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 |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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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