一次拉砖,三姐牵牛,她驾辕。遇到一个上坡,怕上不去,打的有点狠,牛惊了,一口气跑了一里多地。姊妹俩就跟着跑,楞是没撒手。后来姐姐说,她们一是怕牛丢了,二是怕架子车坏了,三是舍不得辛辛苦苦打出来的砖头,就是没想到自身的危险。

父亲虽然没把姐姐们培养成泥水匠,却教会了她们干庄稼活的本领。割麦、装车、搭垛、摊场、翻场、起场、扬场、拉耧、点播、施肥、锄地、剔苗、打药、摘棉花、纺线、织布……只要是女孩子能干的,样样精通。性格活泼开朗三姐甚至还差点学会了开拖拉机碾场。装麦车,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会装的,装的既多又牢,还美观。不会装的,搁不了几杈就装不上了,难看不说,还容易掉麦子。我和哥哥最后都学会了装麦车,但与姐姐们的技术相比,就差的远了。听母亲讲,有一次,三个姐姐装麦车。装的很大,捆的很牢,却忘记了她们的力气很小。上下坡的时候,控制不住车把,翻倒在了路边小沟里。等父亲叫来很多人,把车子拉过来时,麦车依然很美观,照样能拉着走。这件事在我们村一时传为美谈。

父亲对孩子很严厉也很温和。从我记事时起,大姐就不上学了,后来学过几天裁剪,家里人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她做的;逢过年的时候,亲戚邻居的也做。二姐不上学的时候,我刚有一点朦胧的记忆。父亲拿着绳子打她,也没有把她撵回学校。那时候家里的饭菜,主要是她做的。二姐最爱听收音机,大姐、三姐都抢不过她。什么时间什么频道有什么节目,她总是一清二楚。我当时觉得特别神奇,也特别奇怪:电台不归她管啊,怎么这么听她的?三姐上到了五年级,我还到过她们的教室,听她们齐读峻青的《第一场雪》。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就万籁俱寂,只听得雪花簌簌地不断往下落,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偶尔咯吱一声响。三姐不想去上学时的情景我没有留下记忆,据说也是挨了一顿打。大姐、二姐出嫁后,做饭的任务就落到了她身上。我至今还记得,每到冬天,三姐的一双手都是红肿的,甚至溃烂。所以我就主动帮她烧火。三姐喜欢听戏,也喜欢唱戏。我小时候会唱的很多选段都是从她哪里学来的。三姐的嗓门很高,唱戏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动情之时,声泪俱下。《白蛇传》、《大祭桩》、《考红》、《穆桂英挂帅》、《三哭殿》、《南阳关》、《打金枝》、《秦雪梅吊孝》、《秦香莲》、《陈三两爬堂》等等,都有她喜欢唱的选段。哥哥和二姐一样五音不全,无论是唱戏还是唱歌,老是跑调。用三姐的话说,跟狗叫一样。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家里人也娇惯他,他自己也娇惯他自己。喊他帮忙,一叫一白瞪眼。喊的紧了,干脆开溜。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比我大两岁,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班里了。五年级毕业,我考上了初中,他去上。可他连一年级也没有上完,就跟村里的人外出学手艺去了。哥哥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充分展现了一个父亲的柔情。不要说零花钱,光饭票就买了三个地方的:学生伙,老师伙还有乡政府食堂伙。可是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只有一个伙——学生伙。父亲摔伤后在家牵引的时候,有一次和我爱人聊天,说他最疼的人是他大儿子。说哥哥从小身体弱,也不犟嘴;说我从小身体壮,说话伤饬人。

父亲对亲戚邻居总是有求必应。乡邻来借粮,拿着口袋随便灌,不上秤,也不问什么时候还。我家买了小手扶和灌溉工具后,经常有亲戚邻居来借,父亲总是一个字:中!哥哥在家的时候,开着车帮人打场、犁地、灌溉。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帮人打场、灌溉。我那时还是一名学生,不会犁地。种完玉米,正好是暑假。每遇到旱天,我就每天顶着星星出来,戴着月亮回家。实在困得急了,就用草帽蒙着头,在水井旁眯一会儿。巡回浇地的时候,我在小手扶的驾驶座位上睡过,在架子车的车厢里睡过,也在荒郊野外的坟头上睡过。

我开车的技术,是在哥哥外出学艺之后学会的。刚开始的时候,也经历过危险。我家的场面紧邻公路,中间有一条沟。因为挖土垫路,路口两边的沟很陡很深。场面的地势很低,公路的路基很高,通过时就有很大的危险。手扶拖拉机的头部重,尾部轻。上坡的时候无论是主动轮还是转向轮都能使上劲,所以安全。下坡的时候,一头扎下去,转向轮几乎悬空,很难控制方向,所以很危险。我那次就差点翻进沟里。我多次见过小手扶翻车,大多是在路口,由高向低转弯的时候。幸运的话,车翻进去,人没事;倒霉的话就很难说了。我把事情讲给哥哥听,他告诉我,下坡的时候,要转大弯,先把车领直,它自己就下去了。我一试果然如此,从此再也不怕下坡转弯了。

我架井灌溉的本事,也是哥哥不在家的时候学会的。我家买的第一台灌溉工具是一种高速运转的小机器,这是一款政府惠农工程,数量有限。它的机器和水泵是连在一个共同的底座上的,使用起来很方便,但就是吸程太低、扬程也不远。旱情严重的时候,水位下降,它就抽不出水了。第二台灌溉工具是武安泵,它吸程深,扬程远,可是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它需要提前固定好,还要灌饮水,用完后拔泵也很费力,需要三个人配合。我们开车来到井边,把水泵从车上搬下来,架到井上。接着把小手扶开到与武安泵同在一条线上,保持适当的距离,再去掉三角带,然后用一根长长的皮带把二者连接起来。再打水把武安泵灌满,然后摇开机器,井水就哗哗哗地喷涌而出。一开始我只是在旁边打个下手,看着看着也就学会了。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小手扶上的机器怎么也和武安泵弄不到一条线上,而且距离也不好把握。往往是弄好了这头,忘记了那头。从来到井边到水泵出水,得一个多钟头。后来熟练了,把车往前一停,根本不用怎么调整,无论是角度还距离都恰到好处。出水也就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再到后来,由于长期灌溉,水位下降,武安泵也抽不出水来,就用潜水泵。这时候用不着长皮带了,只需用三角带把发电机和机器连起来就行了。现在灌溉就更简单了,田间地头水井密布,拉一根电线接上潜水泵就能出水。浇水也是,最初是一大群人,抬着水管搬过来搬过去,弄脏衣服不说,还容易损坏水管,踩坏庄稼。后来只需要一个人,既浇的好,不弄脏衣服,还不耽误把蜕下来是水管卷好,送到地头。方法是在出水管的尽头接一个短管,五、六米或七、八米长,浇一截,蜕一截。浇水人只是换换接头,稍作调整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是闲看流水。遇到主管道太长的时候,预备一个十多米或二十多米的水管,把它换下来,再接上短管。

为了抗旱,父亲曾经拿出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家有一块地,附近只有一口水井,而且距离较远,抢井的又多。父亲曾在地中间钻了一口压井,一家人轮流压水,还叫来了亲戚帮忙。可是由于天气太热,田地太旱,压出的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那一口水井,上面架了两三部机器,日日夜夜都不闲着。看着火烧火燎的庄稼,父亲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借来了一部机器,从遥远的水井里把水抽到我家地头的沟里,再用我们家的机器抽出来,送到地里。那一次灌溉,整整忙碌了一夜,就连我这样的小孩子也一夜没有合眼。因为抢井,淳朴厚道的庄稼人也强悍了起来。谁家的设备落后,谁家的就先抽不出水。所以每逢干旱季节,家家户户争相更新设备,就如同二战前夕的军备竞赛。

父亲活的很累,他既是民师,又种庄稼,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平日里按时上下班,看不出有多辛苦。赶上农忙季节,学校还没放假,而地里的庄稼又急等收割或灌溉,就只能一个人顶两个用了。别人放工的时候,他刚下班,匆匆地吃一点东西,就往地里走;别人吃完饭上工的时候,他又得匆匆地赶往学校了。每逢这种时候,他就会忙的连胡须也顾不上刮,衣服也来不及换。父亲辛苦,母亲和几个姐姐也辛苦。本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们也只能顶上去。我和哥哥的年龄还小,也帮不上什么忙。等我们兄弟渐渐大了,几个姐姐也出嫁了。哥哥的身体瘦弱,力量有限;我虽然强壮,但一直在上学。父亲和母亲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等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的力量就在逐年下降。这一点,从他搬运粮食口袋时就可以看得出来。或许,从那个时候起,病魔就已经悄悄潜入了他的身体,只是没有公然发难罢了。

父亲有时还是很细心的。我家自留地里种了各种蔬菜,一年四季不断绿色。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就往菜地里跑,因为哪里有各种各样的瓜果。那里还种过四五棵桃树。麦黄时节,硕果累累。亲友和关系较好的乡邻就会闻风而来。我们自己吃不完,很乐意大伙与我们分享。问起种果树的原因,父亲这样解释,说看到别人家种了,不能让孩子们看着眼馋。

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就安排我和哥哥割草。每天午饭后,先跳进池塘里洗澡,再打一会儿扑克,等天凉快一点了,我们就成群结队地下地了。那时后不打除草剂,庄稼地里的草全靠动手清除。玉米地里、棉花地里、黄豆地里,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夏秋季节,正是牛马劳作最为辛苦的时候。精疲力竭的牲畜一看见青草,就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张口就吃。

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抱了一个铁盒子也刚好到家。问他那是什么,说是收音机。打开后就听到里面传出好听的声音。我们姐弟几个兴奋地围着父亲,看他小心翼翼地选台,调整方向。那一天,家里的气氛比过年还欢快。几个姐姐最喜欢的是听戏,我和哥哥最喜欢的是中午十二点半的小说连播。《神州擂》《岳飞传》《杨家将》《三侠五义》《人生》《平凡的世界》,都给童年的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父亲平时不做饭,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下厨房。我喜欢吃他蒸的米饭,也喜欢吃他炸的油条。过腊八节或阳历年的时候,父亲会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一顿米饭。吃米饭,一定会有肉臊子,美美地一拌,吃得肚皮鼓鼓的,直打饱嗝。过年的时候,父亲一般是先再炸油条、再炸鸡肉、鱼肉。头几根油条不许吃,要供奉天地和祖先。接下来就可以敞开肚皮狂轰滥炸了。过完油,父亲就会趁着油锅,做一顿菠菜鱼头豆腐细粉汤。吃饱了油条、鸡肉和鱼肉,喝一碗香辣可口的菜汤,甭提有多美了。

……

现在,父亲已经永远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替他抓药,送他理发,再也没有机会喂他吃饭,陪他说话了。只有他滴滴汗水浇灌的土地、历尽艰辛建造的房屋,一凿一斧打制的家具,还在诉说着曾经的一切。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这真是人世间莫大的悲哀。父亲去了,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却把沉痛的思念留给了活着的人。或许,这并不是父亲的本意。他只是心疼我们,不想再给我们拖累。或许,父亲确实是累了,想歇一歇。

2013年7月27日于上蔡

作者简介刘保链,男,汉族,1974年10月生人,河南上蔡人,大学本科学历,上蔡县第一初级中学语文教师。偶写小文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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