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专家赵现海：在14世纪全球化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明朝是一个寿命较长的王朝。其建立之时正处于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之际，但耐人寻味的是，它未利用强大的国力，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而是重回亚洲，建立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在天地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十字路口的明朝》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赵现海，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开始瓦解，拉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1368年，在东亚大陆上，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
就明朝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明史专家赵现海认为，明朝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明朝已不再仅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冲刷这个古老的文明，虽然明人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在整体上开始影响、冲击这个传统的帝国。”
不过，与其他三种文明相比，孤处东亚的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这就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令人扼腕叹息。对此，赵现海表示，孤处东亚的明朝在国家动员上呈现出“有限动员”的保守特征。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明朝在政权规模上，并未像其标榜的'驱逐胡虏’，而是努力接管元朝旧有的广阔疆域和多种族群，开展复合政权的建设；另一方面，在政权宗旨上，明朝努力'恢复中华’。虽然掌握着当时世界上强大的陆军、水军力量，但放弃了蒙古帝国的世界取向，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回复起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
此外，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在其他三种文明采取国家支持对外贸易与扩张的方式不同，明朝还放弃了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和商税政策，而恢复传统的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长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在赵现海看来，虽然漫长海岸沿线的民众长期开展走私贸易，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促成中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并最终在隆庆年间推动国家开放'海禁’，实现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但“国家一直没有积极主动地借助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推动政权的整体改造和近代转型。表现在经济上，便是明朝官方一直坚持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并没有追随商人的脚步，甚至国家财政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冲击下入不敷出，最终崩溃。”
因此，我们便看到了明朝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民间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经济领先和文化辉煌，众多的历史新因素不断产生；另一方面确实国家虽然也在吸收早期全球化带来的白银货币、军事技术乃至思想观念，但政权体制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惯性，不为新思潮所撼动。赵现海认为，明朝的这一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近代浪潮中的命运。“但是如果置身于历史中，我们也会发现明朝的这种选择，其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这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在《十字路口的明朝》中，赵现海通过对明朝17个重要大事件，并审视明王朝的“性格”，提出了“内敛性”这一概念，以此解读全球化视野下的明朝“大历史”。其中，“洪武立国”和“最后的丞相”，讲述了大明王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是如何塑造明朝内敛的性格，继而决定了明朝的历史命运；“永乐盛世”“郑和下西洋”“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明长城的修建”“南倭北虏”，则讲述了在内敛性的影响下，明朝逐渐走向封闭，郑和航海无果而终，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修筑长城和无止境的边防战争；接下来，通过“内阁崛起”“宦官干政”“夺门之变的真相”“'大礼议’中的君臣角力”“明末'三大案’”，内敛的大明王朝将精力和视线全部投入内在，在无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消耗自身；与此同时，“王阳明与马丁·路德”“万历'怠政’”“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也进一步揭示了，明朝内部虽然出现了新时代的因素，但由于自身内敛性的限制，最终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与近代世界擦肩而过；最终，“明末大瘟疫”和“明亡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内敛性是贯穿明朝衰亡的重要因素。
至于明朝为何会呈现出内敛性，赵现海总结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朱元璋缺乏安全感，导致其十分保守的政治心理；还有保存而非发展的政权、全面收束的疆域政策以及守旧和民间开放的经济等等。
赵现海还根据学界研究成果，从地缘政治、全球化视角下，看待明朝大历史，并将明朝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下，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横向对比，加深了对明朝的认识。比如我们熟知的长城。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那么，明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
《十字路口的明朝》中写道：“明朝从开国伊始，便不断修筑长城。洪武时期，明朝为防御北元的反扑，沿太行山、管涔山、恒山的连绵山脉，构建关隘防御体系，形成了近边防御体系。为控制蒙古南下的主要通道，明朝又分别在大宁卫、山海关修筑了数百余里长的墙垣，在开平卫建立起烽堠通信体系；在东胜诸卫以东，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向西南至山西老牛湾村，修筑了约三百里的墙垣。永乐时期，朱棣一方面在蒙古高原'五征三犁’，另一方面对武将们的军事能力十分担忧，于是在宣府、大同修筑了边墙。正统时期，明朝为防御兀良哈三卫南下，沿辽河套地区南缘，混杂大量木栅，修筑了很长的边墙。以上长城的修筑，虽然规模不小，但影响基本限于本地，未对其他地区和后世的长城修筑产生示范意义。而成化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不仅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潮流，而且成为后世关于长城是否应该修筑的争论焦点，是'明长城时代’的重要节点。”
明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的影响之下，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长城修筑之后，直接在中国北方划分了一道疆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赵现海认为，长城其实是明朝衰亡的一个缩影。“长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北方族群骑兵的进攻，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相对安宁；但长期的修建又耗费了中原王朝的大量财政收入，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并形塑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长城修筑之后，北方族群南下的难度加大，促使其更多地向西方进军，通过中亚、西亚进入欧洲地区，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责任编辑：董小玥 审核：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