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刺激计划三十年了，只起到抑制作用
序言
《纽约时报》乐观地报道说：“日本批准了 1.1 万亿美元新鲜的刺激计划，以应对大流行病带来的痛苦。”据《纽约时报》的详细报道，日本“创纪录的 117 万亿日圆（1.0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由第二份额外预算提供了部分资金，此前日本于上月推出了 117 万亿日圆（1.09 万亿美元）一揽子刺激计划。根据新方案，日本对抗疫情影响的总支出达到 234 万亿日圆（合 2.18 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今年的）一揽子计划使预算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 160 万亿日圆，新发行债券占年度预算收入的 56.3%，这增加了人们对未来发行更多债券以抵消税收收入下降的担忧。”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刺激”，《纽约时报》洋洋洒洒地写道。消息非常令人振奋！它肯定会起作用！？
但为什么这些措施会多少有助于“对抗”那种“疫情影响”或“刺激”日本经济呢？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说到“经济”时，难道不是指产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或至少是指真实的 GDP 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赤字支出是如何创造财富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中的“新鲜”一词，最好解释成“最新”，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在各种危机之间，日本实际上早采取过数十种所谓的“刺激”计划——不仅包括巨额赤字支出，还包括降息、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中央银行将公共债务货币化），甚至直接购买私人债务和股本证券。这些计划中没有一个被证明能改善日本的经济金融表现。事实上，经历了一连串支出的大幅增加，它的表现反而趋于拙劣。
日本的经济金融表现在 1989-1991 年达到顶峰。此后，除了周期性经济复苏之外，由于公共财政恶化，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经济巅峰和随后“失去的几十年”，原因值得回味。20 世纪 80 年代末，日本银行在主要经济学家的建议下，将这十年解释为仅仅是个人造“泡沫”，并开始通过惩罚性加息来“戳破”它。日本央行逆转了收益率曲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衰退的信号，因为它使信贷中介 (“短借长贷”) 无利可图。
在日本中央银行主持的收益率曲线反转之后，日本的真实 GDP 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9.4% 降至 1989 年的 4%；到 1993 年，国内生产总值处于萎缩之中。工业生产也在减速，从 1988 年的 7.4% 下降到 1989 年的 3.5%，1991 年到 1993 年又下降了 13%。如今，日本工业生产指数仍比 1991 年的峰值低 12%。日经指数也在日本央行政策冲击下暴跌，从 1989 年底到 1992 年中期下跌了 60%。2009 年的指数低点比 1989 年的峰值低 80%；如今，该指数仍比 1989 年峰值低 46%。
有人可能会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央行确实“成功地”完成了打击日本经济金融人造表现的任务；从那时起，日本政策制定者就忠实地听从了保罗·克鲁格曼等凯恩斯主义者的建议，实施了数十项“刺激计划”；实际上，他们试图人为地重振日本经济，不是通过放松管制，不是通过降低税率或抑制政府增长，而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共赤字支出。
图一显示了 1990 年后日本公共财政的巨大转变。在 1990 年之前的 15 年里，公共支出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密切相关；新债发行有限，甚至在 1982 年至 1990 年期间有所下降。然而，从那以后，主要由于税率的提高和经济停滞，支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税收的增长。赤字支出和新债发行受到青睐——真正的凯恩斯主义处方。
几十年的长期赤字开支提高了日本的公共杠杆（债务占 GDP 的比率）。图二显示，目前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为 235%，之前是 2010 年的 175%、2000 年的 125%、1990 年的 64% 和 1980 年的 50%，这一数字逐年升高。日本央行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提高了政策利率，以打击“虚假”繁荣，此后又大幅降低了利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利率一直低于 1%，这似乎不是为了“刺激”经济（或放贷），而是为了使财政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借贷。日本央行一直是政治依赖型的，主要服务于日本的赤字支出者。
当然人们可能会预料，这种长达数十年的巨额赤字支出，最终会“刺激”日本的经济或股市。但通常情况下是凯恩斯主义者（和一些货币主义者）会对此有所期待。相比之下，萨伊经济学的拥护者不会有这种期待；事实上，他们早预测计说，公共支出和借贷的大幅增长更有可能阻碍繁荣。
表一对比了日本在过去 30 年“失去的十年”（1990-2020 年）和之前 30 年强劲增长（1960-1990 年）的表现。1990 年以来的 30 年里，公共债务以每年 5.8% 的速度增长，公共杠杆以每年 4.2% 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真实 GDP 年增长率仅为 1.0%。截至目前，日经指数已累计下跌 1.7%。工业生产也萎缩了。日本的经济“刺激计划”不过尔尔。凯恩斯主义不仅没有用处，而且带来很多害处。然而，这个处方失败得越厉害，其拥护者就越坚持更大力度的赤字开支。
1990 年之前的 30 年里，也就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日本在财政纪律严明的情况下实现了强劲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表一表明，日本的公共债务和公共杠杆年均仅增长 2.6% 和 2.0%。而真实 GDP 年增长 6.4%，工业产值年增长 7.2%，日经指数年增长 12.2％，以上每一项指标，在 1990 年以前的表现，都要胜过在 1990 年以后的表现。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人们对日本压倒性的繁荣产生了悲剧性的怀疑，以及后来采取的所谓“刺激”计划，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起到反作用（实际是抑制性）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支出和货币发行创造了财富或购买力。不是这样的。我们获得真正的商品和服务唯一手段源自于财富创造——生产。在易物交易的情况下，任何人来到市场，都要提供东西，否则就别指望买到东西。货币经济不会改变这一关键原则。我们花费的必须来自收入，而收入本身必须来自生产。萨伊定律告诉我们，只有供给才构成需求；我们必须先有生产，然后才有需求、花费或消费。需求不仅仅是花钱的欲望，而是欲望加上购买力。
‘经济刺激’的信徒还声称，与大多数私营部门支出不同，政府支出会对总产出产生神奇的“乘数”效应。他们吹嘘政府有更大的‘消费倾向’。但消费是生产的反面。福利国家当然在消费和重新分配财富。这些国家把财富分摊成几个部分。但数学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包括财富——可以通过分摊来翻倍。如今经济学家们想象的所谓‘乘数’，实际上是除数。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原理。
要了解为什么‘经济刺激’实际反而是抑制性的，参考一下基础知识。公共货币和公共债务的创造并不是财富的创造；它们不是食物、衣服、住所、能源之类的东西。即使私人产生的货币和债务，虽然它们反映了贸易和漫长生产链条的需求，代表、增进和流通了财富，但它们本身也不是财富。与此同时，政府借走了储蓄，意味着生产性企业无法取得这些储蓄，而当政府创造的法定货币超出了货币持有者的需求时，货币就会失去购买力，从而推高生活成本。这些都不是通向繁荣的道路。”
一项错误公共政策应该被抛弃而不是效仿。可悲的是（悲剧性的是），美国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在效仿日本的做法，时间相隔 10 年左右。这里有人所说的“非正统”财政货币政策，首先就是在日本“常态化”的。两国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着差异，包括人口统计学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规律（或公共财政法则）就失效了。美国和日本都是负担不起其政策代价的老福利国家；尽管如此，他们的政客如果不坚持挥霍无度，似乎就无法在选举中获胜。日本的历史预示着模仿者可能会出现的结果：长期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