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张燕芬：毓庆宫原状陈设复原研究
毓庆宫以太子宫肇建，其地位特殊、空间独特，使用功能几经变化，又留存较多资料，是清宫原状陈设复原研究的理想对象。本文以光绪朝《毓庆宫陈设档》为主，嘉庆、道光、咸丰、宣统朝陈设档为辅，结合样式雷图样、奏销档、君臣日记等，对照《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与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探讨毓庆宫（工字殿前殿）作为光绪帝典学之所的功能分区及其具体陈设。此研究成果亦可为清宫日常陈设的复原研究与展示提供参考。
毓庆宫原状陈设复原研究
张燕芬
今日研究者对清宫室内陈设的关注，与故宫作为遗址性博物馆且留藏大量文物密不可分。空间、文献、文物若有机结合，便可使陈设回归其位，使宫殿再现历史。
一 研究背景
毓庆宫位于紫禁城东路，坐落于奉先殿与斋宫之间。它以“太子宫”闻名于世，又因“小迷宫”之名而备受瞩目。其建筑格局为二座门、三大殿、四进院，自南向北依次为前星门、祥旭门、惇本殿、毓庆宫、继德堂、后罩房。中殿毓庆宫与后殿继德堂由一封闭式穿堂连通，形成工字殿。本文主要讨论的陈设空间为工字殿前殿，即狭义的毓庆宫〔图一，图二〕。
〔图一〕 毓庆宫区域平面图
红色区域为工字殿前殿
目前有关毓庆宫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与历史两个领域。前者关注建筑沿革[1]、空间变化[2]、材质工艺[3]；后者聚焦储位传立[4]、宫殿功能，尤其是毓庆宫在嘉庆[5]、光绪时期的使用[6]。对于毓庆宫的具体陈设，仅王子林《清宫原状陈设》中摘录了部分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因此，关于这个宫殿系统性、综合性的原状陈设研究还比较缺乏。
〔图二〕 毓庆宫现状空间意象图 [7]
选择毓庆宫区域作为清宫陈设个案进行深入讨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这座宫殿拥有无二的建筑功能。从太子宫到皇帝的几暇之所，再到幼帝的典学之处，它既关乎国本又紧系帝制。毓庆宫作为太子宫肇建于康熙十八年（1679）[8]，后因太子允礽被废，转而供皇子皇孙居住。雍正九年（1731），上命将毓庆宫改为斋宫[9]。乾隆八年（1743）毓庆宫添建后供皇子读书。乾隆六十年毓庆宫扩建以迎接皇太子颙琰，当时惇本殿、毓庆宫、继德堂三殿齐备[10]。嘉庆四年（1799）之后，这座宫殿被改造为皇帝的闲余之所，不再令皇子居住[11]。之后，光绪帝载湉在此学习长达二十年，是继嘉庆帝后最重要的使用者。其次，继德堂拥有独特的室内空间，因其隔断密集而成为著名的“小迷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陈设空间。最后，毓庆宫作为嘉庆帝潜邸，可与乾隆帝潜邸重华宫相提并论；继德堂“迷宫”又可与符望阁“迷楼”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亦是抛砖引玉。
相较其他领域，清代宫廷陈设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研究方法与材料的讨论显得更加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朱家溍先生在《明清室内陈设》中以个案的形式有所展现，即“档史结合”[12]。在原状展览实践过程中，还应包括“文”“物”相映[13]。先说史料。各类材料中，清宫陈设研究更倚重档案，尤其是《陈设档》。以毓庆宫（狭义）为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嘉庆八年、嘉庆二十四年、道光二十年、咸丰六年《毓庆宫陈设档》[14]，故宫博物院藏有光绪二年、宣统二年《毓庆宫陈设档》，使其原状研究与陈设恢复有据可依。也只有依靠《陈设档》，宫殿的陈设“才能有点时代性”[15]。但单一的《陈设档》亦不可尽信，还需结合其他材料以求更加准确、全面。
再说实物。唯有将《陈设档》《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和院藏文物三者相互对应，才可能选出原状文物。而三者对应的桥梁，是院藏文物的“参考号”。“参考号”包括了1925年起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为各宫殿（不包括前朝区域古物陈列所管辖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处）文物登记造册时的编号，如毓庆宫区域物品多为“餘”字号。但需要注意的是，毓庆宫区域点查时部分物品已不在原位，且《点查报告》混淆了惇本殿与工字殿的物品位置，因此使用时应格外小心。此外，时代更迭、信息湮没、文物外拨，也给文物的全数归位增加了难度。原状文物的具体查对，将在下文讨论工字殿前殿西间陈设时详细说明。此外，有关清宫生活的绘画、老照片等图像资料也是原状研究与恢复的重要参考资料，宫殿内留存的贴落匾联及其痕迹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既然材料具备、方法明确，便可判断毓庆宫工字殿前殿（下文简称“前殿”）所能恢复的历史年代。
二 前殿室内陈设所能恢复的最佳历史年代
一座宫殿内部陈设所能恢复的最佳年代，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建筑沿革、使用情况、内檐变化和宫殿遗存四个方面是必须考虑的。
毓庆宫区域的建筑沿革与使用概况前文已述，它表明这个空间永远无法重现乾隆六十年扩建前的模样。就研究材料而言，嘉庆至宣统时均有《陈设档》可查。至于文物，前殿内留有研究价值颇高的原状贴落、对联9件，主要为光绪皇帝御笔及大臣作品；另槅扇心96件，多为咸丰至宣统时代臣工作品。这些贴落、槅心所附着的内檐划分了空间，空间又承载了陈设，因此宫殿内檐最后的形成时间至关重要。
前殿内檐〔见图二〕并非一次装修的结果。根据嘉庆八年《毓庆宫陈设》，可知当时西间已有大炕、落地罩，与今所见无异。但明间、东间内檐面貌的最终确定，则要追溯咸丰八年的一次添改。根据《奏销档》记载，自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起，敬事房多次传皇帝旨意添改毓庆宫前殿内檐[1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167-0086号〔图三〕显示了此次明间前檐添做风门的情况，167-0168号〔图四〕、167-0093号〔图五〕则记录了东次间、东进间改造前的内檐情况。将文献、图样与现实空间对照分析，可知其具体变化[17]。
〔图三〕 毓庆宫工字殿前殿明间风门尺寸图
咸丰八年 样式雷图档167-0086号
〔图四〕 毓庆宫工字殿前殿东进间尺寸糙图
咸丰八年 样式雷图档167-0093号
〔图五〕 毓庆宫工字殿前殿地盘尺寸图
咸丰八年 样式雷图档167-0168号
咸丰八年改造前，东次间西缝中部设槛窗，南边开门；后檐设高矮床，矮床两侧各设槅扇一面；南边设落地罩有槅扇两面；东缝设门口通东进间。东进间后檐设炕、炕罩嵌扇两面，前檐亦设炕。改造后，东次间后檐改为高床。东次间与东进间六面槅扇均被移至明间东缝，并以柏木镶口楠木抱框。东次间西缝原有的槛窗（东立面八扇、西立面十扇，见样式雷图档167-0168号）与真假门都挪到明间西缝，真门在南、假门在北。根据“东进间添安圈口一个，楠木夹纱亮窗一扇，栏杆七堂”以及样式雷167-0093号图稿说明“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进内查得毓庆宫东进间西缝添安横皮（披）窗一扇，东面圈口平，添安栏杆七堂，西面圈口平”，可知今日所见东部空间之假仙楼（东立面为栏杆七堂、西立面为平圈口夹纱亮窗）确为当时所安，横披窗也一如当年所改。这之后前殿内檐便再无实质变化，同治十二（1873）至十三年虽意图对宫殿进行大规模添改，但由于财政之困与皇帝早逝未能施行[18] 。因此，前殿于咸丰八年改添前的室内陈设，虽可研究却无从恢复。
咸丰八年之后，光绪帝载湉与毓庆宫渊源最深。光绪二年（1876），年仅五岁的幼帝入毓庆宫读书[19]，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书房长撤[20]。毓庆宫不仅是光绪帝最重要的典学之所，也是见证他成长与成熟的重要空间。
综合来看，前殿室内陈设所能恢复的最佳年代为光绪朝。具体陈设复原主要依据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此档实际记录了光绪二年至光绪三十年殿内陈设及其损坏与出入情况。由于光绪二年档对家具的登记漏洞颇多，需要借助嘉庆、道光、咸丰陈设档来补充细节。此外，溥仪作为宫殿最后的使用者，移动了不少陈设，只有通过宣统二年档才能寻回部分光绪时代原状文物。
载湉在毓庆宫的主要活动空间为工字殿前殿。前殿各屋功能不同，仅凭陈设档无法完全反映实际使用情况，因此还需参考其他文献、图像，尽可能还原使用情境、突出陈设特点。
三 前殿各屋功能与日常陈设
梳理历朝《陈设档》，可知从嘉庆朝到光绪朝，除了部分撤出物品，毓庆宫陈设并无大变化。实际上不少宫殿都存在这个现象，这其中固然有礼制的约束与对前人的尊崇。但这个传统的形成或许还与乾隆帝有关。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谕“十二宫陈设器皿等件，布置停妥，永远不许移动，亦不许收贮。著将此旨同行传知”[21]。后世移动和收贮的情况虽时有发生，但那毕竟不是主流。毓庆宫作为嘉庆帝极为珍视的潜邸，后辈更充分尊重了他对宫殿最初的布置。在光绪朝，它作为功能较为单纯的学习空间，既保留了前代君主的使用痕迹，也记录着年轻帝王的成长变化。
以光绪二年陈设账为准，前殿约有物品306件（套）[22] 。各类陈设中，家具既分隔空间，又盛放物品，功能重要，应首先明确方位。
西次间与西进间仅以落地罩分隔，形成了这座宫殿最为开敞明亮的空间，载湉的书房即常设于此[23]。以光绪二年陈设账为基础，辅以前代档案，可确定当时西屋的家具陈设〔图六，图七〕，其他陈设主要放置在大炕与家具之上，为便查看亦择要于图中标出〔图八〕。
〔图六〕 西进间内檐及家具陈设示意图
自西向东望 作者绘
〔图七〕 西次间内檐及家具陈设示意图
自东向西望 作者绘
〔图八〕 西次间、 西进间家具及重要陈设俯视示意图
作者绘
西屋既然是光绪帝的常用书房，那么他的书桌安放何处？档案中虽无明确记录，但根据其他材料，可推测书桌应当设在西进间大炕中部。首先，炕桌兼做书桌符合清宫使用习惯。如嘉庆帝、道光帝读书像中所示〔图九，图十〕，皇帝盘腿坐于炕上，炕桌上放有笔、墨等文房用具。后来的溥仪也是这般在大炕上读书[24]。其次，家具布局的限制。西次间南北窗下设置的一对高桌陈设紧凑，不大可能用作书桌，罗汉床前一般也不设书桌[25]。顺山大炕提供了屋内最大的使用空间，且大炕两侧放有矮脚琴桌[26]，书桌在中间最为合适，用时放上，不用便撤下。
〔图九〕 清人 《嘉庆皇帝读书像》 轴
〔图十〕 清人 《道光皇帝读书像》 轴
西进间作为光绪帝的主学堂，陈设档登记书籍仅20件（套），且均为嘉庆朝旧有陈设[27]。但这个现象实属正常，一是载湉的课本随老师的教授不断更新；二是毓庆宫区域辟有专门的藏书之所，各类典籍基本放在穿堂的三个通顶书格与后殿宛委别藏[28]。至溥仪读书时，西进间北墙大钟下设两张桌子，专门放置书籍和文具[29]。这种陈设也可供光绪时代参考。
除了书桌文具，西进间大炕上共有百什件[30]、都盛盘[31]12套，是这个空间最显眼的物品。故宫博物院不少百什件类文物已被打散分组收藏，但通过百什件中物品的组合关系，还可寻回部分。以收贮九件玉器的紫檀木都盛盘为例，对照《点查报告》与院藏文物，可还原当时的具体组合［表一］ 。
陈设档中，西次间的陈设记录最为清晰。当时南北槛柱边各设有一楠木高桌，高桌东边各有一团圆桌。东缝坎窗下放一罗汉床，床两边各设一钟几。南北高桌上的陈设最多也最重要，其中就有“毓庆宫青玉宝”与“青玉毓庆宫记册页”。
在紫禁城与其他苑囿、行宫中，只有部分宫殿拥有以宫殿名为印文的宝玺，如“乾清宫宝”。这其中，仅养心殿、重华宫、毓庆宫、纪恩堂、五福五代堂、戒得堂有记，并制作了玉质册页。这些兼具宝与册的宫殿对皇帝而言通常意义非凡，作为潜邸的毓庆宫与重华宫则更加特殊。
宝与册可以说是毓庆宫的身份象征。毓庆宫宝为青玉交龙纽〔图十一〕，阳文篆文，装以紫檀盒。清室善后委员会封宫点查前，它一直摆放在西次间南边高桌。青玉《毓庆宫记》册页因1919年（陈设档记“宣统十年”）正月三十日溥仪要去而离开了毓庆宫[35]。目前院藏唯一的玉质《毓庆宫记》册页〔图十二〕为碧玉质地，参考号为“吕一九九六”，不知是否为光绪时期毓庆宫的原状文物。
〔图十一〕 青玉毓庆宫宝
〔图十二〕 碧玉 《毓庆宫记》 册
在追寻毓庆宫原状文物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被溥仪移动出账的物品，这些被移动的物品需按图索骥回归原位。如1919年（陈设档记“宣统十年”）正月溥仪要去“味馀书室寒月回文璧”[36]，此件玉璧为孤品，原状文物也已找到”，还可推测当时可能将它移到了养心殿（吕字号为养心殿文物）。1922年（陈设档记“宣统十四年”）溥仪又将不少册页取至上书房（上书房文物多为“調”字号），其中包括放在西进间大床上的“瑞启钟麟册页一册，内盛白玉子孙佩一件”。由于位置变迁，毓庆宫物品点查时便无此件记录，院藏“餘”字号文物中自然也无迹可寻。最后在“調”字号文物中发现了它[37]，即“調二五八7 白玉透雕'长宜子孙’夔凤纹牌”，附件为“瑞启钟麟册页”。
明间是前殿陈设最少的空间。屋内放有花梨木架几案一张，案上设乌木架葫芦式水法乐钟一架，案下设红花白地瓷宝月瓶二件。另有塔几一对，几下设洋彩瓷吉庆瓶二件，□彩白地瓷龙凤呈祥尊一件，铜珐琅双如意耳尊一件[38]。除此之外，墙面上还留存有嘉庆、光绪御笔贴落对联，前殿槅扇心则多为晚清臣工书画作品。
〔图十三〕 明间北墙嘉庆御笔贴落及对联
明间北墙槅扇上方与两侧留存着嘉庆御笔贴落对联〔图十三〕，是走进这座宫殿时最先映入眼帘的装饰。贴落制作于嘉庆六年孟春，收录于《清仁宗御制诗初集》，题为《毓庆宫述事》。这首诗是嘉庆帝第一次解释修葺并留用毓庆宫，是为了遵循秘密建储之祖制、杜绝窥伺皇位之隐患[39]。搭配这张贴落的是对联“就傅幼龄居前星继照，慎储家法守旧地重华”。上联表明颙琰自幼在此学习，后又作为太子继承大统，可谓不世之荣光；下联再次表达了对祖训的守护和对潜邸的珍视，也透露出颙琰作为君王初登大宝的抱负。这套贴落对联不仅介绍了毓庆宫的历史，更充分表明了这座宫殿对嘉庆帝的重大意义。因此，尽管时代更迭、人境迁移，后继者仍都选择保留这套标志性陈设。
嘉庆朝的毓庆宫是颙琰的私人空间，宫殿（尤其是后殿）所用贴落匾联几乎皆为颙琰御笔，其作品成熟、观点自由。光绪时代则不同，载湉作为学生，这个空间常常需与老师分享。
载湉留给毓庆宫的诗文作品，内容多来自前代诗文，自然也少有个人看法。明间槅扇心多为光绪及前后时代臣工作品，其中帝师所作居多，这样的设计与宫殿作为典学之所的功能相符，显然是有意为之。明间西墙南门贴有光绪御笔对联“日月光华征复旦，蓬壶景象庆恒春”，应是为新年所书。东墙槅扇南面贴落亦为光绪帝御笔，内容来自唐代宰相张说的《奉和圣制春日出苑应制》，描绘的是苑囿美景。贴落两边有对联“宝露常滋三秀草，吉云深护九如松”，也是写景之作。此联为光绪时期工部尚书潘祖荫所书，潘不仅是书法家，还与翁同龢同为清流领袖，颇受光绪帝赏识。
在工字殿前殿的陈设复原中，东次间与东进间的陈设记录与其他史料的抵牾最多，但也最能说明甄别研究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有据设计的必要性。
根据翁同龢日记所载，光绪十一年（1885）因养心殿修沟，“上自八月廿七日起以毓庆宫东室为寝室，有扁曰'妍秘书屋’”[40]，寝室的具体位置应在东进间。之后皇帝虽搬回养心殿[41]，但从宫殿修缮的奏折中可知这个寝室被保留下来[42]。此外，因冬日西屋高冷，书房有时会改设在东屋[43]。相较于公用性更强的西屋与明间，东屋由于设置了寝室而变得更加私密。
但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中并无东次间南炕的记录，且从东进间陈设来看也无寝室特征，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光绪档以咸丰六年档为底本，而咸丰六年前殿内檐还未改造，次间南炕亦不存在，光绪档因循旧本故无记。其二，东进间寝室光绪十一年才出现，光绪二年档虽记录了光绪二年至三十年陈设的移动情况，但对室内功能的变化却无说明，无法反映真实情况也是情理之中。因此，档案的使用必须审慎，仅凭单一材料容易陷入孤证不立，这也是朱家溍先生强调原状陈设必须“档史结合”的原因。
档史不一之处，亦是原状展览需要设计的地方，而设计也必须有据可依。东次间南炕陈设布置可参考光绪时期或前后时代的档案与图像，如《同治帝便装像》轴〔图十四〕所绘的室内情景。炕中部设炕桌，两边放铺垫。铺垫上具体摆放的器物可从东进间北炕挑选挪移。这是因为，东进间北炕要复原为光绪帝卧榻，卧榻必然悬挂幔帐、铺设衾被，所以陈设档上此处物品也需要迁移。幔帐、被褥的设计则可参考随安室等清末帝王居用空间。
〔图十四〕 清 《载淳便装像》 轴 （局部）
在厘清内檐特点与屋室功能的基础上，可根据光绪陈设档重新调整东间陈设。东次间的家具最多，其摆设情况如〔图十五〕所示；东进间设置幔帐、摆放家具后如〔图十六〕所示[44]。其余陈设数量众多，则于〔图十七〕标注。
〔图十五〕 东次间 内檐及家具陈设示意图
自西向东望 笔者绘
〔图十六〕 东进间内檐及幔帐、 家具陈设示意图
自东向西望 笔者绘
〔图十七〕 东次间、 东进间家具及重要陈设俯视示意图
作者绘
四 前殿年节陈设
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清宫陈设大体可以分为日常陈设与节庆陈设两大类。节庆陈设是在日常陈设的基础上进行增减，而非全面更换。众多节日中，宫里最注重在室内进行气氛烘托的是万寿（圣寿）、元旦、端午三节。
清代宫廷的节庆陈设既隆重又应景。其隆重体现在珍贵材质的集中使用，尤其是宝石盆景的用量大增。应景则在于寓意鲜明的装饰主题。如万寿节常见鹤鹿同春、麻姑献寿、寿星仙台；元旦流行大吉葫芦、岁岁平安、博古岁朝；端午则有天师五毒、五毒艾虎、龙舟竞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光绪时期毓庆宫年节陈设档案无存，暂且以嘉庆八年毓庆宫年节陈设为例。嘉庆与光绪虽有时代悬隔，但鉴于节庆陈设门类与题材的同一性，此份档案依然有较大参考价值。当时前殿增设：宝石盆景33件，主要摆放在炕案、大案及窗台上；灯联三对，西次间大炕、东进间南北炕各一对；大吉葫芦题材陈设九件，分布在各屋。下文以西进间年节陈设为例，管窥一斑[45]。
西大床宝座大炕上安：“青玉诗意如意一柄”“洋铜嵌西洋玻璃镶表如意一柄”。西大床宝座两边安：“洋铜嵌表冠架一对”。西大床左边琴桌上设：“翡翠玉一块”“洋铜圆盒一件”“青玉盆嵌硝石花盆景二对”。桌下设：“三阳开泰木根山子一座”。西大床右边琴桌上设：“金出戟小方瓶一件”“雕漆一统万年盆景一件”“洋铜圆盒一件”“青玉嵌硝石花盆景一件”“青玉花篮一件”“翡翠玉双鱼磬一件”“洋铜盖罐一件”。西大床宝座两边床上安：“紫檀镶嵌大吉葫芦插屏一对”“紫檀嵌方瓶二件”“金象灯联一对”“铜珐琅大吉葫芦瓶一对”。西大床两边紫檀几一对，每件上设：“洋铜炉一件”“铜珐琅靶洗一件”“铜珐琅果盘一件”“金漆瓶二对”。西大床靠西墙多宝格格顶上设：“铜珐琅太平有象一件”“金盆景二对”。南窗槛柱上挂：“紫檀嵌八宝大吉葫芦挂屏一件”。地罩外两边挂：“岁朝图挂对一副”。
此份档案中的陈设与院藏文物已难准确对应，但类似文物还可举例。如洋铜嵌西洋玻璃镶表如意〔图十八〕、剔红一统万年盆景〔图十九〕、铜珐琅大吉葫芦瓶〔图二十〕。
〔图十八〕 洋铜嵌西洋玻璃镶表如意
〔图十九〕 剔红一统万年盆景
〔图二十〕 铜珐琅大吉葫芦瓶
节庆陈设是临时性的，使用完毕多撤下收贮，但宫殿有时也会留用一二。偶尔还会将节庆陈设用作赏赐。如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初五，皇上便将陈设于毓庆宫东进间南床上的二件年节盆景“岁岁平安雕漆嵌绿牙盆景”与“松竹梅菜石盆景”赐予皇后[46]。
四 结语
一个宫殿的原状陈设复原主要由原状研究、宫殿修缮、文物筛选、文物复制（仿制）[47]四大部分组成。研究夯实基础，宫殿提供展场，文物填充细节，复制紧系传承。本文主要关注毓庆宫（工字殿前殿）原状复原的基础研究与文物筛选，所涉材料颇多、头绪不少，为清眉目，现将重点归纳如下：
1. 展陈时代的判定，是原状复原的第一步。将毓庆宫前殿恢复至光绪时代，是综合考量建筑沿革、使用情况、内檐变化、研究材料的结果。不明确时代，遑论展览的“时代性”。没有时代性，展览的准确性便是无根之萍。
2. 原状复原的准确性，依赖于展览文物与陈设档的匹配度。院藏文物、点查报告、陈设档三者交相呼应，才能使文物回归原位。陈设档中物品登记的前后顺序、成套器物的组合关系，是挑选文物的重要线索。
3. 在光绪时代毓庆宫区域繁多的文物中，工字殿前殿保留了与宫殿历史、功能相关的贴落、宝、册、字轴，这些重要陈设反映了居用者对宫殿身份等级的强调。
4. 陈设档作为账目，因内容单一，无法全然反映光绪时代毓庆宫各屋功能的差异与变化。结合其他史料，可知西屋为常设的典学之所，公用性更强；东屋因设置了寝室，故更加私密。
5. 目前有关清宫室内陈设的讨论以宗教空间、仪式性空间居多，生活空间的陈设还有待罗掘深究。若能完成更多原状案例，则可较为全面地展示清宫陈设特点，同时亦可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宋仁桃）
[1]刘畅等：《毓庆宫》，《紫禁城》2009年第7期，页14－19；常欣：《毓庆宫沿革略考》，《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7辑，页104－116，故宫出版社，2010 年；班晓悦：《乾隆年间毓庆宫改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王子林：《康雍乾三朝太子宫的建筑设置》，《紫禁城》2019年第8期，页28－137。
[2]主要研究成果有：赵雯雯：《从现存图文档案看故宫毓庆宫内檐装修》，《建筑史》第26辑，页68－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庄立新：《毓庆宫内檐装修的添安年代及工艺特征》，《中国文物报》2016年2月5日；许姗姗：《毓庆宫内檐装修初探》，《古建园林技术》2015年第1期，页67－72。
[3]主要研究成果有：颜超：《毓庆宫炕的构造探析》，《古建园林技术》2015年第1期，页63－66。
[4]主要研究成果有：陆成兰：《毓庆宫的三次改建与清代建储》，《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3辑，页157－162，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王子林：《清太子宫》，《紫禁城》2006 年第Z1期，页112－117。
[5] 许静：《嘉庆帝与毓庆宫》，《清史论丛》2018年第1期，页162－176；许静：《“毓庆宫行走”探究》，《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页1－6；林姝：《揭开继德堂之谜：从毓庆宫继德堂“迷宫”看清仁宗的政治理念》，《紫禁城》2019年第2期，页142－149。
[6]谢俊美：《光绪皇帝的宫廷读书生活》，《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6期，页23－26。
[7]图片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畅教授提供，特致谢忱。
[8]《康熙会典》卷一三一《工部·营造一·内府》，页1712，线装书局，2006年。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5册《雍正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毓庆宫改为斋宫，不必将就盖造，另画样呈览过，重新盖造。”页42，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内务府：《奏为修理毓庆宫工程用过工料银两数目事折》，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奏案449-135-1。
[11]《清仁宗实录》卷二二〇《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上》：“迨丙辰元旦，寅承大宝，训政三年，朕尚在此居住，是则非东五所诸屋可比，是以自嘉庆四年之后，略加修葺，以备几余临莅，不复令皇子辈居住，以杜中外揣度之渐，不得不然。我国家景运延洪，绳绳万禩，将来衍祥绍庆，我子孙有如朕之躬沐鸿庥，敕立为皇太子者，则仍可居住此宫，用昭燕翼，著将此旨交上书房敬谨存记，并载入《宫史续编》。”
[12]关于“档史结合”来研究室内陈设，朱先生曾以个案的形式有所展现，见朱家溍：《〈明清室内陈设〉后记》，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3]“文”即文献，“物”指的是文物。
[14]历朝《毓庆宫陈设档》之“毓庆宫”指的均为狭义毓庆宫，即工字殿前殿。
[15] 朱家溍：《关于清代宫史研究及原状陈列的几个问题》，《故宫退食录（上册）》页293，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16]内务府：《呈为成做毓庆宫工字殿真假门口廉架壁子改高床等事》：“营造司管理木库员外郎钟良文⋯⋯等呈称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敬事房口传，毓庆宫东进间添安柏木圈口楠木亮窗，楠柏木栏杆，赶紧成做。⋯⋯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勘得毓庆宫工字殿东边真门口向南安博浪璧子门一扇，往东开。⋯⋯又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小太监金环传旨，于明日着传营造司踏勘得毓庆宫明间着安风门架门窗一分，水纹式样，油红边绿棂条，槅扇俱安博缝糊严，钦此各等因抄出。随派库掌定安兴兆世兴副司匠广泠德谦等踏勘得毓庆宫正殿东进间添安圈口一个楠木夹纱亮窗一扇，栏杆七堂。东进间添安玻璃屉筒子二个，挡板二块。毓庆宫工字殿东边真门口向南安博浪璧子门一扇。东间碧纱厨连真假门口挪安西间添做木壁，真门口在南，假门口在北，内添假提装璧子一扇。槛墙璧子一扇，北边璧子一扇，南边璧子二扇，门头璧子一扇，璧子门一扇，添做柏木厢口筒一个，旧有璧纱厨十扇粘补见新改安，床挂帘一块。东进间暖阁嵌扇二扇撤下，东次间前后檐嵌扇四扇，共六扇，俱安明间，东边向西照旧粘补见新，分中添安帘架一座，柏木厢口楠木抱框。东次间后檐撤去高矮床向南改安高床一张。毓庆宫明间添安鱼腮风门一槽，水纹式棂条成造，并随油什糊饰安钉铁料活计按例需用。”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长编67682。
[17]拙文有详细探讨，见张燕芬：《毓庆宫建筑沿革与前殿内檐变化——兼论前殿原状展览的时代选择》，《沈阳故宫学刊》第21辑，页83－98，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年。
[18]前揭张燕芬《毓庆宫建筑沿革与前殿内檐变化——兼论前殿原状展览的时代选择》，页83－98。
[19]（清）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页1205，中华书局，1989年。
[20]《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三日（2月25日）：“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页2878。
[21]（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页46，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故宫博物院藏，陈671。
[23]根据《翁同龢日记》所载，毓庆宫书房多安排在工字殿前殿西屋，有时也设在东屋。如《翁同龢日记》（第5册页2593），（光绪十九年）廿八日（4月14日）：“照常入，书房仍在殿西间矣，退归。”
[24]溥仪：《我的前半生（附十年日记）》：“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页53，同心出版社，2007年。
[25]西次间南北各设有高桌与圆桌，且桌上放满物品，无法做书桌用。东缝坎窗下设罗汉床，罗汉床前一般不设书案。
[26]一般来说，琴桌为高桌，但根据历代毓庆宫陈设账目的登记顺序以及桌下直接放置了诸多手卷的情况，推测两件“嵌表琴桌”应为矮桌。这两件琴桌在宣统时已残破不堪，原状文物也因此无查，展览时只能找功能相近的炕桌替代。
[27]嘉庆八年八月《毓庆宫陈设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8]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光绪二年《继德堂陈设档》。
[29]前揭溥仪《我的前半生（附十年日记）》，页53。
[30]按：“百什件”是清宫对一类组合式珍玩的统称。这类组合式珍玩，少则有数件，多可达百件，物品不限材质、不拘功能，均一同收贮在设计精巧的箱匣之中，箱匣又常分屉分格，使藏品各安其位，各展其美。
[31]按：“都盛盘”也称为“多盛盘”，与百什件相似，也是将不同珍玩聚为一组，不同的是都盛盘多不设盖罩，其体量也相对固定，一人约可捧持。
[32]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中，“餘一二一四”号下现存文物五件。
[33]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
[34]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第7册《毓庆宫》，页77，线装书局，2004年。
[35]宣统二年《毓庆宫陈设档》，陈071，故宫博物院藏。
[36]宣统二年《毓庆宫陈设档》。
[37]在清宫陈设档中，“瑞启钟麟册页一册，内盛白玉子孙佩一件”仅有一件，为嘉庆时所制。
[38]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
[39]清仁宗：《毓庆宫述事》，《清仁宗御制诗初集》第2册，页51－52，海南出版社，2000年。
[40]前揭《翁同龢日记》第4册，页1968。
[41]前揭《翁同龢日记》第4册，页1986。
[42]内务府：《奏为勘明应修各工拟请择要修理事折》：“毓庆宫正殿五间，明间、东寝宫渗漏，拟头停满加陇捉节，挑换破碎瓦片随糊饰”，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奏销档827－108。《奏为储秀宫等处渗漏择要兴修等事折》，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奏销档841－101。
[43]前揭《翁同龢日记》第5册，页2567，（光绪十八年）初五日（12月23日）：“是日始有书房，移于毓庆宫之东外间，因西屋太高也。直庐陈设如，不到者两年矣。”
[44]光绪二年《毓庆宫陈设档》中的家具记录语焉不详，但结合咸丰、道光朝档案可以厘清。
[45]嘉庆八年八月《惇本殿、毓庆宫万寿节、年节、端阳节陈设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6]嘉庆八年八月日立《开除陈设总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7]由于有机质文物长久陈设会受到紫外线等损害，为保护原件能更长久存世，通常会复制或仿制原件。再者，原状陈设要达到的效果是整个空间物件与装饰的组合氛围，而不是对每一件文物的独立鉴赏，所以这一方式为目前原状展览普遍采用。
文章由作者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