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重读斯密《国富论》
今日教师节，以求戒昏昏促昭昭！古人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师者当孜孜以求昭昭。读经典求甚解系起码要求。发在这里的是一种读与思的记录。《国富论》乃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没有这本书，或许就没有后世的这门显学，经济学或许还与哲学混在一起。这本书建立的体系和提出的思想具有时代的穿透力，此恰系经典的魅力所在。过段时间读一遍，
都会有新的感悟！
（2020/09/10公众号发布絮语）
裕民富国而非富国裕民
——重读斯密《国富论》
赵 伟
摘要：《国富论》思想具有跨时代的穿透力，读来具有启智与启示的双重效果，是专业经济学人和勤于思考的非专业人员的必读物。阅读该书可以作者开篇所提六个问题为基本线索，将这些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论题，而后综合起来去思考。六个论题分别为分工论、分配论、资本论、经济政策论、经济学说论和财政论。每个论题自成体系，合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后世衍生的众多经济学分支，皆可从这个体系中找到理论源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裕民富国，唯有裕民方能富国，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国富论》的启智与启示意义兼具，启智是就其对我们的学术情怀和思考问题的逻辑训练而言的，启示则是对我们审视现实，提出裕民富国的政策设计而言的。
关键词：斯密 国富论 六论 理论体系 启智与启示
原载：《治理研究》2020（4）
引用请援引原发杂志。
一、问题的提出
《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远超经济学划定的学科领域。熊彼特评价很得当：“《国富论》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熊彼特，1954）
无论是专业经济学研究者亦或是勤于思考的政策智库人士，过段时间翻翻，相信会获得新的启示，对我们生活其间的经济世界有个新的认识的。实际上，既便非专业的学人去读，也会对认识经济世界，审视现实经济问题乃至宽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的。思想具有跨越时间长河的穿透力，读来具有启智启示，这恰是学界公认的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
何以去读？个人体验，可以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去读。英语世界关于读书有四种节奏上的分法，分别为略读（skimming）、寻读（scanning）、细读（perusing)和挑剔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笔者偏好中间两种方法的结合，即寻读与细读的结合。寻读实则是一种问题导向式阅读，先找到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在书中寻觅答案与论据，进而追踪论据与论题，论据与推断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阅读的同时，还须不停地思考，间或夹杂着些许挑剔，看看哪里有不合情理的说法，或者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相悖的地方。重要的论点与论据，则须反复审视，边读边琢磨。读书，即便公认的经典名著，也得有一种俯视的意境，舍此，无从发现问题，无以增进学识。基于多年读书学习的经验，我以为，再高深的理论，再完美的推论，也是基于特定情境的。离开作者设定的特定情境，其所提理论就难以成立。经济学尤其如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基于某些假定，没有假定就没有科学的经济学，尤其是现如今大行其道的那些模型化的理论，以及由模型引出的实证命题。
具体到《国富论》，我以为可按照斯密本人开篇给出的论题，将那些论题作为基本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去读。《国富论》共分五篇，斯密在开篇“序言与全书设计”中列了六个问题。其中第一篇两个问题，其余各篇各自围绕一个的问题展开。这些问题，可简略地冠以六论：一曰“分工论”；二曰“分配论”；三曰资本论；四曰政府经济政策论；五曰经济学说论；六曰政府财政收支论。六个论题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后世经济学的多个分支，多半都可从斯密体系中找到源头。实际上，后世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理论与实证命题，多数尚未突破斯密当初的洞见。
《国富论》有好些个英文版本，也有好些个中文译本，我青睐这个英文版和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商务印书馆70年代出的这个中文版。郭、王那一代中国学人，是把学问真当学问，把翻译当作一门学问去做的！而今的译本虽然印制光鲜，然细看误解多多！意不诚做出来的活，呵呵！
二、分工论与分配论
先从第一篇的“两论”谈起，即分工论与分配论。其中分工论既是斯密经济学大厦的基座，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一根主线，理解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也就理解了斯密经济学。
分工论是从对劳动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增进原因的探讨引出的。单是问题的提出就引人入胜。斯密以“未开化民族”和“文明繁荣民族”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的反差为例而引出问题：
“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从事有用劳动，……然而他们是那么贫困……。”“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但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斯密，上卷，P.1-2） 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是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差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是什么？斯密的答案直截了当：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上卷，P.5) 由此引入正题，即分工论。
接下去就是关于这个判断的论证。先引入小制造业例子，即扣针制造，借以证明分工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斯密论证说，由于分工，10名工人每日可制4.8万枚扣针。如若不是分工，每人每日造一只扣针都很困难！
分工理论构成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以分工为原点，斯密从四个方面做了拓展分析与因果推论：
第一个方面是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核心问题是，何以分工能够增加劳动生产力？斯密给出的原因有三：（1）分工能促进劳动者技巧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这容易理解；（2）分工有利于节省劳动者转换工作场地的时间，即不动地方而可以连续操作；（3）分工形成的专业化能够导致专门机械的发明，实际上许多专门机械的发明，就是长期从事那项工作者为节省体力所为。
第二个方面是分工与一国整体的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斯密认为，分是一国民众脱贫致富的根本原因：'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斯密，上卷，P.11)
第三个方面是分工自身产生的原因。斯密以无可辩驳的例证证明，分工产生的原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交换的天性，或曰交换的偏好。关于交换与分工，斯密强调了三点：其一，这种交换的天性是人类所特有的，在别的动物种群中是看不到的。“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己的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其二，交换基于人的自利心。“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赐，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其三，交换的偏好，进而分工，导致了各种职业家之间才能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后天形成的，而非先天赋予。“就天赋资质来说，哲学家与街头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斯密，上卷，P.13）
第四个方面是决定分工程度的因素。斯密认为，分工程度取决于产品市场范围。换言之，分工程度与产品市场广狭直接关联。产品的市场越是广而大，分工程度就越是高而细。反之，'市场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斯密，上卷P.16）恰恰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沿江面海，有着天然良港和水上交通便捷的地区，容易形成大的市场。其市场范围大，因而分工就细，劳动生产力就高，经济就繁荣。
进一步地，斯密还认为，分工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或他所说的“未开化民族”的重要分野。分工也潜伏了近代工业与农业在发展上的差距因子：农业之所以不及工业进步快，很大的原因是其分工无法像工业那样细化。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在斯密那里，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由于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所以经济进步就被非人格化了。”
接下去，从分工引出商品交换论及货币。有了货币，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分离。因而斯密花了大量篇幅论述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商品的真实价格等同于其劳动价格，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而将名义价格等同于商品交换的货币价格。进而引出他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斯密，上卷，P.32)
第二论是分配论。直截了当的问题是：产出按照什么顺序分配给各个阶层？此系《国富论》第一篇后面几章所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之前，也就是在分工论之后，斯密还探讨了货币及其起源问题。但无论就斯密自己的引言抑或全书内容编排来看，这个问题在斯密理论体系中属于一个枝节问题，因此可以略去。
关于产出分配顺序，斯密的答案直截了当：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描述的历史发展顺序是这样的：在没有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度化之前，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归劳动者自己享用。有了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便须作为利润交于雇主。进而，一旦土地私有，便会形成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即地主，劳动生产物须分出第三部分，即地租。
值得指出的是，在斯密那里，资本所有人和企业家是同一个概念，并认为利润是对雇主“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报酬。(斯密，上卷P.43) 斯密认为，利润和工资截然不同。利润和劳动强度无关，完全受所投资本价值的支配。
斯密一再强调，上述三种收入各自的真实价值，都取决于各自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三种收入的行为主体，都仰仗自己所支配的资源或要素获得收入：劳动者仰仗劳动，资本所有者仰仗资本，土地所有者仰仗土地。一言以蔽之，劳动者仰仗的是自身的力气、才能或曰劳动技能，别的两个阶层所仰仗的，则他们所掌握的身外之物，即能够给其所有者带来收入的资财（stock）。
上述三种收入主体中，劳动者处在最为弱势的地位，他们的收入由维持他们自身和家庭基本生活的成本决定。别的两个主体的收入上升，就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因而会促使工资上涨。由此进一步地，从一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动态，就可以判断该国经济状态。一国经济究竟处在繁荣、停滞抑或衰退状态，皆可从工资的动态变化上看到。因为“使劳动工资提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斯密，上卷P.63）；“……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症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的症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症候。”（斯密，上卷P.67）
如此，由分工论始而落于劳动者的收入，将工资高低作为一国经济盛衰的重要法眼，裕民的逻辑与意识清晰可见！
三、资本及其配置论
此系《国富论》的第三个论题，可以简略地称作资本论。论及资本，引出的问题必然是其部门或行业配置，因此，这个论题分两块：一块聚焦于资本的性质及其形成和积累方式；一块聚焦于资本的部门配置及其差异，因而生产力效应差异。这块以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为线索切入。
关于资本的性质，斯密用了一个术语，即资财（stock），由资财引出资本。他将一国或一人所拥有的所有物质财富统称为“资财”，而将资财分一分为二：一部分供当前消费，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能够带来利润。后者即资本（capital）。这样，他所界定的资本，实际上就是能够给其所有者带来收入或者利润的那部分资财（stock）。
接下去又将资本一分为二，即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的特性是靠流通，“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物品，然后卖出去以取得利润”（p.255）就是说，资本只有不断地流通，转换形态才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固定资本的特性是，即便不经过频繁的流通亦可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因为可以“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用来配置无需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斯密，上卷P.256）。固定资本只有不断地靠流动资本来补充，才能得以维持和扩张。
关于资本积累方式及其原因，是通过对劳动的二分论范式引入的。斯密按照是否能直接增加资财（stock）的价值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斯密，上卷p.304）。前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后者的典型的例子是家仆的劳动。斯密认为，把其资财一部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的人，只雇佣生产性劳动者（参见上卷P.306）。显而易见，斯密忽略了服务也能创造价值的事实，因而忽略了服务尤其是家庭服务的价值，这应该视为斯密甚至整个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缺陷。但斯密对资本所有者选择的推断是准确的。
斯密对资本积累原因的分析，是从分析利息率引入的。他认为从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可以窥见资本利润的高低。进而切入资本积累的原因分析。斯密认为，人的节俭天性构成资本积累的基础动因，节俭比勤劳更重要。“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之前，须先有勤劳。…… 但若只有勤劳而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储，资本决不会增加”(斯密，上卷，P.310)。
上述推断的反论是，任何与节俭背道而驰的行为都会损害资本。奢侈和妄为是损害资本的两大杀手。奢侈容易理解，何为妄为？斯密说，“产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都属于妄为（misconduct）。” 最有害的妄为是政府妄为，这个行为主体的奢侈妄为，将导致一国民穷财困。政府妄为造成的损害比私人妄为要大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把它弄得很穷。'(斯密，上卷，P.314)。这个判断，对于反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甚至改革开放前“大跃进”及政治运动等“人祸”导致的财富破坏，都很有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还论述了合约的强制性、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这可视为制度经济学的源头。斯密以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为例论述了他的这一观点：“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程度”；“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二十”。主要原因是法律缺失。“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斯密，上卷，P.87-88）。
斯密之“资本论”具有某种开拓意义，最具开拓意义的贡献，在于对资本性质与原因的分析，恰是此种分析，激发了古典经济学对这个论题的断续关注，关注的一大结果，当是马克思集大成式的《资本论》的问世。除此而外，对资本的分析引出的两个推断，还为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其一政府不当行为或者他所说的妄为对一国资本形成与积累的破坏效应。其二是合约强制性对一国财富增长基础作用。这两个推断，实际上系后世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源头。
四、政府经济政策论
一国实施怎样的商业与宽泛意义上的经济政策才有利于裕民富国？进而，这种政策是怎样形成的？这是《国富论》第三篇探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斯密是通过对欧洲各国农业与工商业制度、政策差异及其历史演化分析来寻找答案的。斯密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政策都不太有利于农村和农业，而有利于城市的制造业和商业。他的主旨是要说明，是什么样的情形导致了这样的经济政策？
斯密先提出了一个财富增长的所谓“自然程式”：先有农业剩余和农村的繁荣，而后才有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个程式是与人的天性一致的。他认为，人类的天性，尤其是资本所有者出于其资本安全的考虑，会按照先农业后工业，最后商业与贸易的顺序去进行投资的。并认为这是进步社会的必然选择。“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斯密，上卷，P．350）
然而斯密对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上千年欧洲经济史的考察却发现，欧洲各国走过的路子，尤其是那些发展领先的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路子，几乎全部都是与上述＂自然趋势＂相悖乃至相反的。欧洲各国的制度和政策都倾向于鼓励都市和工商业的发展，因而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农业与农村的进步。这最终促成了都市的繁荣与乡村的停滞与破败。
斯密认为，历史演化的这样一种程式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变革的城乡难易差别：城市的制度变革比农村容易。他的分析揭示，欧洲历史上城市相对于农村率先形成了三个优势：好的制度或他所说的秩序、好的政府，以及个人自由。“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自由与安全，……在各都市建立了。但与此同时，乡村耕作者，依然受着贵族的迫害。＂（斯密，上卷，P．367）。
相对于城市，农业与农村长期受制于恶劣制度的束缚。斯密特别分析了三种制度性安排及其财富增长的效应：第一种是长子继承权，认为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地改良；第二种是租地合约期限，认为租地期限越长越有利于改良土地，因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英国首创保持最长租期的法律。早在1449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移植到苏格兰。第三种是税负。认为什一税和针对佃农的贡税阻碍了土地改良。在这之外，是针对农产品的坏的贸易政策。中世纪欧洲禁止谷物输出和限制谷物国内交易的各种政策，不利于改良土地。
和城市相比，乡村佃农居住分散，缺乏反抗精神，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反抗。因而使那种恶的制度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因此在斯密看来，城市的制度改良多半是政府和市民联手向领主抗争的结果，是反抗的结果。由于这种反抗，欧洲市民取得自由与独立的时间早于乡村耕作者。这点在法国尤其明显，斯密援引法兰西城市市长议会制度的起源为例：腓力普一世父子为对抗领主，与国内各主教议定：在各大城市设市长和市议会；城市居民组织民军，听从市长调遣。“法兰西市长制度和市议会制度，就是这时创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苏阿比亚王统治下，才得到这种特权。”(斯密，上卷，P.365) 而英格兰则是所有这些制度改良与进步的典范，因而是最大受益者，“自伊丽莎白即位以来，英国立法都特别注意工商业的利益；……英格兰的法律，不仅由保护商业而间接鼓励农业，且有若干对农业直接加以奖励。”“迄今已二百多年了。这样悠长的期间，是人类繁荣阶段通常所能持续的最久期间”。（斯密，上卷，P.381）
但城市的工商业繁荣，反过来会促进农业发展与乡村的繁荣。在斯密看来，好的政府不仅奉行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而且还在刻意鼓励工商业资本投资于开发土地、改良耕作事业。这关乎到一国能否长久地留住已经形成的资本。“无论哪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而获得的资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事业上得到保障和实现，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在资本尚未洒在地面上，成为建筑物，成为土地永久改良物之前，那资本决不能说属于某一国。”因为除非附着在土地上，资本会随着工商业投资者的迁移而移往别处。（斯密，下卷，P.383）
这样不难看出，斯密基于对欧洲数百年国别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认为，裕民富国的经济政策形成的前提与基础条件，是制度变迁，或者他所说的制度改良的结果。城市与工商业的制度变迁比之农村和农业来要容易得多。城市的变革与繁荣，反过来会促成农村和农业的变革与繁荣。斯密揭示的这个历史顺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型国家，也都得到了反复重现。
五、经济学说及其政策意义论
这是《国富论》探讨的第五个论题，也是第四篇的主题。第四篇的标题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自定的目标有二：其一是阐述各种不同经济学说的要义；其二是“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斯密，下卷p.3）。
斯密开宗明义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目标：一个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够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另一个是，“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两个目标的合一，就是所谓裕民与富国。（斯密，下卷，P.3）
这个论题又把分析拉回历史。斯密逐一考察了15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三个半世纪欧洲各国流行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对这些思想与政策效果做了系统的清理与评判。其中关于经济思想，主要聚焦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流派，关于经济政策，则主要聚焦于重商主义的系列政策。
我们知道，所谓重商主义，并非一种系统的理论，而是一种经济思想与商业政策实践的混合，其重心在政策实践一边。因此，沿着重商主义，斯密系统地梳理了各种政策及其实践的效应。包括出口退税、出口奖励、通商条例和海外殖民活动。斯密对重商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重商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颠倒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斯密，下卷，P.228)。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恰是在批判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他认为，人的自私自利天性和交换才能所引出的，是一种人人为自己利益奔忙但最终促进了社会利益增进的状态。这后面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主使：每个人“所盘算的是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下卷，P.27)。
“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是从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一系列恶劣效应的反思中悟出的。基于对重商主义政策各种弊端的系统考察，斯密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经济活动的干预有百害而无一利。政府尤其不可干预资本所有者的投资选择。因为在投资选择方面，资本所有人最有发言权，任何局外人，尤其是政治家都是外行。资本所有人的个人投资选择比政治家要高明得多。“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下卷，P.28）
斯密认为，政治家不应对私人投资指手画脚，而应全神贯注于法律和秩序。“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下卷，P.28-29)。
关于重农主义，斯密论述不多。但观点明确：此系谬论，未曾被任何欧洲国家的政府实践过，因而也未曾产生过危害。“据我所知，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从来未被任何国家所采用；现在它只在法国少数博学多能的学者的理论中存在着。＂（斯密，下卷P．229） 斯密认为，重农主义的谬误，在于片面强调了农业生产者的贡献，甚至把农业作为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而看不到工商业者的贡献。＂这种学说的最大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着做全无生产或不生产阶级。＂（下卷P．241）
斯密以中国为反证，认为中国重农抑末尤其是限制对外贸易的传统，并未导致民裕国富。＂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国外贸易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下卷，P.246）他为中国未能利用潜在的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发展制造业而感到惋惜：＂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众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可观的分工程度。……但今日中国，除了模仿其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斯密，下卷，P.247）
这个论题的一大结果，是斯密的产业政策论，这是从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判引出的。他对那种强调某个或某些产业重要性而轻视别的产业的做法，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产业政策，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过多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撤出，那实际上都和它要促进的大目标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斯密，下卷，P.253）
客观地来看，斯密产业政策论对当今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依然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
六、 政府义务与财政论
这星《国富论》探讨的第六个问题，也是第五篇的主题。第五篇是本书篇幅最大的一䈁，占了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斯密以大量历史材料阐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和公债问题。这些问题的论述，形成了斯密的财政学理论体系。熊彼特认为，斯密提出的这个体系，一度构成“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直到财政学上的社会观点出现为止。”
财政论是以国家或政府的义务为基础展开，从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分别论述的。
先分析支出，从君主或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谈起，进而把这种义务与其需要的支出或者费用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财政支出项目。三个最重要的义务及其支出费用：一为国防及国防费。这是首要的义务，保护本国居民不受他国侵略欺凌；二为司法费及其实施费用，为保障社会中任何人不受他人的欺凌或压迫，这项费用必不可少；三为建立公共工程和维持公共机构的费用。关于这块的费用，斯密只提了两类：一类是便利一般商业活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另一类是教育设施及相应的维持费用。从青少年到各种年龄阶段的教育。
除了上述三个重要义务引出的支出而外，还有一项支出，斯密称之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这费用的大小，随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而不同，随政体形态的不同而不同。＂（下卷，P.374）
接着分析财政收入。分两大块展开：一块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块内含颇多，包括赋税、对资本利润的课税、劳动工资课税以及别的税收，如人头税、消费品税等。另一块是公债。英国大规模发行公债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其制度基础是君主的权力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发行公债的必要性源自对外战争等非常时期国家支出的猛增，而其可行性则是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发达，并基于工商业者对政府的信心。＂一个商人多工厂主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愿意随时都能以巨额款项贷与政府。＂（斯密，下卷，P.473）
然而工商业的发展是有条件的，其中有个条件最为重要，这便是人民对政府公正的信心。“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政府公正基于正规而健全的司法行政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要义，是保护产权并确保人们遵守契约。“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有安全感，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任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下卷，P．473）
不难看出，斯密财政论一条清晰的逻辑是：保障国民安全、维持良好的法律与秩序以获得公信力，是工商业的持续繁荣的制度保障，因而也是政府财政收入得以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制度保障。
七、结论：《国富论》的启智与启示
阅读经典的目的不外乎启智与启示。所谓启智，就是通过阅读祛除个人愚钝而增加智慧。所谓启示，就是期望通过阅读与知识积累，对我们审视现实问题有所启示。阅读斯密，沿着这两个线索去获取思考的营养，当不失为一种简练而有效率的选择。
先看启智。科学研究揭示，人的智商多半是先天造就的，后天学习虽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智商，但却可以开发其既有智商值域的潜力，由以增加智慧。就启智意义而言，阅读斯密国富论，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其治学的志向与情怀。斯密《国富论》通篇贯穿的，是一种忘我乃至无我的那种情怀。这种情怀在《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明确地予以阐述。斯密的原话是：“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确切地说，使人民能够自己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裕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裕民富国”。
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定位于裕民、富国，进而身体力行之，听上去颇与中国学人常常引述的一个说法相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个人的智慧与学问，多半是从忘我的思考探索中提升的。
另一个是斯密分析问题的知识构建。统揽国富论，利用的最多的知识有两块：一块是历史知识，主要是关于欧洲城乡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另一块是现实世界的知识，尤其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英国和欧陆、北美乃至遥远的中国大量社会经济现实状态的描述。较少的从理论教条出发。而他对政治经济学各种说教的批判，则基于大量历史与现实知识。斯密的知识构建与提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多半为后世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悟出。熊彼特的名言是：“科学的经济学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他还认为，在这三门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知识。统计学实际上是观察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可归入现实知识之列。至于理论，他多半持怀疑的特度：“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再看启示，主要是现实政策启示。就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体的背景，从斯密那里能够得到的启示，当不少于四：
第一个是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直截了当的问题是，哪些因素能够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因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斯密的答案是法律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自由与安全。进一步地说，就是这些引出的人民大众对于政府公正的信心。“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而信心的基础在于健全的司法行政制度，是保障财产安全的产权制度：“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有安全感，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任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
第二个是关于产业政策问题。斯密显然是持否定的态度。他的推论有二：一个是政治家比工业家或资本所有者在资本部门配置方面的知识要少，容易导致瞎指挥或他所说的浪费资源的妄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另一个是违反自然趋势。他的原话是，任何鼓励特定产业的说教，试图“把社会过多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在经历了光伏产业一哄而上的惨痛教训之后，斯密240多年前写的这些话，对我们反思产业政策，依然有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完全否定产业政策，至少应该明白，产业政策必须慎之又慎。
第三个是关于防止资本外逃，或曰留住资本或投资的问题。斯密基于深邃的洞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土地所有制，必然是其地产所有国的一个居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可以说是个合宜的世界公民，他不一定附着在某个特定国家。”随时可能携其资本他往。为防止资本外逃，或者留住已经形成的资本，斯密提了两个政策建议：一个是，让资本附着在土地上，没法逃。“无论哪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而获得的资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事业上得到保障和实现，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在资本尚未洒在地面上，成为建筑物，成为土地永久改良物之前，那资本决不能说属于某一国。”（斯密，下卷，P.383）另一个是轻徭薄赋，创造宜业宜居的法律制度与生活环境，而不要老是想着法子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征税。因为资本所有者“会舍弃那种反复盘查以便估计税负的国家，而移往那类既能经营其生意，又能轻松地享受生活的国度。”（下卷，英文版，第5篇第四章）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当今世界，防止资本外逃始终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大问题。斯密的建议，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第四个是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因而国内市场同步发展的问题。对外贸易方面，斯密是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这个看法，完全源自他的分工理论，分工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市场范围决定着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而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又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增进前景。对外贸易能过扩大市场范围，因而能够促进分工深度和广度，进而生产率，进而国民财富。对内贸易或区际贸易发面，斯密举了中国的例子，认为中国内贸不发达是导致经济停滞的一大原因。“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众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可观的分工程度。＂（斯密，下卷，P.247）
在目前，在我国外贸发展受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的情形下，斯密论断的现实意义是，必须尽快降低各种进口壁垒，大力推动国内区际贸易，以维持和深化我国业已发展或深化了的分工。
值得指出的是，若要读懂斯密，须有些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史知识铺垫。以历史知识为铺垫去读《国富论》便会发现，斯密所肯定的许多制度安排，都是他那个时代英国已经实施或者正在实施的，同时得到思想界和实业界的普遍赞同。斯密是一位博学的综合家，他实际上提炼了当时英国知识界已经形成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认识。这点上，熊彼特的说法很有道理：'国富论中所包涵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斯密的创意，多半在于把大卫·休莫、哈奇森等众多思想家的某些思想整合在他的体系之中，由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据此确立了他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
斯密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主要在于他所鼓吹的各项经济政策——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政策等等，都与那个时代英国知识界和工业界的期盼相一致。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当在于最先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自由作用，不仅不会导致社会混乱，反而会带来逻辑上所决定的井井有条的秩序。
《国富论》最大的“卖点”是强调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这种好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还强调地主不劳而获，是冷酷无情和懒惰的，雇主聚在一起就会捣鬼，商人只知道自己享乐，穷苦的劳动者养活着社会其他成员过奢侈生活。
最后，有一点必须强调，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两大目标即裕民富国的顺序是，裕民在前，富国在后。斯密的逻辑很清楚：政治修明，市场广大，分工充分，工商业繁荣，民众的普遍富裕，系政府或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这个顺序不能颠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晚晴以来，几乎所有中国学人，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个顺序搞颠倒了，把斯密的裕民富国变成了富国裕民。何以发生这样的谬误，有待考证。
（2015-6-7初稿，2018年3月2日修改，2019年12月11日再改，2020年1月6日第三次修改）
作者简介：赵 伟：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职于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苏黎世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等国外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以及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等研究机构客座研究员。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等多个领域，涉猎哲学与世界历史等关联学科。迄今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学术随笔三百多篇。著有《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干预市场》等专著多部，以及《空间视野看中国经济大势》（浙江大学出版社）、《阅读大学》等学术随笔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