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又一村往事

和两位老总编合个影。中为高兴烈，左为王田良。吕延涛摄影。

下午参加记者节活动，遇见两位老领导，高兴烈和王田良，兴冲冲和他们合了张影。

我和他们说起了黄木岗又一村。我问高总当年报社租用一栋临住小楼，租金大概多少钱，高总说，办公室去租的，说不清多少钱，反正不贵。

我来深圳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正是黄木岗又一村。一栋一栋白色三层临时安置楼，麻将牌一样码放在如今笔架山公园南端、笋岗西路以北的那片区域。薄薄的墙壁，铁皮屋顶，环境杂乱，出入交通也不畅顺。听说，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临时安置区。1992年之后，深圳人口猛增，大批闯深圳的人一时无处落脚，安置区一扩再扩，新建的小楼尚未完工，租户就已急急入住了。

我先在特区报同学处借住了几天，然后加入暂住安置区的行列。刚听说那个地方叫“又一村”时，未免有些喜上眉梢，心想那一定是柳暗花明之地，谁知却是一滩大大的临时居住区，和国贸大厦一带判若天壤，让人一时有“此地何地、深圳何在”之叹。

我劝自己说，既然是闯深圳，不能太讲究，只能先将就，况报社人说，这只是暂住，“面包会有的，明天更美好”。而且，也已经很好了：每人一间宿舍，虽厨房和卫生间既简陋又微小，毕竟也初具单身公寓的格局。

就这样，初到深圳，先在安置区安顿下来。报社给每个新入职的员工发放光板儿单人床一张，电扇一台，自行车一辆，电饭锅一个。自行车没几天就丢了，电扇倒是没日没夜地转，电饭锅很少用，去路边小摊买回一包床上用品往床上一铺，深圳岁月从此开始。

我今天和两位老领导说起黄木岗，王总大有感触，边笑边说，高总你知道吗？我住黄木岗时他们给我搬来一张床，我刚一屁股坐下去，床就塌掉了。

王田良老总也是1992年来到商报，使命是筹办晚报。他住过一段黄木岗，后来不知搬哪里去了。我至今记得，他每天骑单车上下班，回到又一村，单车都不敢放楼下，总是自己从一楼搬到三楼。

我问高总年龄，他说，最好忘记年龄，关注现在，过好每一天。他说他是54岁南下深圳的，而在我印象中，他当时没有那么大年龄，天天生龙活虎，冲劲十足。

我的正式报道日期是1992年7月1日。很快，有人来叫我，说高总要见你。商报当时租用振华路兰光大厦十层一整层，他的办公室居中，靠北侧，面积不小，摆的是藤制沙发椅。

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好好干工作，绝不炒股票。他笑了，看了我一眼，然后一边看文件一边说，只要不影响工作，炒炒股票也没关系。

我没继续这个话题，盖因我自知家底薄，数学差，没理财头脑，又怕冒险，输不起，所以我是真的不打算入市炒股的。来深圳近三十年，我果然一次股票没有炒过。像我这样自我禁绝炒股的深圳客，相信不会很多吧。

高总又问我想去哪个部门，我说，去文艺副刊部，编读书版。他一愣，抬眼看了我一下，问为什么。我说我对文化报道感兴趣，在民大学新闻学院参与编写采访教材时，我写的是“文艺新闻的采写”，硕士论文题目做的是《专访文体论》。我说我不懂经济，也不感兴趣。高总说，你来的可是经济特区，工作单位是商报，不懂的可以学。

然后我就分配到了工交部，做“外引内联”版的记者与编辑。两年后，我总算抓住一个机会，蒙高总批准，去创办了《文化广场》周刊并成为创刊主编。

马上要到第22个记者节了，今天见到两位老总编，个个身体康健，状态很好。感慨之余，不免想起一些琐碎的往事，聊记如上。

⭕️⭕️⭕️⭕️⭕️⭕️

【万卷归巢录】之五

​

今天纸袋稍大，可携九本书回夜书房。依然是岭南专题。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自然会对此地风土人情与人文历史感兴趣。也只有明了一座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的人生文化地图才会变得清晰，周围环境才真实立体，可以信赖，家园感也才会慢慢长出来。当然，我收集岭南尤其深港专题图籍，另有重要用途，先不讲，等新书出版再得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