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梅国画百图欣赏之一

陈少梅，一九○九年出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书香门第，故其印语曰：“家在洞庭衡岳间”。他的父亲陈嘉言，字梅生，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漳州知府，也曾在湖南主持过有名的船山学社，思想比较开朗。嘉言先生工诗文，擅书法，少梅自幼即在父亲的督导下赋诗、习字，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他更酷爱丹青，十六岁时参加了北平的湖社画会，故又号升湖。据说，当时他是湖社画会最年轻的一位成员，也是学习最刻苦者之一。当年旧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画家，许多亦富收藏，陈少梅是借私人收藏临摹起家的。他每借得一件名作来，便如获至宝，躬身烛光之下，彻夜临摹，临习数遍之后，再准时归还画主。经几年磨砺，聪颖加勤奋，使他具备了比较坚实的传统山水、人物画功底；在二十岁左右已于画坛崭露头角。

一九三○年，当他二十一岁时，作品就参加了比利时国际博览会，并获美术银版奖。此时，陈家家境日衰，他不得不以卖画为主。

一九三一年始，他由北京转赴天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从事绘画创作，兼事授徒，并于京、津、沪举办画展，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位早熟的画家。启功先生说：“我比少梅先生虽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成就之早。”据吴云心先生回忆，“日军侵占天津时，陈少梅居达文里，志画为主，不求闻达。”当时的老画家赵松声在天津画坛很有声誉，为同道所尊重。赵画黄鹤山樵一派，造诣很深，与陈少梅所宗不同，而对陈却推崇备至，欣然自居陈下。陈则谦虚坦率，从不自炫其能，一无傲气，更无俗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积极努力于新美术事业，焕发了新的创作激情。

一九五三年底，他由天津回到北京，不幸于次年九月因患脑溢血病逝，惜享年仅四十五岁。

陈少梅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本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虽然对中国画坛也发起过冲击，出现了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潘天寿、傅抱石等一批从不同角度进行革新的艺术家，但大部分中国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还在继续沿着“四王”的路子蹒跚，显然已远远背离了师造化的优良传统，舍本求末，如无源之水，没办法失去了自己的生机。年轻的陈少梅部分地看出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困境，他感到必须找到一条新途，才能挽救中国画的颓势。当然，由于艺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局限，他没有找到最根本的艺术源泉，也没有能够从西洋画艺术中汲取可借鉴之处。但他从被贬斥的所谓“北宗”的艺术中，发现了特异的艺术语言，找到了与自己相近的艺术个性，并希图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他首先从郭熙，然后从马远、夏圭，一起到仇黄、唐寅、吴伟等人的绘画入手，仿佛在混沌中找到了一线光明，在当时，就这一点来讲也是颇为不易的。

陈少梅早期的作品，尚能见到三十年代所画的部分山水和仕女。山水还处在仿古阶段，如仿郭熙《松溪泛棹图》，完全掌握了郭的绘画特点和笔墨技法，“郭熙山水，其山耸拔盘回，水源高远，多鬼面石、乱云皴、鹰爪树，松叶攒针，杂叶夹笔”，及以弧形线条勾勒山石轮廓等等特点，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他的画风。有时，他又将郭熙的鹰爪树、山石笔法与马、夏的斧劈皴揉于一纸（如一九三三年的《雪景山水》）。有时以郭熙的笔致与青绿重彩相结合（如《江畔山居》），这都可以看出他的变通和融合过程。现在所能见到的几幅早期人物画，多为仕女、高士，受仇英、唐寅影响较多，画风柔秀淡雅。他常将人物置于山水、园林之中，既增加了情趣，也发挥了他擅画山石竹木的特长。三十年代的陈少梅，主要是从“北宗”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艺术个性。

进入四十年代，由于卖画生活的影响，他的选材仍然限于山水和历史人物，但是画风有了新的变化，艺术技巧也益臻成熟。山水已渐渐脱去郭熙的痕迹，更倾向于马、夏和浙派画风。人物工如仇英，放近吴伟，无不精能。因其山水必有人物点缀，人物画必有山水环衬，所以，他能在山水与人物的结合中把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冶为一炉，并根据题材和情感的要求，创造了谨细、清秀、粗放等不同的艺术面貌，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谨细者，以《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为代表。《西园雅集图》作于一九四五年，是一件大幅工笔山水人物画，描写北宋时画家兼文人的苏东坡、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王诜家聚会的情景。当年，李公麟即绘有《西园雅集图》，但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南枕头画家马远也画过一件同名长卷。他没有把这一故事局限于王诜的家园，而将那些赋诗、作画、弹琴、题壁、问道的文人置于近乎大自然的环境里，以衬托文人志在山林的情趣。就形式而言，他以鸟瞰的构图为文人画家们提供了可游的深远空间，并将仇英秀雅纤丽的笔法与夏圭劲爽刚健的小斧劈皴交互使用，整体淡彩中局部辅以重彩，形成了一种秀逸而不媚弱、清劲而不霸悍的格调。

与《西园雅集图》同年所作的扇面《桃花源》，是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作，他在区区小扇之上，同样以鸟瞰视法展现了广阔的空间，仔细把玩，右下角岩下溪中泊一叶渔舟，往左往上便是横互在桃花源头与那世外村舍上的人物，显然就是文中的那位渔人，他刚刚穿过岩隙正执着地前行。扇面上部深远处即是那“土地平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境界了。读此画，如身临其境，也仿佛随同那渔人一起弃舟登岸，穿林过山，奔向那无纷乱之争的世外桃源，心境亦会为之“豁然开朗”。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画家构思和布局之巧，竟那样贴切地将语言艺术转换成了视觉形象，那样自然地体现了中国山水画可居、可游的审美特点，并那样巧妙地通过画面或紧或疏的安排，不仅与渔人也与观众由惊异而豁然的心理取得了共鸣。另外，我想，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一位画家，选取这样的画材不是没有想法的。它很可能借此说明身隐囹圄而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希望人民能过上桃花源般的安静生活，从面临的战乱中得到解脱，它反映了画家这一善良愿望。《桃花源》虽然只是件很小的扇面，但从创作态度和构思技巧来说，足可称为陈少梅的一件精品。一九四七年，他再度以此为题，作《桃花源诗意长卷》，在另一种章法里把我们带入了那诗的境界，不仅章法更加奇异，语言更加熟练，他那借古喻今的艺术思维方式也进一步趋于高妙，“想得耕田并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的人生理想是益加深沉了。

四十年代，陈少梅还创作了一批格调清秀的人物画作品，《采菱图》、《芦汀渔女》即属此例。《采菱图》作于一九四一年，表现了一位水乡妇女驾舟采菱的情景。中部画一株枝条秀美拂垂水面的秋柳，右下、左上芦草坡角映衬，加以水墨淡彩，交织出一首采菱的清歌。右上题七律一首：“苕溪秋高水初落，菱花已老菱生角。红衣绿髻谁家娘，小艇如棱不停泊。月落青山起暮烟。湖海十里镜中天。清歌一曲循归路，不似耶溪唱采莲。”此画以秋景点缀，仿佛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就其山水技法而论，由于题材和情思的特殊性，处理得比较柔秀，它们虽然都有马、夏和浙派山水画家关于处理的墨色韵律，常常在州头、坡角形成墨色浓度的焦点等特色。然而又不似前人那样刚硬乃至霸悍，这是经过作者的个性消化过的艺术语言。

陈少梅四十年代的作品，还有一种较为粗放的意笔，这显然是他在笔墨成熟以后放笔直干的一种变格。人物如《东方朔》、《达摩》等笔法率简，有吴伟、张路遗风，与他所画仕女迥然不同；兼及山水、人物者，如《风雨归舟》（一九四一年，又称《江风海雨》），得益于古代浙派大家健拔劲锐之力，其技巧绝不在古人之下，他在题记中说：“郁郁勃勃觉江风海雨瑟瑟生指腕也”，并非虚语。更加简炼些的《秋山赏云》（又称《琴罢赏秋》），人物视线投于飘渺空际，尽得画外之画、诗外之诗的余韵，均可见其一番超俗之心。直到五十年代初，这种清逸心境仍有表现，如《观瀑图》，石用大斧劈皴，苍劲泼辣，松用中锋笔，劲如屈铁，水纹则流动似狂草，观画如闻瀑泄浪激松鸣之声，在此自然之仙李白呢，还是词人苏轼呢？如果我们广义地认识“画如其人”，那么，艺术家对于某种形式风格的偏爱，也无不透析出他的气质和精神面貌。由此，也可以说，这种粗放的意笔，流畅的气韵也体现了青壮年时代的陈少梅在那污浊的社会氛围中，对于生命力的渴求。

在吴派艺术走向下坡路的情况下，陈少梅传浙派薪火，对于继承和发展浙派艺术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体现了欣赏趣味的一种除旧更新的规律，他当时的局限是还没有最终跳脱传统的范畴，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诚然，艺术的欣赏有传统的继承性，如同京剧的传统剧目一样，山水、花鸟、古装人物等传统艺术样式也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并对后代提供它的艺术价值，借古人之形言今人之意也仍然是一条艺术思路，但它毕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相应地发生变革，因为艺术最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把握了时代脉搏，反映了时代精神。这个命题，陈少梅如同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画家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踏上这一新的探索途程。