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塑我编辑观（2）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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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塑我编辑观（2）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王德有
解读编辑深层内涵
《哲学》卷如期发稿，在我心中十分重要，因为这是一种许诺，也是一种象征。
说它是许诺，是因为编辑组与社长签了协议，其中清清楚楚写着，1986年2月28日发稿。协议是什么，那是军令状。如果你是一个将军，误了令期是要杀头的，因为它关系着全军的胜败；我是一个编辑，误了令期也是应该杀头的，因为它关系着投资的多少、人员的调配、市场的好坏、单位的兴衰。当然，人头是不会落地的，但“合格编辑”的头衔是应该削去的。也许别人不会从自己头上摘去它，可是自己却会羞于挂齿，久于饮恨。
说它是象征，是因为《哲学》编辑组用它来衡量自己是不是真正进入了编辑角色。在4年的编辑实践中，《哲学》编辑组逐渐产生了一种理念，认为编辑工作不应该只是一种劳作，而应该还是一种艺术。劳作只是编辑工作的表层形态，艺术才是编辑工作的深层内涵。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行为主体对客体本质特征的体悟、提炼、形象再造和对行为过程的审美感受。编辑就是编辑行为的主体。如果编辑对编辑工作的本质特征有了比较深刻的体悟，经过大脑的思索，能把它准确地提炼出来，用得体的形式将它设计出来，在实践中巧加实施，编辑的过程就会和谐、顺畅，编辑的成果就会内涵丰富、立久传长，编辑主体也就会在行为过程中得到审美享受。《哲学》编辑组是这样理解编辑工作的，也是用这样的理念来衡量自己工作的，认为做到了这一点，才算进入了编辑角色。我们是否进入了角色？尚需编辑过程和编辑成果来检验。编辑成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了，而编辑过程却是眼下能够看到的。４年的编辑过程，虽然非常辛苦，但却比较和谐，比较顺畅，基本上按着预期轨道平稳行进；最后的发稿能否预期，是检验我们是否进入角色的最后一环，你说能不在意吗！
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艺术，这种理念价值何在？现在总结起来，除了顺利推动《哲学》卷编辑工作、保证《哲学》卷内在质量之外，还有三种意义：
其一，它为我们标示了编辑工作的高度，确立了编辑工作的标准。促使我们进入艺术工作状态，努力体悟编辑工作规律，注重提高编辑工作技法。使我们在提升编辑工作层次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在编辑方面的修养和编辑方面的素质。
其二，它使我们感觉到了编辑肩上责任，明确了行为主体地位。促使我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努力开拓，致力创新，注重策划，注重设计，跳出为人做嫁衣的消极心态，把编辑工作当做自己的事业去奋斗。
其三，它使我们体会到了编辑工作的乐趣，透过枯燥乏味的琐事，看到了文化创新的蕴义。帮助我们提高了审美情趣，化辛苦为甘甜，化疲劳为动力。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总是提醒我们：“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编辑工作确实复杂，它的对象，不仅涉及作品、作者、读者、编者及其相互关系，还涉及这些关系的运行和变化；编辑工作确是艺术，想要做好，不仅仅需要学问，需要功底，需要责任，需要劳苦，还十分讲究体悟，讲究设计，讲究技法，讲究审美。注重编辑工作的艺术性，往往会化难为易；忽视编辑工作的艺术性，往往会转易为难。《哲学》编辑组切身体验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编辑实践中总是努力构筑这种行为艺术。不仅在全局筹划时注重于此，而且在处理编务时也注重于此。
把全局筹划作为一种编辑艺术去做，和通过全局筹划实现文化再度创新，二者是同一编辑实践的两个侧面，在此不再重述。下面只涉《哲学》编辑组遇到的几件具体事情。
在《哲学》卷的作者队伍中，中国哲学史分支学科最庞大，60多人，在《哲学》卷全体编撰人员大会上是个大组，组长是张岱年。在分配撰写稿件的时候，有过种种议论，由谁来写孔子，多所争议，最后委托给了金景芳。
金先生年逾八十，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老教授，学问高深，享有盛誉，长期从事孔子研究，多有独见；撰写孔子，要说高人，非他莫属。为什么多有争议？问题出在“独见”上。按《哲学》卷的体例，介绍知识以公认为主，有价值的其他见解可以罗列，却须一笔带过。金先生写孔子，学问上没问题，文笔上没问题，怕就怕反客为主，将自己的独见作为主要内容写进去。张先生作为分支学科主编、大组组长，对此并非不担心，要不他也不会在大组的总结会上说出下面这段话来：“写百科全书的稿件，要以学界公认为主，不能写成郭老（郭沫若）的孔子，不能写成我张岱年的孔子，也不能写成您金老的孔子，而要写成学界共认的孔子。这一点还需您金老十分注意！也请各位作者多多注意！”要论年龄，金老最长，可他却谦虚有加，频频点头。张先生讲完后，金先生承诺说：“明白！明白！体例我已读过，请张先生放心就是。”大家听后，也就释然，可稿件交来，却根本相反。这篇稿子，完全是金先生的一家之言。而且为了站得住脚，多所论证，引经据典，是一篇正正规规的学术论文，距离百科体例太远太远。
问题比较复杂。退给金先生修改吧？不是不行，附上张先生的一封信，面子金先生总是会给的。但改来的稿子会怎样？不是难说，而是肯定不行。你想想，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他的观点，久已凝铸，你让他不要写自己的观点，而要写“错误”的观点，且要署上他的名字，流传百年，对一个学者来说，那有多难。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侮。让他拿自己的观点做交易，那还不如杀了他。让别人修改吧？也有难处，署上金先生的名字，可完全改了作者的观点，那是侵犯著作权。要说退稿，那还可以，这也是大势所趋，但谁去开这个口?那可是全国著名的大学者，八十多岁了，给他添堵，谁愿充当这个角色！在编写组集体审稿会上，十几个人，坐在那里没了辙。
我是出版社的，约稿退稿原本应是出版社的工作，所以我说：“稿件的质量是第一位的，先请编写组的老师修改。改后怎么办？由我来负责。”编写组的老师们和我特别好，他们为我担心，说：“金先生的脾气可是大得很，你还是小心点为好！”我说：“大不了他骂我一顿，解解气就会过去的。”
虽说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但是我也不想挨骂。不想挨骂就得想个变通的办法。稿件改好了，是由社科院的李曦和马振铎老师合改的，我让他们署上金先生的名字，由我发给了金先生。不过稿后附了我的一封长长的信。
首先我向金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为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花费心血。之后对金先生的稿子做了评价，说这是一篇很有创见、很有水平、很有价值、开孔学一代研究新风的好文章。再后就文章中的几处论述谈了感受，觉得它们另辟新径，别开洞天，引发思考，大有建树。
信的内容到此为止。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作为一篇个人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评价并不为过。要说技巧，也用了一点点，那就是一字未提文章的缺点，紧跟着评价之后只有几句话：出于百科体例的需要，我们请编写组做了一些修改，现送上，请过目并签署。再次感谢之后便是我的签名。
信发出后，我就等着挨骂。半个多月过去了，不见回音。那个日子可真不好过，觉得很长很长。
过了不知多久，金先生的信总算盼来了。我拿到手时心直跳。是福是祸，立马就现。信也不短，有关客套话我匆匆溜过，急着要找表态的结论。有了，在快到结尾的地方：稿子可用，勿签我名。太好了！这是最最理想的结果。
极度兴奋也就在一时，细细读起信来，又不免神伤。先生先是客套了一顿，之后谈到了自己写稿的角度、种种结论的重要性，分析了修改稿的长处，肯定了修改稿的成功。最后才说出了稿件的处理方式。他认为，虽然我在信中客气，说是出于体例的需要，做了一些修改，实际上不是修改，而是重写。有鉴于此，他同意使用修改稿，但要求不署他的名字。言真意切，没有一丝愤怨。读后我觉得很惭愧，愧于对老先生的误解。他对学术的忠诚，他那严谨的学风，深深打动了我。我拿起笔来，又写了一封信，真诚感谢金先生。信中表示，先生的稿子虽然没有使用，先生对百科的真诚支持却永远记在我的心中。最后附了一笔，告知资料费随后寄去。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和金先生的大弟子吕绍纲先生谈起了这件事。当时在开“国际易学研讨会”，他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易学专家，我们都是东方国际易学院的学术委员，非常要好。我说：“你们金老真是宽容，大度，要不这一关我就过不去。”他笑了，说：“你可不知道金老的脾气，老头倔得很。他的文章动不得，像你这样的情况少有，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让他高了兴。”听此一番话，我也笑了。
还有一件难办事，出在美学分支学科上。
有一条美学大条目，请一位美学大专家来写。这位专家学问大的很，国际很有名，架子也大的很，学界很有名。稿子写好了，我们的编辑拿给我，觉得很为难。说是写成了一篇论文，但却不让动一字。我问谁不让动一字，编辑说作者。我说我先看看再说。
这是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不过它是学术论文而不是百科条目。有论题，有论据，有论证，有结论，为百科体例所不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写细则》明确规定：“撰稿时，注意避免使用论文和教科书的文体。”可能作者无暇过目，也许作者不屑过目。我把稿子还给了编辑，说：“你告作者两句话：第一句是，稿子不让改，我们尊重作者意见，但是只能退稿，我们另请人写。第二句是，要在《哲学》卷使用，就必须改，还要大改。请作者二者择一。”
回音有了。作者同意改，但有个条件，就是允许原稿在刊物上发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个规定，百科条目不经出版社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我觉得，人家同意改就是做了很大让步，我们也得有所让步，这是谈判的规则；稿子要大改，改后与改前大不一样，改后稿子当条目，上百科，改前稿子当论文，上刊物，并不违背出版社规定。于是便同意了。这一变通，谈判便告成功，各得其所，两相皆宜。
说到编辑艺术,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处理与读者的关系。
编辑工作，说到底是在为读者服务，追求质量，也是在维护读者的利益，不过却难以做到周到、细致。出了问题怎么办？得去处理。要想处理得好，还需注意处理方式。
《哲学》卷出版后，反映尚好。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研课题，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1992年，中宣部原副部长李彦同志建议将《哲学》卷改编成《哲学大辞典》，因为他翻阅过国内出版的很多哲学辞典，“看来看去，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好”。这些消息传来，给《哲学》编辑组的朋友们以极大慰藉。
不过，传来的也不全是好消息，让人扫兴的事也是有的。这不，1990年刚进8月，事情就来了。总编室主任刘志荣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说读者对《哲学》卷的意见大得不得了。写信人是湖南某钢铁公司职工培训中心的张先生。
信中说：“买了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987年10月一版，1988年7月第三次印刷）精装（乙）本，翻找条目，有些重要哲学条目竟找不到，即算有，也不尽如人意，真感遗憾！”之后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虚无”，一个是“非理性”。又说：“另外，全书的装帧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烫金晦暗，书页皱褶，“翻看起来实在感觉不舒服。对于这样严肃精美的大型类书的印刷装帧也染上社会上的粗制滥造习气，实感痛心！”
不仅读者感到痛心，我也感到痛心。
我分析了一下：读者谈到两个问题，前者是检索方法问题，后者是印制质量问题。有关检索方法问题，可能读者不了解百科全书与辞典的区别，用检索辞典的方法去检索《哲学》卷，所以查不到。有关印制质量问题确实是个实际问题，也是读者之所以动怒、之所以动笔写信的原因。要解决读者的问题，还得从印制质量入手。怎么办？换书。
可是好书已经售完，库中存书上千套，全都难以拿出手。为什么？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工作在北京，印制工作在上海。《哲学》卷出版后在上海印了两次，虽说算不上精美，但还说得过去。第三次，一位社领导自作主张，拿到北京来印。印刷厂缺乏经验，又不认真，印出的书，封面失色，烫金脱落，墨色不匀，装订松散，真是又难用又难看。第一次见这些书的时候我非常难受，就好像谁把自己的孩子毁了容。找分管此事的社领导提意见，可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
怎么办？先给读者写封信，道个歉。
信中先说装帧的事。我说：“看到这样的书，你痛心，我也痛心。读者买书，不仅是需要用，还出于喜欢。往往是一面使用，一面把玩。出于无奈，买回去了这样的书，谁都会心中犯堵，如果换了我，也会生气，也会写信。所以看了你的信，大有同感。我想给您换一本，可是这不是一本的问题，是一批的问题，要换，现在困难。想把我手头用书换给您，但是也达不到给您换本好书的目的，因为它已经显旧，里面还有我画的线。所以只好等将来了，现在只能先给您道个歉。”
之后说到检索问题。介绍了百科全书的特点、与辞典的区别、检索方法、释文结构。也以他举的两个例子为示范，详加解析。
信是8月9日发出的，8月18日接到了回信。信中说：“接您8月9日信，很是感动。其实我给贵社写信时，多少有使气因素，因连续几天翻看《哲学》卷，偏偏要找的东西找不到，加之一直不满意它的装帧（有早购于《哲学》卷的他卷作比较，更使它黯然失色）致使措辞不冷静。您的豁达大度、详细解释，感动由此而生。在此，为我的措辞向您致歉。平时翻看辞书多，对辞书的体例有了固定的概念，翻看类书时，不自觉地用老概念去框它，没仔细推敲它们之间的差别，所提意见有不妥之处，您已海涵，但我深感内疚，因我的无知，再次向您道歉。诚心诚意答复读者来信的编辑先生不能说绝无仅有，毕竟为数不多了，这是我的阅历告诉我的事实。您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编辑！”如此等等，下面还有一些客气话。
我算不上好编辑，但在岗位上时，我曾想要做一个好编辑，只是天分不足，努力不够，与读者的愿望相去甚远。在这里要说的是，做编辑工作不但要付出辛苦，还要探究其中的理路，讲究一点工作方法，把它当成一种艺术去从事。
要处理好与作者、读者的关系，首先要的是“真诚”。没有诚意，谁都难以接受。其次要的是“在理”。要站在理上，有理就有底气，就不惧权威。再次要的是“原则”。基本原则是对读者负责，对质量负责，背离这个原则，对谁也不能让步。最后还要有“技法”。最基本的技法是对对方进行心理分析，根据对方心理采用不同方法。
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做《庖丁解牛》。故事说：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用手触摸的时候，用肩抵顶的时候，用脚践踏的时候，用膝压制的时候，都发出一种嘁喳嘁喳的声音，伴随着刀的出出进进，那个动作像是在跳《桑林》之舞，那个声音像是在奏《经首》之乐。抑扬顿挫，优美动听。文惠君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不由得赞扬道：“吓！真神了！难道宰牛的技巧也能达到如此高超吗？”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追求的是宰牛的理路呀，理路要比技巧更高一筹。”
庖丁是一介屠夫，他尚在自己的工作中探究理路，将技巧提升为艺术，我们做编辑的，从事着文化工作，不是更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探究理路，将劳作提升为艺术吗！
作者简介
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