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热风》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140年前的今天，鲁迅出生。
此后，鲁迅就背负起太多：他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也占据了我们太多必读课文、必考考点。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具体的人、投向那个从绍兴出来的小伙，会发现鲁迅的抉择与坚持非常人能及：他是家里的老大，一人担负起整个家族的兴衰；他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怯懦后才勇敢择其所爱；他热爱颇丰，美食、穿搭、设计、电影……这都并非打发时间而是真正兴致所在。
恰如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所说：“鲁迅完全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人。”这里所谓“好玩的人”，应该包括更多维度的复杂性。而当我们没有真正阅读鲁迅，他就被扁平化为一个符号或者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聊天时可以使用的表情包。
曾经有年轻读者跟我们谈起鲁迅，他说“鲁迅应该是一个看着有点凶，但也会和邻居家小孩玩的叔叔吧。”
这种解读方式让我们觉得有趣，因为这时候的鲁迅更像是一个具象的人，于是，我们也尝试从鲁迅的人生经历中整理出10个侧面，以期走近他，理解他。
“鲁迅”作为笔名首见于 《狂人日记》。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历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
“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
许寿棠先生曾询问过“鲁迅”这个笔名的含义，得到的回答是：
“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一是母亲姓鲁，二是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之后，面对国民党愈加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鲁迅不停地变换笔名来发表文章，以至于终生竟用了140多个笔名。1933年1月~5月，鲁迅为《申报》副刊（文艺·学术版）《自由谈》栏目撰写杂文时，用了“何家干”这一笔名，意为“谁写的”。鲁迅取笔名的方式和原因非常多，有随手拈来的、有刻意为之的、有深含蕴藉的，比如鲁迅第一个笔名“戛剑生”，意即舞剑、击剑之人，表现了渴求战斗的热情；“令飞”亦即“奋飞”之意，先生以此来作自勉自励；“许遐”则源自许广平的小名许霞，其中也多少含有鲁迅的爱意。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本来只是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化学老师，绍兴一“光复”，他马上被委任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上任不过两个月，1912 年初，朋友许寿裳来信说他已向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请他到南京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鲁迅毫不犹豫地辞职前往南京。鲁迅认为“教育部佥事”这个官还是比较“大”的。1926年7月的一天，鲁迅到部里办事，“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鲁迅因此感慨道，“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不过，鲁迅的仕途虽然起点较高，1915年之后就陷入停滞，一直没有再能升官。
虽然无法升迁，鲁迅仍愿意继续在部中效力，因为这里有着丰厚的薪水。1912年8月，鲁迅成为五等佥事后，月工资定为240元。1914年8月，鲁迅从五等晋升为四等，工资也由240元上涨为280元，与当时的大学一级教授的薪俸相同。1921年，鲁迅又获得了佥事的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这样的薪俸购买力如何呢？陈志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北京1911年至1920年大米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至1角1分……植物油每斤7分钱。”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2元。鲁迅所雇的女佣，每月工资是2元至3元。因此鲁迅的收入是普通市民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堪称巨款。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收入，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才能以自己近3000银元的积蓄，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的1000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三进”大型四合院，在当时颇为阔气，今天更是价值起码过亿。也正是有了这笔薪俸，鲁迅在北京才能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日常生活也有仆从伺候。他嗜好下馆子、看戏、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这都是有钱有闲才能做的事。他平时上下班常坐黄包车。钱稻孙回忆有一段时间鲁迅曾“包了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1920年起，由于政局动荡，教育部开始欠薪，经常几个月不开支，直接影响到鲁迅的日常生活。正好这一年，鲁迅经好友林语堂介绍，被厦门大学邀请担任研究教授。厦大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月薪400元。因此1925年底，鲁迅决定离开北京。告别官场的第一步，鲁迅开始积极讨薪。因为工资遭到长年拖欠，教育部门的公务员已经组织了多次“索薪”斗争，不过鲁迅以前态度并不积极。1920年教育部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静坐抗议，但查鲁迅日记未见记载。陈明远说，直到1926年初，决心离开公务员队伍的鲁迅才开始积极参与。1926年1月，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与各校代表同赴国务院索薪，并且有所收获。1926年2月12日，鲁迅日记记载“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份”。“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这笔薪水已经拖欠两年多。但是，因为北洋政府财政极度紧张，索薪活动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1926年7月21日，鲁迅公开发表《记“发薪”》一文，将政府内幕公布于众，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元。然而这一曝光行动没有什么效果，据钱稻孙回忆，教育部所欠的薪金后来都没有还清，只用一张八行书写了张欠条就算完事了。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进行“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是20世纪文坛最大的憾事之一，也是最大的疑案之一。作为家里的老大，鲁迅一直对弟弟照顾有加，在东京时周作人“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因为周作人要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鲁迅因此回国就业挣钱养活周作人夫妇，还经常寄钱给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家。1919年，鲁迅一人卖旧宅、买房、装修、搬家，周作人却带着太太回日本探亲。装修完毕，鲁迅将朝南向阳的正屋让给周作人一家，而自己住在大门口朝北的小屋里。当时，鲁迅与周作人被世人并称“周氏兄弟”风靡天下。他们同在北大任教，同在《新青年》发文，“周氏兄弟”在文坛上所向披靡。
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然而事情的突变在1923年7月，周作人托人送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看完信后，想请周作人来问个明白，但周作人没有来。等了一周，周作人还是“不至”，鲁迅准备搬家。7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7月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1924年6月11日鲁迅“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周氏兄弟的好友、目击者川岛后来在《弟与兄》一文中回忆：
“这是鲁迅先生于1923年8月2日迁出后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回到旧居去……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
周作人竟要动手砸哥哥鲁迅，着实忘恩负义。然而原因众说纷纭，至今暧昧不明。其一种说法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冒犯了弟媳羽太信子，导致兄弟反目。然而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
“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其二种说法比较占主流，说是鲁迅与周作人一家陷入经济纠纷。举家搬到北京后，鲁迅除了留点零用钱外，绝大部分收入都交给羽太信子，兄弟两人每月600多大洋的薪水都不够用，周作人又当甩手掌柜，只好鲁迅四处借债。许寿裳说过，周氏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她不愿同他一道住。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该笔名有过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即是羽太信子。兄弟反目后，鲁迅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学者袁良骏先生认为：
“它促成了鲁迅的早逝。失和对鲁迅的精神打击巨大，这是鲁迅的一大块心病，不仅导致了他迁居后的一场大病，而且影响其终生。鲁迅最终死于肺病，而肺病最可怕的就是累和气。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生气是外在的，兄弟失和才是更要害、更根本的。”
鲁迅对自己的衣服向来不甚讲究，一般穿小袖子的长布衫，有时候甚至打着补丁。夏丏尊在《鲁迅翁杂忆》中回忆道，自己和鲁迅做同事的时候，他就穿着长衫，没想到20年后两人于上海见面，他穿的还是老旧的长衫。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穿搭毫无见解，他在日本时读过美学相关的书。当萧红前往鲁迅家中拜访，偶然问他自己穿的大红上衣漂不漂亮时，鲁迅看了一眼之后，直白地说：“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又解释说，不好看的原因是裙子配的颜色不对：
“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在鲁迅看来，胖瘦和穿衣服也有关系。“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方格子和横格子的衣服也是胖人需要避开的。因为“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所以“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鲁迅当天还稍微批评了下萧红之前穿的一双靴子。他说萧红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而这拉手应该放在裤子下边。萧红对此感到意外：“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鲁迅谦和地解释：“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鲁迅与朱安失败的婚姻人尽皆知。1906年7月6日，26岁的鲁迅听从母亲的安排，娶了29岁的朱安。他木偶一般完成了婚礼，新婚第二日天不亮，就搬到了书房，第三天返回日本。1925年3月，鲁迅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这是许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这一年，鲁迅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对于许广平在信中表达的忧虑和苦闷“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鲁迅诚恳地一一回复，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作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之后他们一个月内来来回回写了12封信，通信第一个月的月末，鲁迅就将许广平亲切地称为“小鬼”。1925年4月1日，许广平第一次敲开了鲁迅的家门，她把这次访问叫做“探险”。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就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鲁迅逐渐明白了自己对许广平的感情，但是在爱情方面他一向是自卑的：“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过了二十年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面对不期而至的爱情和年轻活力的女学生，鲁迅是胆怯的、矛盾的，同时还有着种种顾虑。与鲁迅的犹疑、被动相反，许广平勇敢而热情她向鲁迅表示：
“我也遭遇过封建婚姻，但是我靠自己的力量挣脱了，我真正地爱过，也曾被人爱，而你呢，却从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权利爱呢。”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此后，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鲁迅与许广平互通了135封信，鲁迅将其集结出版取名《两地书》，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鲁迅同样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1929年9月，他们有了一个孩子，鲁迅为他取名海婴，出生在上海的婴儿。客人们到家里来，鲁迅总是把儿子抱出来给大家看，疼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著名爱子宣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展现了与“横眉冷对”“怒向刀丛”等完全不同的鲁迅的另一面。海婴百日那天，他抱着儿子去上海最好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取名为一岁和五十岁。1936年8月，鲁迅重病中挣扎着写下遗嘱，其中第四条是给许广平的：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鲁迅对吃食十分讲究。他在厦门大学教书时，直觉得“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甚至怀疑厦门人似乎不大会做菜，“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的饭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吃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到了广州后，在许广平的带领下，鲁迅对荟芳园、别有春、妙奇香等粤菜馆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得出结论是“这里很繁盛，饮食倒极便当，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在请客吃饭上，鲁迅同样是“一掷千金”，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宴客总是去知名饭店，比如知味观、鸿运楼等，花费自然不小。有时候鲁迅家宴也要从大饭店请名厨，如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平日里，鲁迅家中会备些饼干，陪客人到深夜时，鲁迅便与客人一起吃些点心。向日葵子也是每次家里来客时必不可少的。鲁迅往往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许广平就再拿一碟来。他喜欢北方饭，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许广平和萧红一起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因为鲁迅的胃不大好，每顿饭后必吃上一两粒“脾自美”胃药丸。不过，他还会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再吃几个吗？”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的第一部翻译书《域外小说集》出版。除却内里文章之外，鲁迅还负责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包括《域外小说集》的装帧、印行和广告宣传等工作。书封满版的蓝灰底色，上面放一张外国插图，小篆体横排写书名，封面的下部放“第一（二）册”三个字。装帧的方式选择的也是当时流行的洋装书毛边本，鲁迅在序言中甚至以此为卖点，强调“装钉皆从新式”，纸张即使经过数次翻阅也不会出问题。鲁迅在1910年回到绍兴后，于绍兴府中学堂任博物教员。他因此常外出采集植物标本，在装订好的图册上熟练地画上“猫头鹰”。鲁迅向来欣赏发出“真正的恶声”的猫头鹰，因为黑夜中的它象征着对黑暗的诅咒，也是对可诅咒时代的不祥之音。1917年，鲁迅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为之设计北大校徽。在鲁迅的设计中，校徽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有如中国传统的瓦当，同时上下排列的两个字好像一人背负着二人，给人以“北大肩负重任”的想象。2007年，北京大学在鲁迅的基础上稍作修改，遂成今日校徽。1923年出版的《呐喊》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同样由他亲自设计，铺满封面的深红底色显得沉重有利，象征着数千年传统文化牺牲者的鲜血，又预示着未来社会的光明，长方形的黑框横列在封面约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如书中所说的“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黑框内的变形黑体字书名，像用利刃镌刻一般，正是铁屋中强有力的高声“呐喊”，框线内的“鲁迅”则是冲破铁屋、不可阻挡的勇士。此后，鲁迅陆续设计了60多个书刊封面，把各种字体玩出了新花样。鲁迅二十五岁（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幻灯片事件”受到刺激，弃医从文，投入文学事业，发愿要用文学唤醒国人。而事实上，鲁迅直到三十七岁（1918年），才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成为公务员后的闲暇时间，他抄抄古碑、校校古文、玩玩古镜，文学创作并不在他的生活规划当中。改变他生活的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文学革命之后，《新青年》杂志决定从1918年起全部刊登白话文，但是有能力写出白话稿件的人不多。钱玄同与鲁迅兄弟是旧相识，知道他们长于文字，便“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作人很快交出了稿子，但是鲁迅却迟迟不愿意动笔。钱氏只好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经过一番著名的关于铁屋中人应该不应该被唤醒的辩论之后，鲁迅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一举成名。不过直到1923年《呐喊》出版，鲁迅才第一次认识到，通过写作能够养活自己。《呐喊》的出版一开始是一个不起眼的偶然事件。1923年初，鲁迅将自己的 14 篇小说结集，连同200元出版费一起交付给出版商李小峰。鲁迅准备自费出版这些小说，这是传统时代官员士大夫的惯常做法。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李小峰在1923年8月把《呐喊》尝试着投放到书店后，居然销量喜人，当年12月即获再版。1924年5月，北新书局又第三次开印，印数为4000册，这在当时已是惊人的销量。李小峰敏锐地发现鲁迅原来是一棵摇钱树，不仅把200元出版费退回给了鲁迅，还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版税，然后以畅销书的模式对这本书进行营销。营销方式之一是请人撰写“软文”进行饥饿营销。比如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就曾化名“曾秋士”写了一篇“软文”，名为《关于鲁迅先生》，文中宣称鲁迅因故（没说什么缘故）不许《呐喊》一书再版，因此读者可能无缘再读到此书，欲购只能从速了。
“鲁迅先生……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呐喊》的再版闻已付印，三版大概是绝无希望的了。”
这种营销技巧有效地刺激了当时还非常单纯的读者群的购买欲望。在李小峰的运作下，《呐喊》很快成为当时的著名畅销书，据保守估计，到1939 年，《呐喊》已经印行 24 版，单行本总印数逾10万册。1927年10月4日，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等人合影鲁迅在日记里记录最多的，除了买书就是看了哪些电影。目前可找到的鲁迅最早的观影记录，是1916年9月24日在北京跟许季上“同往西长安街观影戏”。自1927年10月移居到上海之后，电影成了他后半生闲暇消遣的最爱。10月20日鲁迅在致廖立峨的信中说“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来，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
1936年10月8日 沙飞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07。 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背）、陈烟桥。从鲁迅的日记来看，在1927到1936年的10年间，他共看了142部影片。光是1934年一年，就看了34部，差不多一个月3部。鲁迅看电影开销不小，凡是看电影都是雇车前往，而且去的都是“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这种头等影院，买头等电影票。一是避免总有人认出打扰观影，二是许广平有些近视，他体贴夫人，基本上每次都买影院二楼第一排的座位。这个位子票价最高，至少每座一元，甚至高达两三元。
1935年 鲁迅在上海虹口大陆新村寓所附近
鲁迅的片单里，有很多《兽国春秋》《人兽奇观》《漫游兽国记》《万兽女王》《兽国寻尸记》《野蛮世界》之类的“兽片”，大约占他观影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电影类型，这类影片最初是一些探险家带着摄影机深入丛林、荒野、极地，拍下当地的实况做成的纪录片。后来，好莱坞电影人在这些素材里加了故事，更把观众的观影胃口打开了，鲁迅也不例外。1936年，他给文学青年颜黎民写信，以前辈的身份说到了电影：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但是前文说的“获美”“得宝”之类的影片，鲁迅也都会看，全球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金银岛》、冒险动作片《珍珠岛》，还有科幻作品《科学怪人》《电国秘密》，还有恐怖片、战争片，涉猎不少。除此之外，一些特别热门的商业大片鲁迅也追着看。比如卓别林的《城市之光》，1932年在上海上映，轰动全城，一票难求。因为没买到票，他只好看了《蛮女恨》，这是个狗血浪漫剧情片，质量很差。过了一个礼拜，鲁迅带着夫人和三弟夫妇跑到上海大戏院，终于如愿看到了《城市之光》。对于刚刚崛起的迪士尼动画片，鲁迅也不反感。像是《米老鼠》，他就带着儿子海婴整整看了两遍。他认为虽然卡通片里的内容对于成年人来说，是比较浅显无趣的，但对于孩子是寓教于乐，值得提倡。他说卡通片“……是把人事和动物联系起来，也架空，也颇合理想，是很值得看的”。因此有一回还特地带了茅盾十二岁的儿子去看。1933年9月13日五十三岁合家照摄于上海王冠照相馆。照片上的字是鲁迅所题。鲁迅一开始不喜欢电影，曾发问：“为什么这样欢喜去看电影呢？”爱了之后，他这样回答自己：“……因为可以窥见艺术家心灵的表现。”1936年10月10日，鲁迅拖着病体，去上海大戏院看了临终前最后一部电影《复仇艳遇》。这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普希金未完成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讲的是一个地主家的青年联合农奴，反抗贪婪而有权势的贵族的故事。鲁迅很喜欢这部片子，当天就给两个青年作家写信推荐。给作家黎烈文的信里写：“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九天之后，鲁迅与世长辞。许广平后来回忆，这部电影是鲁迅“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韩晗：《论作为畅销书作家的鲁迅——以〈呐喊〉的出版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4期藤井省三：《鲁迅的都市漫游 : 东亚视域的鲁迅言说》，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李浩：《鲁迅与电影：鲁迅观影资料简编（1927.10.7-1936.10.10）》，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孙玉祥：《猛兽总是独行，鲁迅与他的朋友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房向东：《恋爱中的鲁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房向东：《新月边的鲁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杨永德：《“东方的美”——鲁迅书籍装帧简析》，《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期。李禧：《论鲁迅与艺术设计》，《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6期。何旻 ：《 现代世界文学环流中的“精美”与“余裕”之物：周氏兄弟与作为文学媒介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