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拍摄《荒山泪》：“程先生这么胖这么大！怎么拍？！”
1955年底，《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前后期摄制工作全部结束。我如释重负，又由于早已得到电影局领导同志对我结束电影导演职务的许诺，而感到格外的轻松愉快。
在文化部审查通过完成拷贝的当晚，我回家睡了一宿好觉，但第二天一早接到当时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厂长兼北京电影制片厂代厂长钱筱璋同志来的电话，说有要紧事要我立即到厂里去一下。我匆匆赶到制片厂的厂长室，筱璋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找你来接受任务，再拍一部电影……”
我没等他说完就急了，站起来说：“我不能再做导演了，领导上也早同意了……”筱璋说：“这部戏的任务你不能推，任务是总理交下来的，导演也是总理指定的。”这下子把我镇住了，总理交代的是什么任务呢？筱璋说：“让你拍一部程砚秋的戏。”这使我吃了一惊！我说：“程先生这么胖这么大！怎么拍？！”筱璋说：“任务是头一天晚上在一个宴会上，总理叫我过去亲自交代的。当时我也提出了程的体型问题，但是总理说，可以选择比程更高大的演员，做大布景和大道具，电影是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的……”这就使我想到一年前和总理的那次谈话，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吴祖光拍摄程砚秋《荒山泪》
筱璋还传达了总理的一些具体意见，关照程的影片不要像梅的拍法，不需要拍过多的节目；只拍一部戏，但要做一些丰富和充实；要求在一部戏里，发挥程在唱、念、做方面尽可能的全部专长……总理是这样细致地安排任务的，我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了程砚秋先生，在这之前我没有去过程家。西城报子胡同的程家是一个有三重院落的大四合宅院，程先生的客厅里字画满墙，图书盈架，充溢着书香墨气。程先生本人能写一手清秀挺拔的欧柳体楷字，谈吐文雅而坦率，言谈之间就能感到他的文化修养。当代的京剧名演员，无论是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至周信芳、马连良这些先生们都是一样的温文尔雅，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
和程先生一提到拍摄电影，程便抱怨自己的体型，接着就谈起任务是总理交下来的，当时程就表示了畏难情绪，但总理对程进行了说服和鼓励，告诉程，关于体型问题，将由电影的技术专长来加以克服……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意外和感动，这样的国家总理应是前无古人。
程砚秋影片《荒山泪》
经与程先生反复磋商，商定了拍摄他的代表作之一，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剧目《荒山泪》。原编剧为金仲荪与程先生本人，由于剧本比较简单，而给了我们加工、充实、修改的余地。
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了艺术委员会，研究了剧本的内容与结构，讨论中发言最为热烈的是已故的崔嵬同志，对一场准备改写的戏，他激动得离席而起，边说边做，马上深入到剧情里去了。修改方案拟定之后，征得程先生的同意，由我执笔改写。程先生嘱咐我，要我在写唱词时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希望我多写长短句。他对我说：“你怎么写，我怎么唱；你写什么，我唱什么；你的唱词越别致，我的唱腔也就越别致。”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程先生的许诺，证明了程砚秋先生不但是一个卓越的歌唱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作曲家。由于时间急迫，我改写的剧本只用了不足半月功夫，是写好一场送一场，他立即进行编腔度曲，剧本改写完毕的第二天，他的唱腔也编完了，已经和乐队一起合乐演唱了；而且确实如他所保证的，我写的唱词他未做一字更动。砚秋先生天资卓异、功力非凡，真是无人可及，他的做法，当时是使我吃惊的。
程砚秋影片《荒山泪》
程先生的排戏方式在我看来也十分新奇。他家里房子多，人口少，有很多空空的大房间，但他却选定了一间很狭小的餐厅做他排戏练唱的场所。他把餐桌移到屋角，把个六七人的小乐队挤坐在另一角，屋子也就只剩下两张餐桌大小的空地了。程先生就在这片小天地里连唱带做，包括主演角色的张慧珠的全部身段。他是剧中主要演员，又兼导演、作曲和乐队指挥，一记锣，一下鼓，都由他一人主持调度。他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走出了全剧的身段地电位，在几天之后的一场舞台彩排的演出中，我的惊讶便转为叹服。程先生载歌载舞，他在台上表现出来扣人心弦的悲愁怨苦，全是从那个小小角落里的“原地踏步”放大出来的。
这场彩排是1956年3月20日，地点在北影演员剧团礼堂，那一晚程砚秋先生的表演精彩绝伦，声容并茂，可惜的是这场演出的观众大都是北影厂的职工家属，文艺界人士几无人到场，只是很偶然地我请了阎宝航，孙维世和金山同志，他们三位是那场演出仅有的来宾，而现在宝航、维世和砚秋先生都作古人了。
虽然在这之前程先生便已多次表示决定退休，结束他的舞台生涯，然而凡是看过这一场演出的人都被他的独具一格、富有艺术魅力、荡气回肠的程腔，以及他的特别富有表现能力、千姿百态的水袖功夫，脸上的悲楚感人的深刻表情，变化多端的优美身段所征服了。大家都认为程先生在舞台上的生命力正处在充沛饱满的阶段，他的表演艺术也正处于炉火纯青的时刻，人们都劝他不要就此终止他的舞台生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场演出、以及电影拍摄的两年之后的1958年，先生一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无论就性格、作风和工作方法说来，程先生和梅兰芳先生都是截然不同。梅先生谦虚好问，大度能容，而程先生则是一言九鼎，乾纲独断，事无大小他都要过问，都是迅速作出决定，很少犹疑不决、反复商量的情况。但是这两位大师的成就却又同样都达到了京剧旦角艺术的顶峰，可见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也是一种规律。
梅兰芳与程砚秋
程先生的性格还有另外的一面：在和程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在小饭馆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烈性的粗大的雪茄烟，有一次我试着吸了一口，呛得我喘不过气来；他还喝度数很浓的烈性白酒，而且酒量极大，饮必豪饮。
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都是坏嗓子的，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这当然是狡辩，也是由于他打算谢绝舞台的缘故，他却也就是这么任性而固执的。这种说法也显然不科学，一个演员怎能这样不爱护自己的嗓子呢?终于在录音开始后，他的声音发毛、不圆润，我向他提出，在录音工作的这一个星期里不要抽烟饮酒，他接受了我的要求。
程砚秋在大约四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以他独具风格的卓越的程派唱腔闻名于世。他的成就有他天赋的因素，但他的勤奋是更大的决定因素。作为歌唱家，程并不具有那种最响亮的歌喉，他的声音偏于低暗，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条件，创出了独具风格的程腔。他的唱腔宛转柔韧，以凄楚幽怨见胜。唱到感情最深浓的时候，歌声细似游丝而不绝如缕，是他最见功力的地方。唱到这里的时候，满堂听众真是屏息以待，只觉得这一线歌声似乎发自幽谷，却又百转千回升入云霄，然后一落千丈直下深潭涧底。就这样从弹拨着观众的心弦，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几十年来，程腔风靡大江南北，直到如今还有所谓“程迷”，对程腔的喜爱几乎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这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独具的光荣。
关于程氏体型的问题，这是程本人晚年最大的苦恼，虽然我在1954年曾经向总理讲了一通“想当然”的道理，那时我完全不能想到这一艰巨的任务会落到我自己的头上。待到我接受了任务执行导演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自己主观臆测和客观现实是何等的不相符合！
在演员的选择方面：第一，根据一般的习惯或规律，一个主要演员都有一套自己的班底，程先生自然也有自己的班底，都是几十年合作的老伙伴，极少可能在此之外去选择演员。第二，即使能由我在更大的范围内自己选择演员，也选不出比程更为胖大的演员了。程的体型之魁伟在京剧演员当中很可能是首屈一指的，选择一台像这么大个子的演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由于这出戏也不尽是独角戏，很多场面都有多人同台，因此把布景和道具做大亦全无意义。看过程晚年在舞台演出的观众，都曾见到，在程出场之始，定会引起观众的哄笑，觉得这个演员个子太大。但是只要他扮演的角色一开口，不管是说是唱，观众马上就会安静下来。接着，观众就逐渐被征服了，被吸引进入戏剧规定的情景中去了。程先生用以征服观众的武器，就是他卓越的表演艺术，这时候观众全被程的魔术般的喜怒哀乐的表演所倾倒。
程的表演艺术的精华，不仅止于唱腔一方面。他的身段和水袖功夫都是京剧艺术的瑰宝。据程对我讲，他的水袖动作有二百多种，我在这方面是外行，就不多说了。至于《荒山泪》一剧中的舞蹈身段，表现亦十分丰富。剧中最后一场入山的全身旋转的大圆场的动作完全是一场大芭蕾舞，令人惊叹。
《荒山泪》从前期录音至拍摄完成，工作十分顺利。这与程先生豪爽泼辣的作风有很大关系，在他的剧团里，程当机立断，令出如山。终影片之完成，没有发生过任何属于剧团方面的障碍，始终严格遵守电影厂的制度，没有迟到误事的情况。我们整个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喜欢程砚秋先生。
身体非常健壮的程砚秋先生在拍完《荒山泪》之后两年的1958年，出人意料地不幸病逝。那时我远戎北荒，不在北京，闻此噩耗十分悲痛，想到他一代名家，总算生前还留下这一部代表之作《荒山泪》，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他的声容丰采，真乃不幸中之大幸。这也不由得使我又一次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对这部影片的细心安排：在任务下达之后，总理又关照中国京剧院必须大力协助，把过去和程先生合作过的乐队人员、现在已经参加国家剧团和调离他处的程所需要的乐师都重新集中起来，给予一切便利条件，服从影片拍摄的要求。
程砚秋之《荒山泪》
从1957年春天，中央文化部召开过一次全国电影工作者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大家正在欢聚，听说周总理即将来到这里和我们见面，接着就见总理笑容满面地从大门走了进来。出乎我意外的是总理穿过众多的与会者朝着我们这一张桌子走过来了，并在我对面坐下来。总理高兴地对我说：“昨天我看了一部好电影。”我说：“什么好电影呢？”总理说：“我看了《荒山泪》，戏改编得不错，比以前饱满丰富得多，程砚秋的表演得到了全面的发挥。由于又发挥了电影镜头的作用，使观众看到了在剧场里看不到的角度……这部片子应当宣传一下，你应当写文章，好好介绍给观众。”
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在程先生和他的剧团以及摄制组全体同志的团结合作下完成了总理交给的任务，并且受到总理的表扬，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原来即使不是总理叫我写文章，我也该是要写文章的。但是由于不久之后开始了一个“反右运动”，我竟没有可能写这篇文章了。
事隔二十三年之后，一场全民族的十年浩劫过去，像噩梦惊醒一般，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在1979年2月，应《人民戏剧》编辑部的要求，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周公遗爱程派千秋》，记录了拍摄《荒山泪》的始末。而现在这篇从业十年的回忆片段则是这一事件的重述。当时我就此写了一首小诗也录在下面：好事说来有万千，周公遗爱在人间；伤时一曲《荒山泪》，立雪程门代代传。
（《掌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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