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党那边儿(1)

“妈，我出去玩一会儿。”

“上哪儿玩儿去？”

“老党那边儿。”

小的时候，这样的一问一答经常在我和母亲之间出现。说去老党那边儿玩儿，大人一般来说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就在家属大院里，不管地域怎么广大，毕竟还是有围墙围着的，而且地形地势我们也都玩得滚瓜烂熟了；武斗的枪炮一般是影响不到那里的。

老党，是一个姓党的孤老头子，很瘦，在我的印象中也很严厉，总是处在一种“轰赶”着什么的状态，庄稼和果树上的鸟儿、菜地里的野兔子、到他那边儿去玩的孩子们，他都要轰赶。为什么要轰赶孩子们呢，其实和他要轰赶鸟儿们的原因是一致的，无非是因为他要保护他的菜，要保护他的庄稼，他的果树（苹果、核桃、梨、李子、黑枣、柿子、沙果）、他的中药、他的猪、他的鸡、他的羊、他的家兔子和野兔子、他的黄鼠狼、他的刺猬、他的蛇、他的大苇子坑（大水坑）里的苇子。总之，所有当时家属大院里的几百亩植物茂密的荒地都是归他管的，他爱护着那里面的每一种动物和植物（不分他自己养的还是野生的），一天到晚都在各处巡视（他有一杠长长的火枪）。

一般来说我们都在野生动植物的范围内玩儿，不涉足他自己的领地。他自己的领地是他的大院子，他的大院子里有一条威武的大狗，据说当年连狼也惧怕它几分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狼，但是墙上那些已经开始脱落的用白灰画的一个又一个像绳子套的圈儿据说就是当年赶狼、吓狼的时候用的。

他自己有一个大大的院子，现在想来可能有几亩地。那里面有他一溜排开的五六间低矮的平房，房子虽然多但是里面却十分拥挤，除了他自己盘的一个大土炕以外，就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了：缺胳膊少腿的小车，成团的铁丝，往年收获的中药、棉花，从施工的工地上捡回来的木头，满满荡荡的，一般人进去几乎是没有下脚的地方的。那种阴暗和潮湿的感觉很让人不舒服，总觉着角落里有蛇或者蝎子之类的东西在觊觎着进来的每一个人，当然老党是除外的。

他的大院子有猪圈，有羊栏，有一个又一个的柴禾垛，除了多种多样的果树之外还有一片普通的林子。尽管占地面积很大，但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空地的，所有能种东西的地方他都要种上粮食、蔬菜或者珍贵一些的中药。

老党那边儿草木葱茏，野生小动物繁多，如果说鲁迅小的时候有百草园，那我们小的时候就拥有老党那边儿的草原。孩子们去玩的时候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可以做：跟着刺猥在草丛里走，看它到底吃什么；在地上找那种刚刚顶开一个小洞的口子，挖出里面的蝉（是蝉的前身，知了猴儿）；远远地用土块把大马蜂的窝砸了，然后撒腿就跑；偶尔看见一条蛇，就大家一起找东西砸，砸得那蛇飞快地消失在草丛里再也没有了踪影拉倒。

春天的中午还可以在地里逮金虫回家喂鸡，夏天的晚上自然是逮蝉了，那东西既可以喂鸡也可以人吃。有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就是在那一片林子和野地里游逛，或者捉迷藏，就能消磨掉半天甚至是一天时间，连中午饭都不回家吃了。不回家吃饭，或者是玩疯了，又叫又笑彻底把回家的事情忘了，或者是吃点这个果子吃点那个果子，把肚子吃得一点也不饿了，自然回家不回家也就无所谓了。当然，等晚上回家以后，还是有所谓的。

尽管那个时候的斗争和会议特别多，时不时地还要游行，大人们还要经常地闹点革命化的礼拜日、革命化的春节什么的，但是孩子一跑出去一天也不是每家大人都能容忍的，所以回家以后就经常被申斥。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了七个小时，回家以后母亲声嘶力竭地给我算着时间，所以我后来玩的时候就很少“放任自流”了。

小孩们的游戏尽管快乐，但是毕竟是活动能力有限，老党对我们实际上并不大管，他管的主要是那些大孩子，那些已经不上学而成天在社会上混的半大小子们。他们在老党那边儿做的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件是照相，那个年代照相还是很新鲜的事情，一般只有照相馆才能照，可他们居然找来了一架照相机；一个叫红旗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到了一身很像是国民党军服的服装，又是黄带子，又是大檐帽。他们也知道光凭这身衣服就可以把他们送交革委会，于是就跑到老党那边儿的林子里去，戴上帽子、穿上上衣——只有上衣，下面还是自己原来穿的裤衩儿——握着手，好象是两个大军伐刚刚见面的样子，笑嘻嘻地互相凝视着，拿姿做态地照起相来。那照相机也是竖着取景的大120相机，一卷只有12张照片。几个人都照了军伐像以后，红旗说：“剩的卷不多了，给我来几张带色的。”说着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是一种让人记忆尤深的坏笑。

其时正是大夏天的中午，穿上那么厚的军服显然也是很热，他就敞开怀，露出里面的什么也没穿的光膀子，琢磨着他那“带色的”的照片。我们躲在远远的灌木丛后面，小心地望着他们。一会儿，只见红旗敞着怀，把帽子弄歪，开始追另一个人，追上以后就扒那人的裤衩儿，那人反抗，红旗就叫起来：“你他妈的懂什么，这叫演戏，光着你的屁股，又看不见你的脑袋！”那人显然是怕红旗的，就不敢再躲了，于是就被红旗把裤衩给拽了下去，不大情愿地在那儿撅着，红旗指挥拿照相机的说：“去，到树后面去，照我的上半身和他的下半身，别显出他是男的来！”然后红旗就嘻皮笑脸地按着那人的屁股，扭着身子，找照相机的镜头，底下还一挺一挺的--------我们躲在远远的地方，尽管知道那是一种很流氓的动作，但是具体怎么就“有了色”还是有点莫名其妙。

一个小伙伴说：“我知道，照片上的人一光屁股，照片就有色了！”我感觉还是有点莫名其妙。就在这时候，只听一声喊：“干什么呢？”

天啊，是老党！我们撒腿就跑，那几个家伙也四散而去，只听老党的声音在一瞬间就变得空无一人了的林子里吼着：“他妈的，从小就不学好！我非找你爹去不行！”

照相是一种文明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到了那些家伙手里以后首先想的就是当时正为所有主流话语所批判的军伐和流氓形象呢？人们原始本能的真实和话语上的虚伪文明的距离，怎么会这么远呢？嘴上崇尚的和心里想做的就应该经常是这样大相径庭的吗？这样的疑问自然是后来的总结，当时只是疑惑着何以照片里的人的服装的变化就能使照片有色或者没色呢？

红旗在社会上越混名声越大，周围几个大院的孩子们对他都惧怕三分，我们院里的孩子挨了欺负，只要红旗肯出面，一般都能摆平。随着他在孩子们中的地位的增高，他的行为也就越来越出格，和后来他干的那些事相比，照相那件事就完全是小儿科了。后来他在老党那边儿做的一件事，已经与当时的社会气氛完全吻合了，是对大人的“正当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