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保宁越过鼓组的缝隙、艰难地抵达属于他的凳子，开始安装镲片。宋昂半跪在地上，串联着几天前临时凑起来的五只单块效果器。我按下贝斯音箱的开关、弹拨几下，并不自知从那里传来的低音有多么的浑浊。老板刘昊闻声从舞台边缘的吧台探过身子：他拧了拧贝斯音箱上的几只旋钮，声音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多少。调音师走过来检查我的效果器，自言自语道：“压缩？没啥用... DI？也没啥用...”
这是SCHOOL酒吧的舞台，我们带着三只发懵的脑袋结束了试音。一个小时后，孤独的利里乐队将在这里开始北京的第一场演出，也是第一场在所谓正经「摇滚场地」的演出。它是一个熟识主办方的朋友促成的。此前的一年多里，我们三人分居北京和济南，有一搭没一搭地聚首、排练、坐井观天，从未料想过「登上北京舞台」的日子竟来得如此之快，更不曾想象邀约还不止一场。借宋昂来北京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机，我们把成立来仅有的五首原创歌曲排练了好几天，并临时准备了一首对德国乐队CAN的翻唱充数。
2013年底的一次排练
当晚的演出原定有三支乐队，其中一支因临时解散而缺席了。我们站在酒吧门口写有乐队名字的标牌前，猜测着往来的零星路人中谁会驻足并拐进来看看。可这不过是一个临近年关的星期四冬夜，真的会有人燃起莫名的热情、穿过寒风来听两支闻所未闻的学生乐队，并为此付出30元门票吗？终究是两支乐队的六个成员和各自的若干朋友，构成了当晚彼此的主要观众。
School酒吧，演出前
登台前我们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几听啤酒试图缓解紧张。期间我一直对着手机屏幕记忆歌词——那是当天下午出门前从一本《顾城诗选》里随便摘抄的一些句子堆砌而来的，用以填满一首草草写就的半成品曲目的唱段（几年后，《半成品》成了这首歌正式的名字）。没什么意外，所有临时拼凑的段落在登台的瞬间全部破碎掉了：当第一声鼓被敲响，一大片混沌与噪音的化合物骤然淹没了耳朵，腿开始跟着地面一齐颤抖。我后悔登台前没把自己灌个酩酊大醉，就像许多关于传奇乐队们混乱首秀的故事里记载的那样。我木然地弹唱着，在几次分神去盘算「那些在台下交头接耳的人们究竟是怎样嘲笑我们的」这件事之后，演出竟已结束了。我们回到台下，另一支乐队登台。他们要比我们从容得多，歌也更加完整清晰。李保宁转身对宋昂说：“你听听他们的效果器是怎么调的，一会去问问人家！”宋昂沉默。演出结束后，我们两支乐队平分了100元的报酬并互相夸赞了几句，寒暄着日后有机会再一起演。后来他们更换了一些成员和名字，并最终确定为Future Orients。第二场演出在隔天的XP俱乐部，一个因坐落有「兵马司唱片」而被我们仰望的地方。演出前，我对前一天的那首翻唱效果深感不满，坚决不想再唱第二遍；李保宁则觉得开场曲（后来叫做《向下》）也不怎么样，建议拿掉。这样一来，我们只剩下四首歌可以演了。没所谓的，反正当晚足有四支乐队，反正我们也没指望还能再来这里演上一次——只要留下舞台的照片，只要把它们发到「人人网」上向大家宣告“我们在北京的Livehouse演出过了......” 还不够吗？
买票来的观众显然比昨天多了一些，但站在舞台上的我们似乎比他们移动的更少。相较摇滚场地，这里更像是一个客厅，陌生人家的客厅。三个人垂着脑袋局促地演奏着，不到十五分钟，四首歌就全部展示完了。“你们演得真棒！”即将登台的爱尔兰人董默涵在休息室门口称赞道。董默涵被这意外的回复搞得不知所措：“我是说真的......”
演出尚未完全结束我们就悄然离开了场地，没有多留一会儿和谁再喝上几杯，一如现在的习惯。从XP里渗出的音乐声越来越小，我们走到路口，心照不宣地等待一辆出租车的到来：它会载我们去鼓楼Mao Livehouse对面的南疆餐厅，我们早已商定好要去那里，去践行一场传说中「北京乐队」在演出结束后必须要经历一次的仪式。这是孤独的利里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已经差不多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