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九）颂与赞的异同
第九章 颂与赞的异同
（颂赞第九）
关于《诗经》的“四始”，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其按照创作风格的分类法，并被视为国内诗歌分类的始创，即“风、小雅、大雅、颂”；二是指在其四类作品中处于第一位的代表作，即“风”之《关雎》、“小雅”之《鹿鸣》、“大雅”之《文王》、“颂”之《清庙》。
那么何为“颂”呢？所谓颂，即“容”也。而“容”者，一指外延形式，二指内涵程度。所以，常言道：“容者，盛大貌，有容乃大。”另外，相关“颂”的艺术特色，还有其他一些经典解释。
在《毛诗序》中有这样说明：“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讲的：“《关雎》之乱，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据上可知，“颂”作为一种文章体例/体裁，旨在盛赞德行的美好，或弘扬美德的名声。据说帝喾时期，乐师咸黑（另说咸邱黑）创作了《九招》颂歌。自《诗经·商颂》以来，“颂”的写作风格，日臻完善。凡诗歌，用于教化并规范世俗民风者，称为“风”；而内容中正平和，并可以周流四方者，才是“雅”；其中，旨在弘扬德行美好，并可告慰苍天神灵者，则称“颂”。通常情况下，风、雅用于写人叙事。又因为变化多端是人事的重要特征，进而又了有“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分野，与之变化呼应。究其根本，因为“颂”主要用于告慰神灵，所以本该只有纯正、庄严、美善的内容，就像鲁国祭祀周公姬旦何等伟大的《鲁颂》和商代后裔追念祖先辉煌的《商颂》一样。因此，类似这样适用于宗庙内演唱者，本该只有雅正的颂歌，而不应有像一般酣宴欢畅模样的赞歌。在《诗经·周颂》中，有一篇《时迈，传说于周武王时，是周公旦亲自创作，像这样一种充满圣贤睿智的作品，不仅符合“颂”的文体格式，也为这一文章体例树立了不朽典范。
周厉王在位期间（约前879-前843年），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決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此段西周故事，早已闻名遐迩，其道理浅显易懂，所强调和说明的世态常情，即“只要民众各存其心，必定难免七嘴八舌，进而则会议论纷纷，这是自热而然常态。所以当政者，谨记必须要让百姓说话，若像筑堤防水一样禁止随心所欲的言论，必定积怨存变，而后患无穷。”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将与楚国开战，因耳闻在造车匠人中间有“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的传唱，故而心生顾忌而犹豫不决。但一经他手下谋士分析，说这种民间传言，对晋国出征是好兆头，于是晋文公一战成名。
《吕氏春秋·乐成》记载，孔子刚被鲁国重用时，民间流传“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内容是讥讽孔丘出身卑微。但孔夫子为政三年，生活周围反而出现了“男女有别、路不遗失、夜不闭户”的文明风貌。
在上面两则故事中，针对老百姓口无遮掩、直言不讳的闲言碎语，左丘明和孔穿（字子高战国鲁国人孔子6世孙）都曾分析认为，像这种于民间传唱或童谣一样的内容和形式，本应称作“诵”，并且属于“颂”从宗庙赞歌转为议论人间事务的一种文体变格。据此而言，“颂”的艺术形式，原本延续着一种十分松散习俗样的趋势，由下到上，由远而近。赶等到屈原《橘颂》横空出世后，“颂”在内容词藻上，不但都更加华丽缤纷，而且涉及的事物范畴，也更为琐碎芜杂了。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相继树立起来了歌功颂德的碑刻。到了汉朝惠帝、景帝时，类似碑刻铭文的篇章颂词，依然层出不穷。事实上，像这样一类彰显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质，都应是“颂”的沿革。而且自古至今，历朝历代，延绵不绝，时隐时现。所以，例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称赞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弘扬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褒奖邓后的《和熹邓后颂》等，他们模仿的都是《诗经》中“颂”的体例，即《周颂》《鲁颂》或《商颂》。像这样一些模仿性作品，尽管水准深浅不一，且内容详略各异，但与“颂”用于夸赞、溢美、褒奖的传统，始终不离不弃。然而，像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却把颂写成了叙事长篇，岂不是过犹不及，明显背离了“颂”的规制；再有，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经学家）的《广成颂》《上林颂》，虽雅正美词，却写得更像辞赋，如此文不对题，匪夷所思啊！还有崔瑗（生卒年不详字子玉涿郡安平人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南阳文学颂》、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京兆樊惠渠颂》，其序言精美，而内容简约，至于挚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长安人西晋谱学家）在他《流别集》中，针对文体“颂”的溯源和评说，尽管十分精辟，但对有的作品为何夹杂“风”“雅”样式的分析，却以为仍属于“颂”体例上问题，则不免迂腐虚妄。此处的荒诞，确乎类似点石成金的黄白之术了吧。
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于“颂”的把握，尚且中规中矩。像曹植《皇太子生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不过，在他们作品中，褒扬与贬抑，时常混杂一起。而这一特征，则是魏晋末期“颂”趋向变格前的症候吧。
究本溯源，颂的内容就要典雅精致，其文辞本该掷地有声，在气势上，即要有赋一样的舒展恢弘，又要剔除赋一般的奢糜浮华；另外，在态度上，即要有铭文一样的虔敬矜持，又要区别铭文的劝诫警惕。所以，“颂”于提笔之时，虽是为了表扬赞美，但其终极目标，则是为了树立丰碑。所以据其具体内容形式而言，“颂”终究要在精微细致与粗糙豪放上达到什么程度样子，只能情随境迁和因人而异吧。这一切基本就是“颂”作为文章一个独立体裁的大致情况。
那么何谓“赞”呢？所谓赞，本意是宣扬、说明，并有扶持、协助的意思。传说在虞舜时代，每当祭祀时节，首先由担当乐正的官员吟诵“赞”，随后百工才开始演奏歌唱。另外，像《尚书·大禹谟》中“益赞于禹”，以及《尚书序》中“伊陟赞于巫咸”的字词话意。其中。前一个“赞”有“关切、帮助”之意，而后一个主要是“提醒、说明”。再者，汉代设置了“鸿胪”官职，这种官员在重大场合时的礼仪性言辞就叫“赞”。上面这些例证等，便是古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关于“赞”的大致情形。
自从司马相如书写了《荆轲论》后，便开始有了“赞”的文体格式。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里面，都借助“赞”，来表明褒贬情怀。他们在文章中的这种用法/手法，即像概括全文的综述，又像颂体文中的美言评说，更像纪传体后面的评价论断。事实上，他们那种貌似不规范的应用，彼此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挚虞的《流别集》中，他却把这种“赞”词视为一种“述”的文体，如此评说则近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至于郭璞注解《尔雅》中的“图赞”等，无论针对动物还是植物，一概使用“赞”词，都是褒贬的兼容并蓄。所以，这一切都类似“颂”的沿革，算是“赞”的变格吧。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原本“赞”只是对事物的褒奖性感慨。所以，历来凡属于“赞”的体例，一般篇章都十分简短而不冗长，最经常是四字成句，于数韵之间，整体上亦不过二十句上下。因此，唯求简约梗概，旨在表情达意，则是“赞”的成文纲要。所以说，“赞”作为一种文体，其源头尽管遥远，但用途格外局限。于大致归类上，亦可视为“颂”的支流。
总而言之：恢弘功德大业，本是颂的天职；美化帝王圣贤，则是赞的本分。他们一概擅长推敲文理，同样热衷雕琢音韵，唯求赏心悦目的动感，旨在声名远扬的结果。正所谓：颂赞褒扬是源头，贬斥得失属末流，从来高堂声音远，柳浪闻莺唱自由。
【注解】
1、《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之《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2、西汉杨雄《赵充国颂》：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於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3、蔡邕《京兆樊惠渠颂》，亦名《樊惠渠歌》：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殖，而泾水长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隐，乃立新渠。曩之卤田，化为甘壤。农民怡悦，相与讴谈疆畔，斐然成章，谓之樊惠渠云：我有长流，莫或阏之。我有沟浍，莫或达之。田畴斥卤，莫修莫厘。饥馑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亩，黄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无疆，如何勿喜？我壤既营，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为酒为酿，蒸彼祖灵。贻福惠君，寿考且宁。
4、“……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颂诗之美者也。故者圣帝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也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杨雄赵充国颂，颂而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摘自挚虞《文章流别论》，又名《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