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的故事

人来到这个世界，便开始了选择生存的苦斗和寻找支撑的追求。从第一声啼哭到最后那句遗嘱，人们在耗尽一生的“选择”和“寻找”后，才使后人揭晓了伟大与渺小，生命的辉煌与暗淡。

1961年的春天，人们不该忘记那辆喷着白气的蒸气机车，把一幕悲剧人物的女主人公———声乐家张权，送到了北方宽敞的、飘荡着欧亚风情的音乐之城——哈尔滨。

这位在京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已经当了4年右派的江南女性，在被押上火车北行时，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可以下车。但是她知道一直往前走便是她丈夫尸骨未寒的地方，现在她仍在这路上。车到哈尔滨了，哈尔滨人请她下车，当哈尔滨人叫着“张权同志”的时候，这位42位的女人竟然热泪滚滚。声乐家和着脚下格格的白雪而呜咽。信任、平等突然都还给了她。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际，饥肠辘辘的哈尔滨人把一杯热牛奶递给这个刚下车的囚犯时，声乐家的心田飓风般震颤了。以至她在发如积雪的暮年还激动异常地说：哈尔滨太难忘了！她在回忆文章中说是哈尔滨使她音乐生命“复苏”了，人生真的有许多事情值得你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对于张权，哈尔滨就是这样的地方。

张权是值得尊重的女性，更是值得信任的高尚的艺术家。她恰巧生于“五·四”运动那年，17岁那年，美丽的小姑娘把船摇过了太湖，考入了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她钟情音乐，学习刻苦，天赋过人。为了学习那首宽广而玲珑的俄罗斯民谣《夜莺》，假期里她专程去上海求师。抗日战争爆发她没有躲回家乡，她跟着学校一起逃难，她与音乐一起流亡。在艰难百端的离乱中，她借来古诺的《浮士德》和威尔第的《弄臣》唱片，凭着想像：

由模糊到清晰，创造故事的意境和人物（《永不反悔的路》）。

学校被一次次轰炸，她们一次次流亡。白天爬山，晚上演出。宣传民众起来救亡。她们唱《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与民族一起流泪、一同战斗。她与音乐一同前进。她拜傅雷为法文老师，伟大的傅雷对音乐的理解与评价，使她对莫扎特和肖邦有了新的感受。

1942年她23岁的年华，她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她与民族同声向世界表明着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心声。张权在回忆这时期的自己时说：

在音乐的海洋里，我常沉溺不醒。那真是一个动人魂魄的世界。（《永不反悔的路》）。

是的，也许她一生都未曾从音乐中醒来。当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已经平静了，她又痛苦地与丈夫、孩子和亲人们挥手劳劳，而与她心爱的音乐再一次一起流亡了。她到了美国旧金山时，口袋里只有15元钱。于是她开始做了清洗工、保姆、唱诗班生、图书管理员、卷片工等等。她的学业更是进步异常。她离开旧金山又考入了纳萨瑞斯学院和依斯特曼音乐学校，并获得了美国音乐文学硕士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艺术家学衔。

她成功了！她获得了无数的大洋彼岸的鲜花和掌声。她自豪地向美国人说：我是中国人，就是大洋边最古老的国家。为了不使人把她当成日本人，她换上了一身旗袍。

她成功了！她谢绝了美国的挽留，带着她的音乐又回到了祖国。

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它传达着普遍的人类精神。在这个王国里，人类情感得到了最美妙的交流和解读。

张权从大洋彼岸回归祖国，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主演了世界名剧《茶花女》，出人意外的是剧中这个“资产阶级”妓女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也感动了刚刚进城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领袖和身经百战的元帅将军，以及参政议政的工农代表。演出100多场，历久不衰。从那个时代的伟人到普通百姓，都曾起立向歌唱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只要是人，肯定需要音乐、需要歌声。演出是成功的，演出是幸福的。在异国他乡，她也曾获得过这般的热烈的祝贺。但那毕竟不是来自她的同胞啊！

在北京，她的音乐之心沸腾着，她又开始从头学习民族音乐，单弦、京韵大鼓，评弹、山东琴书、河南梆子等都在她的吸吮之中。除了登门求师，下班后她常骑自行车到西单、前门、天桥的小戏院、地摊和人们挤在一起观赏民间艺人的表演。她终于领悟了祖国民族艺术的神韵。她的民歌演唱与西洋歌剧的演唱，成了京城人心爱的话题。

她的爱人莫桂新此时是歌剧院大名鼎鼎的指挥家。常常是夫妻同台，妻子引吭高歌，丈夫指手画脚。音乐王国中的人儿多么单纯，多么幸福啊！晚年她撰文称这是她人生的“黄金时代”。她说：“几十年来我常常在内心浩叹：如果永远是那样的日子该多好啊！”

这样的日子仅6年不足，1957年的那场风暴理所当然地袭击了她们。她们的“右派”错误如同小学生不守课堂纪律一样简单。但命运却把她们抛入了绝境。

一个早晨，丈夫莫桂新被关进了监狱。分别时，谁能想到这就是生死茫茫的永别呢？歌唱家痛惜万分地抚摸着指挥家荒凉的额头，慈爱的父亲用自己的胡须亲吻着三个小鸟般的女儿。而人生悲怆奏鸣曲最重的一锤，则是一年后，一封来自北大荒的电报，报告她“莫桂新病死”。艺术家的死亡如此简单，只有这五个字！但它却击倒了张权，她想到了死，想到去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她心爱的丈夫。让我们忍着心痛去读一段她和着血泪写的几句话吧：

我最怕单独在家，他的幻影会时时出现在我面前，我常常在黑暗中与他对话。当我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总以为他从远方归来了。当我走在人群中，总是下意识地四处张望，我想找到他的面孔……（《永不反悔的路》）。

1961年春天，张权被流放到了哈尔滨。哈尔滨人热爱音乐，历史上曾收留过不少音乐家。这个最早演奏交响乐的城市，这个最早高唱《国际歌》的城市，也收留了这位为音乐苦苦流亡半生的艺术家。音乐城的大小窗口传出的歌声和琴声使她驻足，马路和江畔的演奏使她如归故园。她那本来已经枯死的艺术灵魂复苏了。

哈尔滨为她再一次拉开大幕，再一次献给她鲜花和掌声。流浪者发现了只有音乐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她再一次开始学习，开始新的生活，她下农村、走边防、去大庆、赴煤矿……她爱哈尔滨这座音乐城。她说：

啊！这里简直是奇妙的音乐之城，人们对音乐热爱的程度连首都都无法与之比拟。我想，外国有维也纳音乐节、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为什么我们这个音乐城不能有个“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呢？我把这个想法反映给了省市委领导，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了。我到哈尔滨的第一个夏天，“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举办了。这个音乐会使整个哈尔滨为之沸腾，也引起了全国音坛的瞩目。（《永不反悔的路》）

也正是这个“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由她而提出，使她在1966年开始的的“文革”中再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的舞台再次坍塌了。她经历十几次抄家，几十次批斗，被折磨踢打几乎致残。这个身心交瘁、伤痕累累的女人，这个有苦也有乐的厄运多于幸运的艺术家，直到1972年10月才又一次高兴得像孩子似地登台为哈尔滨人演出，歌唱家被剥夺的太久了，还有什么比演唱更幸福呢！她晕倒在了久违的舞台上，台下是暴风雨般的掌声，还有无声的泪水。

10年之后，张权走了，离开了哈尔滨，也离开了所有的人。中国人不该忘记这个伟大女性。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不该忘记这个为音乐奋斗一生的伟大女性。不该忘记这位第一个提议创办“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歌唱家。哈尔滨的街头或江畔，应该为她留一座塑像，让人们看见她就想起音乐、人生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