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事实是被利用”与开个小玩笑 ——王起先生书信一则及其他
《“秉笔直书即可”——王瑶先生书信一则》发表之后（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8.23）有友人见之说，这种以民间对话方式保存的若干当代学术思想史料弥是珍视，并鼓励我就此再写点短文，于是有此文之作。
《水浒传》同《三国演义》一样，大致经历了“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的演化过程。其中采小说，包狭义的上说与广义的小说。所谓广义的小说乃元杂剧中的“水浒戏”。众所周知元代水浒戏存目有二十余种，但流传到今的剧本仅《燕青博鱼》、《李逵负荆》等六种（收入傅惜华等编《水浒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在这些剧本中，宋江皆不是主要人物，也没有写到宋江受招安与平方脂的故事。这些本属文学史之常识。
毛主席语录
但王起先生在1975年评《水浒》运动中所撰的《关于水浒戏》一文稿（见197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为理出投降意识始于元代水浒戏，至小说《水浒传》“有了进一步的恶性发展”，明清两代的水浒戏“在长篇小说的影响之下”，“又出再了新的情况”——这么一个逻辑线索，独具慧眼地从《燕青博鱼》中挑出燕青一句与前后文不连惯的唯一唱词“俺也曾那草坡前把滥官拏，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然后说：“这表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跟方腊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种推理显然是以小说《水浒传》的情节来反证水浒戏的倾向，缺乏起码的文体依据，乃学术研究之大忌。
王季思先生像
作为元曲研究专家的王起，对这些的了解自然不在话下。于是1988年初，王起先生坦然回了我的提问。他有信云：
钟扬先生：
惠书收到，事忙未复和是歉。
《关于水浒戏》一稿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1975年10月，《光明日报》编辑部从北京来长途电话，要我配合当时的评水浒运动，写一篇关于水浒戏的文章，我当时就写了寄去。当时《光明日报》归中宣部领导，由“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控制。他们在报刊掀起这场运动，显然别有用心——主要是借批《水浒》来批他们所谓“走资派”。我当时虽不知内情，事实是被利用了，因此我后来在编次《玉轮轩曲论》时，没有收入此文。
先生欲对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作一反思文字，用意甚好，稿成写如能复印见示，尤所企盼。
专复，并祝
笔健。
王起 2.26
王起先生《关于水浒戏》文末有段表态文字，一方面表示“积极投身进去”，为反修防修“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一方面表示要“通过学习与批判，清除自己头脑里种旧的思想影响”，并认为“这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条自我改造的有效途径”。有似解放初期，梁思成、朱光潜、沈从文等所发表的思想改造的检讨报告。只是那时出于对领袖的仰视与新社会的幢憬，检讨中可能有几分鞭策自己跟上新时代的自觉与“情愿”；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几经磨难的知识分子，以一双老眼看沧桑，其表态则多为屈于文化专制，明知“被利用了”而无可奈何的苦涩与自谑。时过景迁，王起先生事后不无感慨地说：“事实是被利用了。”
文革期间水浒评论文章
以上为将水浒戏与水浒相比，还有将水浒与《荡寇志》相比者。对鲁迅先生有言在先，说《荡寇志》与《水浒传》乃至《后水浒传》，“则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专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以结七十四本”。这也属于文学史常识，因为俞万春于《荡寇志》开卷处就表明要与《水浒传》及《后水浒传》“对着干”的意思。
然而在评《水浒》运动的当年，有位先生写了篇《一个政治目的，两种艺术标本——读〈水浒〉与〈荡寇志〉》的文章（见1975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文章有三个小标题：一、“剿”与“抚”，都是妄图消灭农民起义的反动政策；二：宋江和陈希真，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恶敌人；三、“钢刀”和“软刀”，都是对付农民起义的杀人刀。观点不言自明。到1988年初，回答我的提问时，这位先生也很坦然。他说：
关于75年“四人帮”时代评《水浒》一节，在77-79年间已先后发表不少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我省陈辽同志（省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名文论家）刊于《光明日报》的长文，揭露的情况尤为全面，批判尤为深辟。我的不成熟的看法，要揭要批的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不能从新角落反思，很可能落成妙冷饭。处于眼下文艺形势，写这一类反思的文章，除非赋予从新思潮和当代意识外，一般刊物恐怕不甚欢迎；当然，学报刊布，那又是一回事。
至于我写的那篇文章，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即使当时，我也是（明）知其为荒谬的。之所以写，完全是由于迫不得已，是被迫作为一个大批判组成员后而又被迫草成的。象我这样的一些年纪略大并且写过一些文章的人，在批孔、评《红》、批《水浒》、批宋上讲昧心话的真是太多了。当时个人的心态是如此，至于大背景，“四人帮”粉碎后两年的揭发文章早有论列，就不多说了。
说实话，当初我读到这封信感情颇为复杂，一方面感谢他能真诚地将自己评《水浒》前后的心态披露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后学之前；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对所谓文化反思（专指评水浒）似乎不大感兴趣。多少年后，我重读这封信，终于读懂了这位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是要我将主要精力用于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没有新的文化解度就不要“炒冷饭”。这位先生晚年丢开包袱，开辟新领域，在古文论与唐诗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是明证。
一些养之有素的老学者为何在评《水浒》运动中，抛开常识，讲些“昧心话”呢？这实在令人惊讶文化专制主义的话语霸权的威力是何等巨大。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几何公式有碍专制主义者，都会被它推倒（大意）。遑论文学史常识？不过我们在对这些先生的无奈表示充分理解之余，更感到用生命捍卫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陈寅恪先生之难能可贵。正因为被迫而“讲昧心话的真是太多了”，才使的陈寅恪先生壁立千仞，被人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这对陈先生是身后殊荣，对太多的知识分子则为莫大悲哀，从而对文化专制主义投以更大的愤慨！
董健先生像
不过，在天下滔滔的评《水浒》运动中，也有极少数学者以自己的智慧与胆识，与“四人帮”开个小小的玩笑表示不满，为此南京大学董健先生的信，就更值得一读：
钟扬先生：
惠书拜读。75年评水，与文学无缘，那是一场政治运动。毛泽东的“审美政治化”的思维程式，至“文革”时期发展到顶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研究。拙作不过是在当时流行思潮影响下之产物，并无特殊之处，研究价值不大。不过，当时也想在字里行间，对“上海帮”搞得很起劲的“评法批儒”，加点小小的讽刺，表示对他们的不满。这一点在我的另一篇文章《论水浒》中的宋江（《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中有所表示。因为“上海帮”一方面批《水浒》批宋江，一方面又大肆吹捧“法家”、“改革家”，在逻辑上他们遇到了一大矛盾，宋江并非儒家，倒有些象是他们吹捧的另一些“改革派”人物，所以我在该文第一段加了那么一段文字（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这种“小动作”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开开玩笑而已。
不知您的“反思文学”准备怎么写.祝您有新的发现。
专此即颂
撰祺!
董健
8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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