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私德高尚
陈炯明是最具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真实的他并非一无是处。他是辛亥革命元勋和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他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等时期，均建立过一定的功勋。他虽曾背叛了孙中山，但他的私德极好，几乎是军阀中的“楷模”。
能吃苦
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78年1月13日），陈炯明诞生于广东惠州海丰县优埔约白町村一个农民家庭（现联安镇白町村）。
陈炯明没有显赫的家世。祖先虽说是代代知书识礼，但辈辈科考，却屡试屡败，与仕途无缘。
传到其祖父陈翰香，无非是以耕为主，亦农亦商的新型农民。在乡间收购鸭蛋运销于惠州、香港，是个小本小利的小商贩。稍有积蓄之后，才在香港开行设铺经营蛋业，家境小康。
其父陈暄（陈曦庭）在家亦耕亦读。1878年1月13日（丁丑科）科考放榜，陈暄考中秀才。报喜声入村，陈炯明出世，可谓双喜临门。陈翰香为孙儿命名陈捷，谱名陈赞之（芝）。
1880年，陈炯明3岁时，其父陈暄一病不起，撒手西归。祖父又收养一男婴，取名陈炯晖，交儿媳哺育，为陈炯明之弟。
1884年9月，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中法战争爆发。10月，陈翰香父子参加香港工人示威游行，抗议英国勾结法国镇压中国的爱国运动。亲英的歹徒乘机破坏。翰盛蛋铺横遭掠劫。陈翰香、陈芬庭父子仗点武功奋起反抗，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陈翰香被殴打至内伤。现金被掠一空，近二、三十担鲜鸭蛋被砸成浆，血本无归。陈翰香无奈之下卖掉蛋铺，回老家养伤。
陈炯明5岁入读本村私塾。6岁那年，祖父陈翰香将白町村祖屋连同耕地卖给族亲，举家迁居海丰县城高田社（今博约街）。陈翰香夫妇及幼子陈开庭，携陈炯明一家居今海丰镜厂。陈炯明入读县城最有名的学堂——黄氏家塾，塾师为黄鸣岗。陈翰香次子陈芬庭（陈炯光之父）独立谋生，住今博约街27号（陈炯光故居）。
1885年春，陈炯明刚满7岁，祖父陈翰香因旧伤复发不病辞世。经济支柱骤然倾折，陈家庭很快就陷入了三餐难继的困境，跌入社会底层。
生活的重担落在继祖母叶氏、母亲杨氏肩上，婆媳二人日间替人推磨舂米，夜间替人缝补，勉强度日。
偏偏祸不单行，翌年年底，继祖母叶氏病逝。一家四口（母杨氏、弟陈炯晖、小叔陈开庭）在饥寒交迫之中相依为命。本家宗亲虽经常雪中送炭，温饱也是无法保障，有时甚至要向近邻远亲乞借几毫钱才能买米。一粒米恨不能掰成两半下锅。母亲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常常饿着肚子出去做工。陈炯明不忍看母亲忍饥劳作，经常空腹上学，一家人为了一口清粥互相谦让，在四邻中传为佳话，引为示范。感动了一位卖豆腐为生的老伯，每天都为陈家留送一碗豆腐。
（陈炯明故居）
（陈炯明和孙中山）
（陈炯明，1878—1933）
在黄氏私塾读书时，学费、生活费主要来自叔父陈芬庭在乡村贩卖鸭蛋挣得的钱，马育航的祖父马逢藩是海丰县城有名的举人，平生乐施好善，独具慧眼，疼惜陈炯明，也对其多方资助。陈炯明、马育航一起住在海丰县城万寿寺内（今海丰县总工会），他们的一日三餐，均由马家派人供送。
1898年，陈炯明考取了秀才。为了赚点钱养家糊口，他经常为富家子弟做枪手。每月考试，他躲在考场窗户外，考场内扔出纸团，纸团上有题目，他奋笔疾书，写好后再投入考场。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炯明携带一百多万大洋和战友逃到新加坡。他在新加坡办公司、开银行，为革命理财备款。虽然经手的经费很多，但他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每天的三顿均是粗粮或几根香蕉，晚上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床上的臭虫密集如蚂蚁。新加坡气候炎热，蚊虫肆虐如雷，能隔衣刺人，陈炯明却光脚不穿袜子。
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他毫不在意，不分昼夜地读书办公，每天晚睡早起。
不蓄财
1909年8月底，陈炯明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10月14日，广东省谘议局正式成立，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九十四名议员中，选举议长一名、副议长二名，常驻委员十九名，总书记一名（相当于秘书长），书记四名、助理二名。陈炯明以最高票（五十三票）当选常驻议员兼法律委员会委员长。陈炯明请人刻二枚石质私章，陈炯明三字为篆体，正面用正楷分别刻上“不聚财”，“不二色”。
1925年2月26日，陈炯明由汕尾败走香港，之后带领旧部在粤东和闽南进行过小段苦撑，9月16日由上海返香港。12月24日，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此后，陈炯明几乎完全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在港八年的蜗居生活。
从军政中心退隐后的陈炯明马上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尽管在国内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代都督、都督、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他不蓄私财，以致当他到达香港之后，穷困潦倒，带着家人辗转搬迁。
对于一个没有私财的落魄军人而言，庞大的家庭不再是骄傲资本，而成了一种负累。到陈炯明逝世时，他的母亲杨老太已超过八十岁，妻子黄娥身体欠佳。五个女儿除三女、四女已经出嫁外，第二和第五两个女儿还在圣士提反女校读书。三个儿子中长子陈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次子陈定炎以及三子陈定炳均在香港岭南分校读书。随着陈氏失势，一些亲戚跟着搬迁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济。
一开始，陈炯明在香港租房住。他在1930年2月之前已经搬迁三次，并生下次子陈定炎和三子陈定炳。之后，陈氏一再搬迁，最后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号其堂弟陈炯光家中。
因为贫穷，陈炯明在港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其老母杨老太太瘫痪在床，妻子黄娥患青光眼失明，均没钱医治。他住的房间太小，摆下一张床和一桌一椅后，走路均要侧身而过。陈炯明嗜好香烟，却没钱买，只好当有朋友来看他时候，蹭朋友的香烟抽。许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旧夏布长衫，冬天只是一件蓝衣长衫。他的老婆黄娥穿着打扮，与乡下普通农妇一样。没钱交电费，电线被典企剪断。
在香港期间，他多次写信给南洋的富裕侨商写信借钱。眼见家里揭不开锅了，1931年3月，他在写给新加坡富商、陈嘉庚亲家林义顺的信中，曾求他为自己提供资助。信中，他想用股本，即次女陈碧瑶的叔父陈炯晖送她的嫁妆作为抵押，向林义顺借钱。遗憾的是，这份情真意切的信件被寄出后，并未收到任何回音。而陈炯明向其他华侨借款的事，也均未有回音。当时的华侨不愿意资助陈炯明，显然与他所创的中国致公党还较稚嫩且没有作为有关，华侨们断定陈炯明已无翻身之日。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国的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中国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曾经专门派人前来笼络陈炯明，希望他能够为其所用，得知陈炯明生活窘迫，还奉上八万元支票，不过陈炯明却在支票上打叉退还。不久，陈炯明的中国致公党汇了十万大洋给东北义勇军。
1933年8月，穷困潦倒的陈炯明没钱买早点，吃了街边小贩的糖瓜串充饥，当时的香港正流行肠菌，所以染上了肠胃病，拖到9月22日凌晨2：20，他停止了呼吸。停尸的是家中的一张行军床，陈家窘迫到连为陈炯明置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难以实现，最终还是用陈炯明母亲预备好的棺材下葬。棺材太小，高大的陈炯明的遗体只好蜷曲在女用小棺材内。
陈炯明没有为自己的后人留下来多少财富，至其临终之前，陈家所有的财产统共只有几口装着旧衣服的大箱子和十七块大洋。
因为家中无钱下葬，陈炯明的灵柩一度存放于香港东华义庄，直到1934年，他的旧部发起募捐的形式才完成了安葬。
不好色
陈炯明敏而好学，被老师黄鸣岗看中，将女儿黄娥许配给得意门生。1899年，在陈炯明考取秀才后的第二年，两人结了婚，感情融洽，共生养了五女三男。五女为：长女陈宝瑶、次女陈碧瑶、三女儿陈瑞瑶、四女儿陈淑瑶和小女儿陈娓瑶；三男为：长子陈定夏、次子陈定炎、三子陈定炳。
陈炯明和妻子一生不离不弃，相守至死。1918年，陈炯明40岁时，妻子生了四位女儿，还无儿子，亲友劝他纳妾，他坚决不肯。
1913年至1914年，他在新加坡期间，同事偶尔会去红灯区冶游，但陈炯明从来不去，且从来不谈男女方面的话题。
章太炎曾经盛赞陈炯明说“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当时的《香港华字报》也曾这样评价陈炯明“陈氏……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对陈炯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谨的私生活，连孙中山都表示叹服：“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即便是在声讨陈炯明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说：“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忍耐劳，自有过人之处。”可见，陈炯明高尚的私德早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